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重振和对房地产的抱残守缺_风闻

回上海已一周有余，几天前早餐偶遇一位，在2007-2010 与我在上海有交集的德国商界人士。他曾是德国运动鞋PUMA的高管派驻上海5年，现任美国全球最高端吉它企业的高管，负责亚洲和中国；他和我分享了乐器行业正在大陆经历的可怕萧条，提及中国钢琴市场曾是全球6成，北京取缔校外辅导导致市场锐减90%。

上海市某区领导在与我的一次交流中，直言今年财政亏空预计60到70亿人民币之间，为年度预算的约15%，尤其是土地财政肯定回不来了，中央出台的房地产救市对比上海现状，杯水车薪应该无力回天了。上海作为大陆经济增长曾经的龙头，依托的是中美中欧间的贸易和投资，如上述德裔美国高管过去和当下的亲历亲为。上海外资的大幅退潮，本土民营企业难以填补空缺，商业土地开发和出让给民营企业们以税收和投资密度考核作为地产证发放依据，是治标不治本，尤其考虑到环线内商业房地产空置率4成左右，环线外更是高达8-9成。

大陆地方城投企业和房地产大户恒大们的，累计数十万亿的天量负债，背后是无数总包商分包企业和供货商的巨额应收款的，血本无归；任何不能如庖丁解牛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救房市举措，如果不能化解这一导致尤其民营经济资金枯绝的根源瓶颈，就是对房地产经济的抱残守缺，不可能根本扭转房地产对大陆经济增长的拖累。问题是大陆居民的住房短缺，已经在新冠前被根治住房供应供大于求，商业用房更是因电商企业雄起存量冗余增量大多无效投资。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房产经济占GDP比例，大陆依然近20%完全难以为继，10%也许是改进住房和低收入社保房刚需的最大可能。从土地财政向资本市场融资转型，实现大陆经济下一轮增长的企业和财政资金保障，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关键问题自然就是，在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财政部密集出台相关举措后，地方政府应该有何作为？

我在“中国大陆还能学习德国什么？”一文中，提到大陆当下人均国民产出12720美金，类似德国80年代初的水平。（见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86090）如果我们希望在未来40年实现德国当下人均48718美金，需要净增人均至当下3.8倍。鉴于大陆国民产出已高达126万亿人民币，未来40年该数据增量将至少为350万亿人民币，由此增加的制造和服务供给，如果内需如同改革开放过去40年只能吸纳其60-70%，也就意味着全球需要额外消化大陆经济的100万亿以上的（出口）供给，即大陆当下经济总量。考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量萎靡不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年均1-2%，其市场饱和和贸易保护对大陆经济增长只可能是未来制约而不是增长市场空间；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对大陆增长目标的保驾护航，需要的就不是继续对大陆经济房地产曾经辉煌的再造，而是对资本市场面向未来的做大做强，战略转型金融强国。

为此地方政府最该有作为的领域，无疑是如同德国实体经济过去40年的成就，即营造中小企业能脱颖而出的社会经济治理环境，帮助它们中的出类拔萃者成长成就成未来的世界隐形冠军们。作为一个美国德国和法国全球最一流企业的前高管，我参与见证了德国人均国民产出从13462美金，飙升至48718美金的全过程；完全了解德国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精心呵护支持，可为和不可为，及其地方财政的相得益彰。从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第四阶段到第九阶段，其估值的增量往往是数百上千倍，所以德国政府财政从中央到地方，过去40年从来没有捉襟见肘，国际资本市场对其投融资信誉评估，始终在7国集团中名列前茅。

大陆经济当下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亡羊补牢，更需要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有所为和房地产有所不为，和相关战略性市场化服务平台的必要转型营造。北京是时候把这一经济增长战略刚需，放到议事日程上了。

孟凡辰博士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于上海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