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主动，不被绑架——就杨笠事件再答同学问_风闻

   性别话题真的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谈杨笠事件的文章之后又有一位Z同学评论说：

    “老师，我有一点不明白。我常常看到这样的观点，大概是资本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男女内斗是受到挑拨的愚蠢行为。但是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互联网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比如用“黑木耳”“粉木耳”“公交车”来形容女人，女孩的照片下面经常有“三年不亏”评论。非常惭愧的说，十一二岁的我相信过这些，也用这样的视角去观察过其他女性。但我不能在这里发现资本的挑动，这好像只是来源于一些男性的恶意，并且被很多人见怪不怪或者娱乐化了。但现在的互联网却很难再看到这样的言论，男女间的斗争好像是有必要的呀，仍然有处处可见的，对女性的恶意（比如昨天我还收到了性骚扰私信，这不是第一次，它有时候甚至来源于本校的男生），我觉得这样的斗争有必要有意义。毕竟，虽然很多人说着资本的压迫，但并没有人说要怎样反抗，它好像只是个堵住不满的女人的嘴的工具，与其这样，不如还是接着吵性别矛盾吧。至少吵到今天，我可以大大方方的拿出卫生巾，改变了嫁个好人家这样传统的想法（老天我小学热爱男频爽文，甚至觉得三妻四妾是可以理解的），希望能够通过努力工作，而不是化妆打扮赢得认可。是不是有点偏题了，好像和老师的主题也不是太近了，但我确实很迷惑，虽然不能像张桂梅校长那样伟大，但关于性别矛盾的争议（或者说针对普通男性的批评？），不也是一种有意义的进步吗？ps我要叠个甲，我其实不太关心/了解杨笠，我看到这里只是想起了我的疑惑。”

    Z同学说得非常好，但因为我对她的回复远远超出评论区的字数限制，只能另开一篇放在这里，并改为第三人称。

    Z同学引用的那些猥亵、侮辱女性的言论，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也仍然是屡见不鲜的。我很清楚这些，因为我也时常能看到。这种下流言论，当然要由发言者本人负责。这些人应该被揭露、被痛斥，屡教不改的应该被曝光、被社死，严重的还应该被依法追究。

    如果有人以“这是资本的锅，不该追究个人责任”为由来为这些流氓分子开脱，那不但极端糊涂，极端荒谬，而且虚伪、懦弱、卑鄙、可耻，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充当了压迫与侵害女性的帮凶。

    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怎样博大精深，说得怎样头头是道，但如果像Z同学指出的那样，总是被人徒托空言，用以故弄玄虚，文过饰非，对摆在眼前的女性遭到歧视、侵害、骚扰的事实视若无睹，甚至用来封她们的嘴，捆她们的手脚，令她们不能发声，不能反抗，哀哀无告，沉冤莫白，那就是这种理论（如果这种理论的出发点确实是好的）的最大耻辱。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也最巧妙的损毁，恐怕并不是正面攻击它，而是打着它的旗号，以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宏大叙事”，来拒斥和阉割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弱者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将他（她）们的不平、反抗和求助之声封冻在沉默的、空想主义的巨大坚冰之下。

     而另一方面，我在10月27日评杨笠的文章中也指出：

    “不管杨笠这样的人身后有什么背景，她能让人们关注到我们社会里仍然存在的性别歧视、性别偏见、女性的人格与权利不受尊重、发展空间受到打压等现象，这都是好的。

    为此而去嘲讽那些有性别偏见、不尊重女性的男性，我认为也是好的。”

    换言之，如果杨笠的言论——乃至所有那些“煽动男女对立”的言论与行为——确实有助于改善广大女性的处境，确实打击了那些不尊重女性的男性的气焰，那么这种正面的作用实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它们就肯定到什么程度。

   所以Z同学或其他任何一位受到压迫骚扰的女性，如果确实感到那些“男女矛盾”“性别对立”的话语及其传播者为自己镇了场子撑了腰，打了仇人解了恨，因而肯定这些话语，甚至也加入这样的话语，利用这些话语进各种各样的改善自身处境的斗争，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能以此来实现或帮助其他女同胞来实现合理诉求，也完全没有问题。

    同时我认为Z同学这样的女同胞们需要注意这样一点：

    你是要利用这些话语，而不是反过来被这些话语及其背后的势力所利用。

    这是当代女性应有的主体性、洞察力与斗争艺术。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沈逸教授在分析杨笠事件时谈到——当然他是口头讲的，我不能不作一些整理和补充，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的原视频：

   1.杨笠所代言的京东早在2016年就加入了英国驻华使馆发起的“性别平等”项目。而她能代言英特尔与奔驰，肯定也是经过西方金主挑选的。

   2.这类“性别平等”项目是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市场的一道门槛或者说准入许可：例如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会根据“性别平等指数”来发布企业排行榜，排名靠后的企业就会遭到西方公众的冷落乃至抵制——这正是西方建立国际话语霸权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对非西方企业的“服从度测试”。京东等企业为了拓展市场，不得不低这个头。而你一旦低了这个头，人家的头就昂得更高了，人家“帮助女性”“推动男女平等”的“光辉形象”就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也树立起来了。

   3.而这就掩盖了一个事实：性别不平等之所以重新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改革开放后引入了西方企业的经营模式。此前，在公有制、集体制下，“男女同工同酬”是得到了实现的，因为在那时，女员工的生理问题、生育、抚养小孩等特殊需要作为一种社会成本由集体、国家承担了下来，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女员工的待遇。比如那时企业会办托儿所、幼儿园，并不向女员工收取费用，也不会因此而扣减女员工的工资待遇。而在私有制企业中，由于女员工的这些需要企业不愿意负担，就会或明或暗地降低女员工的实际收入（比如招聘时倾向男性，导致女性因为就业机会减少而不得不“自愿”接受更低的工资待遇），或者迫使女员工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来获得一样的收入，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男女同工不同酬。

