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躁动：真理与事实的内在关系_风闻

       要理性认识“发达与落后”。中国当然如同何祚庥院士所言：“我们比过去是进步多了，但是在高端技术前沿，中国比美国落后几十年。”这是实话，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目前中国对发达西方国家来说，技术应用的规模效应对美国构成的竞争优势对欧美国家而言确实是一种“威胁”——拜登和耶伦没有看走眼：AI技术应用的规模远超过美国——中国的AI技术应用开发人员规模超过美国的三倍还多（尽管中国高端AI技术水平差距还比较大，但是在一般应用领域，比如无人驾驶等领域中国的实体经济产业链规模世界第一）。      

       拜登的忧虑就在于美国长期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过分依赖“知识产权”许可的“长臂管辖”遏制他国的发展。这也是拜登强迫台积电回美国投资建厂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一个优势：就是面向应用，而不是片面强调应用技术的水平有多高。比如中国的码头装卸的无人化模式中长些车辆的定向无人操作技术采用的“地面磁钉导向”技术实际上是国内早已普遍使用的“无轨伸缩门”技术+程序控制定位。成本其实很低，也很可靠。也就是说，每个集装箱从装卸到位置确定都是在事先在数据库里有了确定的位置，程序照此执行就可以了。     

       就是中国人熟知的：“不选最贵的，只用最合适的”做事逻辑。这种思维意识源自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医不是有个“辨证施治”观点吗？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源自自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所以复旦大学的王德峰教授一再强调：“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如果把中国古代哲学否定了，中医也就没有了。”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自古以来的自然科学领域没有形成理论的体系，只有闪光点（比如圆周率和勾股定理），而西方诞生的牛顿定律、电磁场论以及近代的量子理论等等中国没有贡献。为什么会这样？陈嘉映先生在其《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中国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有详尽的解析。陈嘉映认为：历史上中国人缺乏对纯知性的偏好和追求。这实际上与农耕文化思想和皇权至上的诉求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线是“士大夫政治文化”，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首先要做官——“科举中的”。       这也就是：“民治诉求，清官上书，圣上下诏，民谢龙恩”的历史轮回。       

       陈嘉映认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一个关于阿基米德的传说，讲罗马人攻占叙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盘上画一个圆，罗马士兵打进来的时候，他护住沙盘，说“不要动我的圆！”这个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腊传统中才会有，在西方传统中才会有。 ”             

    《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中有这样的概括表述：“中国比较早的时候的文化比较一般是用“夷夏之辨”这样的说法来进行的。什么是华夏文化，什么是蛮夷？某种意义上蛮夷就是没文化，华夏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用华夏去化蛮夷。一般说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中国人都认为中华文明、华夏文化是文化，是最高的文化，最好的文化。西方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希腊人也跟中国的古人一样，把自己看作是文明人，把周边的民族看作是barbarians。但是比如希罗多德（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的作者），他在《历史》，也叫《希波战争史》这本书里头，也说到希腊的文明、文化是最好的，但是他这个最好很大程度是在跟别的文化比较了之后得出的。这跟中国有点不一样，中国人不是在比较了之后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而根本就是把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当做不言自明的，当然这种心态和看法，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强烈地改变了。”      

       总而言之，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里反复强调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应具有的“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是推动发展的基本要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这至少是中国当下遇到的问题之一，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求清醒的认识。

        陈经的这篇文章（西方破落户_风闻  https://user.guancha.cn/main/child-comments?id=53423135）似有很多偏颇，至少是没有对中西方的科学发展史进行过必要的理性解读。有差距并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有没有清醒的认知——这是中国人当下需要有的觉醒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