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城市里至今还保留着“知青办公室”？_风闻

从1969年到1975年共有2.9万北京知青到延安市各个区（也就是延安地区的各个县）插队，他们大多数都回到了北京，只有差不多250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永远留在了延安，所以现在的延安市仍然保留着“知青办”这个编制，负责处理这250多名知青的现实问题和各种困难。那么他们是怎么留在延安的呢？我只讲一个将军的孩子的故事。以下是作家、摄影家黑明的述说：

杨泽芳是个小矮个儿，看上去显得很老。我问他多大，哪个学校毕业的。他说：“1952年的，44了，老了。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上学也在北京。我是北京九十六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毕业都快30年了。”

我问他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北京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说：“军人家庭。家里没人了。我父亲曾经是空军部队的一名中将，母亲当年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我小学是在八一学校上的，小时候享受的是一级保育，父母很宠爱我，我是父母唯一的独苗。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生活上也没受过什么苦，要说家庭条件的话，可以说非常优越。”

我说那么好的家庭背景，为什么插队，为什么不早点回去。他说：“插队开始后，按照规定，我作为独生子应该是’免下”的范围。但当时和我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又是同学的晓红因为她父亲被打成了黑五类，所以她必须下乡接受再教育。晓红的父亲也是一位高级军官，和我父亲是最好的老战友，他们一起当兵，一起打仗，包括我母亲和晓红的母亲也是解放前就在一个部队工作的战友，关系就像亲姊妹一样。

所以，晓红要去插队了，她的父母还不知让造反派关押在什么地方，我父亲对我说，“晓红的父母都在难中，晓红这次插队走得这么远，我和你妈商量想让你陪她一起去延安，好有个照应。其实我当时不想来，因为很多同学都不来，都想等着上大学或者是去当兵，我们当兵很方便，说走就走。但是父母已经商量过了，我只好按照父母的意愿陪同晓红来了延安。

好像是1969年1月初来的延安，具体是哪一天，我就不记得了。

到延安后，我俩才知道没分在一起，而且相隔将近300里路。当时把我分到延安县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插队了，把她分到富县直罗公社的一个村子了。

时间不长，我就主动要求调到晓红插队的村里。从此晓红像亲姐姐一样关心我，我的衣服都是她洗，我也像亲弟弟一样帮助她，什么重活都不让她干。

“第二年初，晓红被抽到知青汇报团回北京给周总理和中央汇报演出，汇报完回到延安之后，她被留到延安歌舞团当了专职演员。她离开村里后，我感到很孤独，也很寂寞。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谈恋爱，但她走了之后，我总觉得很失落。为了能离晓红近一点，我就通过我父亲的秘书，1971年10月把我安排到了当时的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归空军管，我父亲的秘书说了就算。

“到民航站工作的第二年，我就被送往西北军事电业学院学习了两年。毕业后为了晓红，我又回到了延安民航站工作。那时民航站离歌舞团很近，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我经常去她那里吃饭，她也总来民航站找我。

“1973年初，我们互相之间都表露了另外一种感情，从此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知道了什么是爱情。那年我21岁，晓红22岁，她长得很漂亮。

“1974年4月21日上午，晓红突然来找我，她很少在上班的时候来找我，一般都是下了班才来。那天她来很激动，给了我一张晚会票说，晚上7点延安大礼堂演晚会，有她的新节目演出，让我一定去看，说完她就走了。没想到晚上我正要出门，结果来了附近工厂的一名女知青让我给她指导一下拉小提琴，大家都是北京来的知青，也不好意思推辞，为了情面，晚上我就没有去看晓红的演出，一直在给那个女知青教琴。估计晓红给了我票，她知道我的位置，所以她发现我没去。等她演出结束后，就跑到我的宿舍找我，也看到了那位女知青在我宿舍，尽管我跟那个女知青并不是很熟悉，也没有任何别的事情，但晓红还是有些怀疑我。当时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很不高兴。我本来想给她解释一下，当着那个女的我又没好意思，心想过两天再给她解释也不晚，反正自己没做亏心事。

“没想到连着两天她都没来找我。第三天一早，来了两名公安局的干警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叫杨泽芳，我说是。结果他们说找我调查晓红的死因，我这才知道晓红写下两封遗书和一封绝命书，喝了一瓶’乐果’自杀了。

“当我得知晓红自杀的消息之后，自己也想自杀，当时真的是不想活了。很多人劝我，都说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千万不要想不开。也都觉得晓红太可惜，认为她太轻率。这事发生之后，我实在不想在延安待了，感觉在延安很痛苦，一个月后，又通过我父亲的秘书把我调到了天津民航站工作。虽然离延安远了，但每天还是想着延安，想着晓红，每当想起那件事情就不由得流泪。那段时间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瘦了很多。

“没想到去天津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也就是6月18日下午，在我上班的地方突然出现了几名公安干警，有延安的公安，还有天津的公安配合，他们当时就拿出了逮捕证，给我戴上手铐让我跟他们走。第二天，就把我押回了延安。一个月之后，以伤害罪的名义给我判4年刑，送到了延安最大的劳改农场姚家坡。

“判我的刑我没有埋怨什么，一心想着就是为晓红赎罪，毕竟她是因为我死的。在监狱里，我没有和任何人争吵过，每天一句话都不想说，可以说那4年把我的性格彻底改变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想说话。其实过去我不是这样，就是那次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1978年6月17日，我的4年刑满，按说应该离开姚家坡，但监狱管委会把我又留在了劳改农场的新生砖瓦厂工作。当时我很不甘心，第二天就跑到铜川坐火车回北京想去找父母，没想到回到北京家中之后，只有从小带我长大的保姆田大妈在家。我问爸爸妈妈去哪儿了，田大妈哭了，她说你和晓红的事，还有你进监狱的事你爸爸妈妈都知道，他们都很难过，而且都去世了。还说我父母不让她走，让她等着我。听到田大妈的这些话，我当时就瘫软了。没几天我就告别了田大妈，回到了劳改农场的砖瓦厂，从此哪儿也不想去了。至今我父母住过的房子国家还没有收走，我准备退休后回去住。

“刑满的第二年，通过我当年插队的大队书记介绍，认识了一个农村姑娘余秀芳，后来我们结了婚。

1980年初砖瓦厂停产，我被调整到陕西劳改局的新川水泥厂，新川水泥厂也是劳改释放人员组成的，还不如砖瓦厂，呛得要死，很辛苦。

“1982年7月的一天，新川水泥厂的管教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宣布，说我无罪，并且说已经把我从前科犯改为正式职工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怎么也不想在监狱的水泥厂干了，毕竟那里都是些犯人。平反后，我离开水泥厂回到了当年插队的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让村里人知道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坏人。好在村里人都理解我，也同情我。就这样，我又在村里当了将近5年农民，为一家人的吃喝，每天都要上山劳动。”

我问他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他说：“1986年底，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延长油矿管理局找到高鹏飞局长，我把我的不幸遭遇给他说了之后，他很爽快地答应给我帮忙。时间不长他就把我安排到了青化砭油田井下作业队当了工人，从此高局长把我从农民转成石油工人，在野外修井已经整整10年。包括我老婆也是高局长给安排到油田工作的。其实我特别感激高局长，要不然我肯定现在还是个农民。我常想去看看高局长，但听说他调到西安去了，我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他。”

杨泽芳最后说：“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谁也不怨，只能怨那个年代。晓红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她，忘不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果她还在的话，我们肯定早都回北京了。她走了22年了，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给她上坟。”说到这里，杨泽芳又一次流出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