绿色金融引领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_风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引擎。近年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社会杠杆率逐步攀高，通过单一要素投入推升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将更多的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经济发展结构逐步向绿色化转型。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发生了转变。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悄然发生变化

就内在目标而言，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要注重增长的速度，也要兼顾增长的质量，充分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就外部约束而言，随着环境治理的外部性不断加剧，粗放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经济发展需要贯彻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向绿色化转型，确保从实现“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跨越的同时，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需要重塑。结构调整，金融先行，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金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采用“金融指挥棒”来实现经济底层逻辑的重塑。绿色金融应运而生，它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向经济社会注入新鲜的绿色血液，打通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节点，以定向实现绿色部门的产出增长和技术进步来满足发展中的内外部约束，同时促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有效上移，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重塑。

二、绿色金融在重塑经济增长逻辑中的作用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和兹维·博迪等人提出的金融功能框架，绿色金融完全可以通过发挥金融的各项职能来重塑经济的底层逻辑，满足经济增长的外部约束，最优地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内在目标。

绿色金融通过动员绿色投资和激励社会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绿色金融通过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各类绿色金融工具将居民部门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动员社会资本向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的投资转化，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投资水平。从绿色部门来看，这将极大地缓解绿色部门的金融约束，有利于绿色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并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推动生产率提升；从政府部门来看，绿色金融集中社会资本，使绿色发展的核心力量由以往的政府为主转变为市场为主、政府引导，这对于经济的低碳转型具有更大的成本收益优势；从居民部门来看，绿色金融工具同时满足社会责任投资的需求和获取适当投资收益的目标，实现激励相容。

绿色金融通过形成环境资源的市场价格机制来优化经济结构。绿色金融通过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和金融工具，为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等环境权益赋予了市场公允价格，让环境污染成为经济生产函数中能够量化的要素投入，从而将污染的外部性内在化。从环境资源层面来看，环境权益的价格将成为与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同样重要的经济活动信号，引导经济活动主体对环境权益的优化配置，更节制和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从市场定价层面来看，绿色金融工具的交易为绿色资金确定了价格，使市场利率能够反映项目的外部性，从而自动达到体现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均衡水平，引导资金流出具有环境负外部性的行业，流入环境正外部性的行业。价格机制的形成，为资本向绿色部门配置提供了更高效的市场手段。

绿色金融通过金融工具来实现绿色资源在时空上的转移。绿色金融通过各类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实现绿色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在时间层面，绿色金融通过银行体系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将大量分散的中小投资和短期投资集中起来，与绿色投资的大规模和长期限相适应。既解决了绿色投资的期限错配问题，又克服了资本市场参与者因为资产价格频繁波动所带来的短期行为；在地区层面，绿色金融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推动资源从禀赋匮乏向禀赋丰富的地区转移，使得新疆、西藏等绿色资源丰富但是资本稀缺的地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经济发展的资金，有利于缓解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行业层面，污染排放的定价使得排污变得成本高昂，资本从污染水平高、碳资源稀缺的棕色部门向污染水平低、碳资源密集的绿色部门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向符合禀赋结构的方向转变。

绿色金融通过分散、转移风险来管理绿色投资。在绿色金融专项工具层面，企业通过绿色金融为污染治理和绿色项目进行融资，可以实现成本和风险在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担，缓解企业绿色投资的激励相容约束，提升企业参与绿色投资的积极性。例如，我国的绿色债券就呈现出融资成本比普通债券更低的特点；碳远期、碳期权、碳掉期等绿色金融衍生工具为企业提供了基于环境权益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能够更高效的发挥环境权益的经济效益。在银行体系绿色金融融资层面，绿色金融通过银行体系为经济体提供了绿色投资的跨期风险分担。我国稳健的银行体系长期存续，银行可以通过在不同时期中均衡损益来防止资产价格过度波动，实现绿色项目投资风险的代际摊销，极大地缓解了资本在绿色项目投资上的激励相容约束。

绿色金融通过引导资本配合绿色产业政策来支持产业体系建设。在信用传导层面，在更宏观的层面，绿色金融通过信用传导机制，在信用创造的过程中引导资金流向，从而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通过信用传导机制引导银行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方式，限制信贷资金向高耗能、高排放的棕色部门过度投放，增加商业银行对低碳、环境友好的绿色部门贷款，从而配合绿色发展的产业政策，优化贷款结构，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在货币政策层面，绿色金融还可以通过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使用绿色金融工具来定向释放资金和调节利率，引导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配合绿色产业政策，自上而下地打通绿色金融向绿色产业的支持渠道。

绿色金融重塑经济增长逻辑。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绿色金融引导资金从棕色部门向绿色部门优化配置，重塑经济增长贡献的行业格局。资源消耗型的棕色部门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达到行业周期的晚期，继续投资扩张无法带来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而绿色部门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极大的缓解了金融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可以快速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绿色金融利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本投资和企业生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增长中的环境外部性问题，调整经济增长和自然环境之间失衡的关系，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从国际经济增长格局来看，绿色金融释放绿色部门的生产力，能够抢抓先机提升绿色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产业链地位，使我国在全球碳中和的背景下获得经济增长的先发优势。

三、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思考

绿色金融能够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通过使用绿色金融“指挥棒”的方法与策略，促使绿色金融效用最大化释放，使用最优路径对经济增长逻辑进行调整，以期能够使绿色金融的发展更加健康与稳定，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中实现正外部性。

首先，健全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健全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是保障绿色金融能够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机制中生根发芽的基础。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发展规划等，从根本上规范绿色金融的定义、边界与实施路径，保障其健康稳定发展，防范引发系统性风险。同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大创新力度，通过发展新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解决绿色投融资所面临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问题。

其次，绿色金融标准与国际接轨。在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时就需要与国际接轨，防止出现低规格的绿色金融，或是将来实现二次升级，节省经济绿色化转型的时间成本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绿色金融的实施标准一步到位，才能够让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符合当前时代的要求。同时，标准的接轨，也正向引导经济增长预期，未来能够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牺牲长期效用的短期增长。

第三，以市场的手段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金融政策和产品在政策范围内使用市场化的手段发展才具备可持续性。绿色金融政策可以通过市场向绿色部门进行资金成本的传导，由于金融成本的降低，绿色部门可以短期内实现总产量的提升。此外，棕色部门在获取绿色金融过程中的失败，会倒逼其实现技术进步，向绿色部门转化，从而实现长期均衡。即长期来看，绿色部门的占比和总产量都将提升，促进经济向低碳转化，并防止环境污染。

第四，积极的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绿色金融发展。尽管绿色金融的利率政策能够提升绿色部门的总产出与占比，但是绿色金融的支持是有上限的，其无法突破利率的底线实现产业补贴。绿色财政政策可以发挥基石和引导作用，与绿色金融政策的灵活与效率相互配合，实现优势互补，使绿色金融的发展更符合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更好地促进经济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