   4.所谓“性别平等”项目，往往还变成了企业高层的一种为自己牟利的寻租行为。比如在京东，按这些项目的要求，员工的性别比例应该平衡，但是那些较低层级的部门如物流快递因为对体力要求高，天然不适合女性，所以男性占了绝大多数：据沈逸视频下的一位网友透露，京东快递部门，男性31.5万人，女性3.5万人。低层这个性别比例不可能改变，那怎么实现性别平衡呢？当然就是大量吸收女性进入那些较为“高级”的部门，比如采销客服等等。据该网友透露，京东女性员工共28.52万人，除快递部门3.5万人，IT部门0.4万人外，其他部门24.62万人。而女性员工的待遇是怎样提高的呢？京东物流岗一年内经过了3次较大幅度降薪，采销客服岗三年经过6次较大幅度涨薪，其中2024年1月1日涨幅达100%，其他幅度不低于20%。换言之，看上去是给女性涨薪，其实是给高层涨薪，并减少低层的薪酬来补这一部分涨薪——采销客服岗如此，更高层的岗位当然不问可知——而3.5万底层女员工的薪酬状况其实是和31.5万男员工的薪酬一起恶化了的。这其实是以“性别平等”“女性地位提高”来掩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附带说一下：我本人不赞成抵制京东，因为我知道京东也不容易，别说以上我是转述别人的说法并无确证，即使有确证，这些也是一切私有制企业的常态（据说京东对一线员工算好的了），我们总不可能都去抵制。

    5.西方的“性别平等”“跨性别”等运动，往往沦为或本来就是党派斗争的工具，并且用来控制非西方国家。美国民主党炒作性别议题最厉害，但希拉里•克林顿不照样随夫姓吗？而反对性骚扰的Metoo运动在美国戛然而止了，就是因为“反性骚扰”这个话题是为了反对特朗普而炒起来的，但后来发现民主党的金主和票仓——好莱坞正是性侵、性骚扰的重灾区。在中国，2014年也曾有“弦子指控性骚扰”事件，使得央视某男主持人黯然退出舞台。但2018年，章文事件暴露出亲西方的“自由派”的严重性侵、性骚扰记录的冰山一角后，这个“运动”在中国也就偃旗息鼓了。据悉，有某种势力的代理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搞这些运动就是为了针对某Party，否则不如不搞。”

    所以你想借用某些运动来为自己发声和维权，是可以的。二战时邱吉尔解释一贯反苏反共的他为什么支持苏联抵抗纳粹德国时说：“假如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一定在国会为魔鬼说好话。”但前提是你要弄清这些运动是怎么回事、是些什么人在推动、你们之间共情与共识的边界在哪里、怎样才能不被这些人所裹胁和绑架。

   当然，我认为解决性别问题的正道决不是什么“男女对立”，而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现阶段的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资本是男女共同的敌人”，这句话如果硬套到每一个具体案例上，逻辑线太长，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有时候会显得生硬、苍白，但它原则上是对的。

   就拿Z同学列举的那些下流的言行来说吧，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可能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或者说当今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势力，做了两件事情：

   1.物化女性，将女性的容貌、身体作为消费品来出售——当将这些作为实体消费品时，就形成了卖淫；当将这些作为符号和景观来销售时，又借助了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就形成了几乎无孔不入的色情文化——相信每个上网的人都会对此有所感受。这当然会耸动很多男性的低级趣味。正如Z同学勇敢地承认的那样，她一个女孩都曾经受到这些不健康的文化的影响，“也用这样的视角去观察过其他女性”，何况那些男性呢？

   2.实行并传播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和拜金主义的婚姻观，实际上等于“按资分配交配权”，加之向劳动者施加了沉重的工作谋生负担，造成大量收入较低的男性处于性压抑、性苦闷、性焦虑的状态。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调查：月薪2000以下的男女，每周性生活达2次的仅占22%；月薪2000~5000的男女，每周性生活达2次的仅占26%；月薪2万以上的男女，每周性生活达2次竟高达43%以上。换句话说，“富人”连性生活频率，都是“穷人”的两倍。《中国职场人群性生活调查报告》显示：40.1%的职场人认为自己身体被工作榨干，“性福”不起来。还有媒体调查表明80%的外来农民工处于“性匮乏”状态。在一次问卷调查中，能“一周有3次以上性生活”的工人比例，女工竟然为0%，男工也仅有5%。这就是被某些人百般奚落嘲笑的无数“普信男”的生存状态。

    不难推断，以上两个人群（受色情文化毒害的人群和收入偏低的性苦闷人群）及其关联人群（其孩子等），尤其是这两个人群的交集中，是容易产生Z同学所说的那种种下流乃至变态的言行的。这个分析不是替他们开脱——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是试图呈现这种现象的客观背景。

    所谓斗争，当然应该针对做出那些恶劣言行的个人（无论他有什么原因）进行打击惩治，更应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制并批判资产阶级物化女性的腐朽文化和拜金主义价值观；还应该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正，最终消灭产生这些东西的土壤。当然，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少数素质极低的人，对这些人进行个别打击就足够了，也不应把帽子扣在全体男性头上，否则一句“男的都这样；男的本性如此”倒等于减轻了他们的责任。

   这是男女劳动者共同的根本利益所在。

   在共同斗争中，才有男女的互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