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_风闻

　　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而美国杂志《福布斯》日前公布二零二四年度最富有国家及地区排行榜，澳门实质人均GDP高达十三点四万美元（约合一百零七点三九万澳门元），于排行榜上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而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最近公布的二零二三年三月至二零二四年三月期的住户收支调查结果，本澳目前人均每月收入为二万零八百一十五元，人均坚尼系数为0.324，较二零二七/二零二八年的0.315略高0.009；若扣除政府津贴及援助，人均坚尼系数为0.396，显示澳门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因此，澳门目前的社会矛盾，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基本吻合，因而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指示，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进一步提高澳门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实际上，近年来澳门居民的收入中位数占「GDP」的比重一直不断下降。即使是在收入中位数本身也不平衡，是少数高薪的公务员和博彩从业员扯高了多数低收入的普通打工阶层的数据。尤其是博企的利润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为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最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劳动报酬「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大多数人感觉「做多赚少」；另一方面，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博企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收入和福利。

　　在经济发展人均GDP排行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同时，各种副作用也开始浮现：飙升的房价和物价让许多澳门人吃不消，有人选择到邻近的珠海买房，每天过海关回澳门上班，降低生活开支。赌场吸引了大量外籍移工，让资源分配问题再成焦点。同时，阶层跨越比较难，据说百分之七十的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中，豪门家族掌控着赌场、房地产、金融等产业，土著居民掌握着大量的房产。

　　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及学历高低、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由于收入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澳门特区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和发展。实际上，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保持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的问题，让全体特区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也是巩固和发展「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果的必然要求。

　　因此，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在政府财政较为充裕的情况下，还富于民，做好第二次分配，尽量消除分配不公，就是特区政府施政的当务之急。这两者之间，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

　　当然，只是单独强调「分好蛋糕」或「做大蛋糕」，都是并不全面，也不足够的，必须两手一起抓。要「分好蛋糕」，就首先必须「做大蛋糕」。如果「蛋糕」的份量不够大，质量不够好，即使是怀有多好的「分好蛋糕」的理念及方法，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在「分好蛋糕」之后，居民们心情舒畅，安居乐业，当然也就激发起「做大蛋糕」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得更大更好，这又为进一步「分好蛋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由于澳门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尤其是博彩业占据整体经济的较大份额，要「做大蛋糕」，除了是继续发挥博彩业的龙头产业作用之外，更要设法实现经济适度多元。这不但是在经济方面发展「做大蛋糕」的需要，也是维护澳门经济安全的要求。而鉴于澳门缺乏资源及面积细小，土地资源匮缺，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端优秀人才严重不足，这就必须与内地进行区域合作，借力使力，促进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并把澳门建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分好蛋糕」，这关乎到澳门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幸福感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因此，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DP」是体现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至于有部分年轻人自感不幸福，除了是客观因素形成之外，可能也与属于主观因素的「期望值」过高有关。主要是他们眼高手低，对自己有较高的期望。实际上，不但是在澳门，就是在内地，年青人都希望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可拥有豪宅靓车。现代大学生的确变得比过去更加爱慕虚荣。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虽然也会一边读书一边兼职，但他们多属是为了赚取学费及生活费；相反的，现代大学生却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物质欲望。很显然，整个社会风气、观念及态度的转变是造成大学生有赚快钱、发大财的想法。大学还没毕业，心里就有了远大的志向，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利双收的大老板。但从学校真的毕业出来，面对现实的工作，并不像他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容易，又开始萎缩当初的初发心，最后导致待在家里沉迷于网络，整天无所事事。这种社会浮躁的现象普遍存在。

　　青年人有物质追求，并不是罪过，经济建设就是要让大家都过上好生活，与过去那种猪屋狗窦彻底告别。适当的「忆苦思甜」是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得知今天的较为富足的生活来之不易，才知澳门回归的好处。总之一句话，一步登天是不现实的，总要有一个奋斗的过程。当然，政府也应注意照顾年青人的需求。这并非是向他们「派银纸」，而是加强人力培训，让他们提高就业竞争力，及制定最低工资政策，兴建适合新婚青年的经济房屋和「夹屋」等，使他们能有一个相对公平及有利的环境，自我奋斗，自我拼搏，也能得到他们所要的幸福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