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技术越发展，人们心态越炸裂_风闻

赛格特约作者  青柳

2024年10月下旬，波兰一家名为“OFF”的电台解雇了其所有记者，并宣布启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主持人重新开播。

一位抗议者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打击。这可能会开启一个新世界，在媒体行业工作多年的资深员工和在创意产业工作的人员将被机器取代。

波兰是欧洲近年崛起的高科技重镇，首都华沙目前聚集了超过3000家高科技企业和130家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的谷歌、高盛，中国的腾讯、TCL都选择在波兰进行布局。

2023年6月，英特尔公司宣布计划斥资最多46亿美元，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建设先进封测厂

所以，一定程度上，波兰电台的记者和美国好莱坞的编剧，以及中国数百万的出租车司机——恰好都是高科技发展迅速的国家，几乎同时因为AI技术的突破进入了职业阴影。

更令人忧心的是，未来这样的现象可能会更频繁出现。东盟与中日韩区域内经济调查监督机构“AMRO”称，以东盟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为对象进行了估算。其中，日本被AI自动化可能性大的就业岗位比例高达14.4%，紧随其后的是同样事务性工作较多的中国香港（9.5%）和韩国（9.1%）。

无可否认，长期看，AI等新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解放人类，但短期看，如果一项技术在发展和铺开的过程中，不能带来就业，反而造成突发性大规模失业，那么争议便是必然的。

技术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进步

历史进步主义者相信，科技进步会带来产业进步，也会解决就业，摩擦性失业会在历史维度里被消化掉。

人们相信AI、芯片、高端制造等等这些炫目的科技，最终一定会承诺一个更加理想的未来——至少从就业来说，人人有体面的工作。

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

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大概就没这么乐观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的一日三餐，如果在几个月内被自动驾驶夺走，他不可能不战战兢兢。而这样的家庭，占据了社会的绝大多数。

根据《2023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2.8%；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9.1%；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8.1%，可见服务业仍是解决就业的主力。

数据显示，2023年，美团骑手高达745万人（较2019年增加86.7%），滴滴司机约1900万人（比2021年增加600万人）

从现状和趋势来看，服务业是就业岗位供应的主力军；从企业规模来看，中小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崇尚高科技的语境，要有最先进的AI，要有最高级的芯片，要有一批明星产业和明星企业。

但是就业并不高大上。它未见得那么高端，就是普通的工作，吸引普通的消费，满足普通的需求。所有炫目的创造，如果找不到日常生活里的消费场景，恐怕很难对就业有太大的贡献。

所以技术抢走工作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当技术取代人工之后，如果没有相应的服务和消费场景，没有相应的民生基础，这就是一种零和博弈。

一位被自动驾驶抢走工作的司机，很难想象他还有多少机会再进入一个“高端行业”。这时候如果他找不到另一种简单的、低门槛的、能够快速进入的工作，陷入绝境的概率只怕不低。

科技惠及普通人，社会才有希望

正如前文所说，解决就业不能忽视那些普通的、简单的工作，不能忽视民生相关的服务和消费领域。

7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了19个新职业，这些职业将被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新增的职业既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这种尖端工作，也有相当的新工作指向了普通的消费、服务领域，网络主播、版权经纪人、滑雪巡救员、会展搭建师等，都属于此类。

这是值得鼓励的趋势，职业发展应当适配消费和服务场景的细化，给普通人更多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尖端。

这当中有一个职业颇值得关注：用户增长运营师，定义是“运用数字化工具，从事企业或机构用户增长、管理及运营等工作的人员”。

事实上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不难理解，其实就是运用各种工具——上至AI大模型下至小程序、短视频等，去寻找消费用户、搭建消费场景。

这个职业门槛并不高，在一些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快餐店长、商店柜姐、农民主播、应用工程师等，都可以在简单培训后成为用户增长运营师。

据统计，该领域从业者数量以千万计。2023年，相关人才需求在150万左右，超六成相关岗位薪酬在8000元以上。

汉堡王通过数字工具进行用户运营

而他们也可以为商家带来自有流量，这不依赖于“算法利维坦”这种集中化分发模式，而是给每一个具体的商家带来属于自己的商业渠道。

这种模式“奖励”每一个努力的中小企业，它们不需要去内卷有限的“平台推荐”，每一个建立连结的消费者，都属于自己。

而这或许是技术一种更加理想的归宿——技术并不只是用深沟高垒把自己圈成一个充满宏大叙事的禁忌之地，相反，它应该进入普通的消费场景，去拓展出新的生态空间，也为千千万万中小商家和普通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前不久，国务委员谌怡琴在福建调研时曾提到，近年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蓬勃发展，技术进步更新了传统工作岗位，企业用工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劳动者提供了新就业选择。

国际竞争压力下，国与国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产业的竞争，但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更新了传统工作岗位”的表述值得注意，这意味政治家必须考虑技术的负外部性，引入就业视角来看待技术的突破与扩散。

对人社部来说，公布19个新职业，意味着对这些从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生长出来的新职业的命名与肯定，更显示出一种以民为本的底线思维。

何种高科技，何样就业岗位？

基于国际竞争带来的卡脖子压力，2019年之后的中国舆论场，突出了对“硬核科技”的赞美。不过，细究下去，与其说是对硬核科技的赞美，不如说是对“看得见”科技的赞美。

芯片、新能源汽车、光刻机、大飞机……这些看得见的科技产品，通过大量展示而获得国家荣耀与民族认可。

然而，人们爱用“硬核”来称呼技术，但这个词本身意味着对民用、生活、烟火这种语境的拒绝。

富士康重返郑州，最大的变化在于引入了生产线的自动化设备，这直接减少了数万岗位需求。美国大选前夕，全美码头工人协会组织大罢工，除了涨薪要求，另一个诉求就是要求资方十年内不得引入自动化设备——保就业数量是罢工的核心目标。

所以，普通人在欢呼硬核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就业岗位消失的可能性。这一点，欧美产业工人显然更为清醒，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则容易在遥遥领先的情绪中迷失自我。

事实上，那些看起来也许并不“硬核”的技术应用，反而可以给普通人带来肉眼可见的生活改善、就业提升，比如音视频标准，比如LBS技术，比如小程序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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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AI这样的前沿技术，直接落地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冲击和产业震荡。这时候，产业生态的重要性就变得格外重要。

如果一个平台是强算法逻辑，对中小企业更多是控制和汲取，那么由其手握AI利器，结局多半是一场悲剧；如果一个平台是强生长逻辑，平台只是提供技术工具，并给予规则、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那么不仅对中小企业，对广大就业者也将更加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