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座人类学博物馆奠基人林惠祥教授_风闻

成长

林惠祥(1901-1958)，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1901年6月1日，林惠祥出生于福建晋江县一个小商之家，其曾祖父曾在台湾经商，但到其父林毓鉴时已家道中落。林惠祥自幼随父在台湾生活，宜统元年(1909年)回到故乡石狮蚶江读私塾。他自幼聪颖好学，1911年考入福州东高学堂，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因家况日差,无法支撑他继续求学，他只能在家自学。1919年,他陆父回到台湾，后转往菲律实，在一家米厂任书记员。因对商业不感兴趣，他在工作之余，仍自学诗文不辍。

1921年，陈嘉庆创办厦门大学，林惠祥以同等学历考取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在厦大学习期问，他成绩优良，连获甲等奖学金2次，并在厦门中华中学推任史地和社会科牧员。1926年，他从厦门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是厦门大学第一届唯一的文科毕业生。1927年秋，林惠祥考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跟随美籍教授拜耶(H・O・BEYER)学习人类学，仅一年时间就顺利毕业，获人类学硕士学位。

1931年，林惠祥回厦大任教，在顶澳仔的私宅里设立了一处文物展览室，展出私人收藏的考古、民族文物标本三四百件。1934年，林惠祥将文物展览室扩充为“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后正式命名为“厦门人类学陈列所”主要目的是“供给厦大历史社会学系应用，并供附近中小学参观”可惜后来因为战乱，筹备工作一度中断。

1933年，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成立，从1934年到1936年，在陈列所主任郑徳坤的主持下，文化陈列所陆续收集了部分福建地区的文物，其中以泉州唐墓出土的随葬品为主。这部分藏品后来也尽数移交给了人类博物馆。

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炮击厦门岛，厦门大学的文物、图书受损严重。厦门沦陷后,台湾“总督府”联系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要求派人前往厦门大学察看。次年，这些文物标本被运到“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教研室”(白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博物馆前身)。1945年台湾光复后，厦门大学商请台湾大学协助追回文物标本“19小箱”。其余文物除少量仍收藏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博物馆外，下落不明。

1956年10月，此时的林惠祥已经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病症，但他仍未停歌，带病继续工作，白天到人类博物馆上班，晚上坚持撰写书稿论文。1958年2月13日晚，林惠祥在伏案工作中突发脑溢血，洁然长逝，享年57岁，他的骨灰安葬于厦大思源谷旁。

林惠祥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博物馆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厦大培养的杰出人才代表，是我校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学术领袖。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将毕生都奉献给了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不仅留下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而且还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他仰慕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的精神，倾资办馆，将个人含辛茹苦采集、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标本和图书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为创建新中国第一家专科性博物馆一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惠祥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还有他熠熠生辉的高尚人格。他为厦门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学科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以校为家的人。时至今日，我们仍会时常缅怀他，希望能更好地继承他的学术遗产，在他开创的基业上不断开拓创新。

工作

1928年，林惠祥回到祖国。5月，被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聘任为著作委员会特约著作员。后又转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并参与该院民族学组研究工作。1930年9月，林惠祥受聘回到厦门大学任教，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担任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及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惠祥携家人连同多年考古搜集的文物、图书，避居南洋。在新加坡,他受聘为南洋女中教员和《星外》半月刊编辑。1939年冬，担任马来西亚槟榔屿钟灵中学校长。1942年，日本侵占南洋，林惠祥携家人避居后港务农。从1945年秋至 1947年夏，林惠祥主要在新加坡参加由陈嘉庚主持的有关南洋华侨筹账会活动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并参与《南仟回忆录》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抗战胜利后，林惠祥于1947年夏重返祖国，回到厦门大学继续任教,担任历史系教授。1951年，他将毕生搜集的上千件珍贵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在他多年的呼吁奔走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成功设立，并由他亲任馆长。直至离世前，林惠祥先后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后又被选举为厦门市人民代表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1957年9月，林惠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就

林感祥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却是辉煌的一是他着生命危险，深入台湾裂地。成为我国系统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也是他，多方考古探查，发现了福建省内多处史前遺迹，更是他，确立了我国人类学体系，莫定了我国人类学学科的基础。

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东南地区以及东南亚的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研究,曾在1929年、1935年两次只身冒险深入日本侵占下的台湾，对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研究，并搜集了一批圆山遺址史的石器和高山族文物标本带回大陆。在抗日战争时期，林惠祥虽避居新加坡，生活困苦，但仍坚持调查研究。1941年，他发现了马来亚吉打史前洞穴遺址，挖据出一批珍贵的旧石器时期遺物。在厦大任教期间，他也经常到福建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参与调查和发现了武平、龙岩、长江、国侯等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

他对民族文化和中国民族的来源及划分系统等问题，朗多创见。他的《文化人类学》一书确立了中国人类学体系，对于中国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到见解，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同期，他又撰著〈中国民族史》(上、下两册)，对中华民族的来源、历史发展分类系统等问题见解独到，是当时中国民族学专著中最完整详尽的一部。此外，他还先后出版〈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奠定了中国人类学有关分科的基础。在南洋研究方面,林惠祥先后撰写了(南洋人种总论)、《南洋民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论文，还编译〈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等专著，成为中国研究南洋问题尤其是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他一生留下专著18种，论文和译文70-80篇，实为一位十分博学高产的学者。

魅力

林惠祥不仅在学术上成就丰，在人格魅力上也令人敬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带着一家老小到南洋躲避战乱，虽是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仍不忘保护多年搜集的珍贵文物，带着它们一起远渡重洋。因为不想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他只好放弃了所有教职工作，避居乡下务农。在生活极其艰苦，几乎食不果腹的境况下，林惠祥仍千方百计地保护着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料。在南洋期间，林惠祥积极提倡、参与捐资筹赈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和陈嘉庚、徐悲鸿等爱国进步人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回国任教后，因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反对内战，1949年初，厦门国民党当局在溃败撇退前夕，将林惠祥拘捕入狱。幸运的是，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厦门，林惠祥方幸免于难。

林惠祥虽出身小康之家，但他生活非常俭朴，为了建成人类博物馆，他将多年辛苦搜集，陪他辗转多地的上千件文物标本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厦门大学。在博物馆成立后，他还经常将家中物品拿到馆中供数学使用。此后，他还把自己仅剩的，位于顶澳仔的1幢楼房捐赠给了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