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余威：万隆会议后泰国为什么送来质子？华夏焦虑症根深蒂固！_风闻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期间，周总理和泰国旺亲王进行友好商谈，泰方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表赞同。回国后，亲王说服总理披汶·颂堪，着手推动中泰邦交正常化。

与中国建交按理说算不得什么难事，此时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外交原则已成为世界通用范本，泰国只需要照本宣科即可。可奇怪的是，泰国却放着现成的外交条例不用，而是跑到故纸堆里找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送人质！

最终他们选定国家首席顾问乃讪的一双儿女送到中国，这两人也成了人类外交史上的最后一双质子！

泰国这一波匪夷所思的操作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他并没有把中国当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平等国家，而是把自己自动代入朝贡体系下的藩属国角色。

虽然此时距离中华衰落已有百年，但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眼中，北方那个国家就是不一样！

一、挑衅：从西南夷到东南亚

在现代行政区划中，东南亚一般泛指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上的一系列国家的总称。然而，在更广义的地理概念上，东南亚区划应该还包含我国云南、贵州以及四川南部广大地地区。这种地理上的统一性，在地形图上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出来。

历史上，华夏王朝最早打交道的“东南亚”国家，在史书中被称为西南夷。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夜郎自大”的夜郎国。秦朝时期，始皇帝就已经开五尺道，将这些地方纳入版图，但西南之地不在三十六郡之列。因此，秦朝大概率是对这些地方采取了羁縻政策。

受限于史料，也无法得知秦当时如何处理与这些地方的“国际”关系。

秦朝灭亡后，汉朝受限于国力不足，放弃了这些地方，封闭关隘，隔绝往来。汉武帝时，朝廷意外得知夜郎国在南越国上游，并据此制定了一项联合夜郎，奇袭南越的作战计划：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在这种战略的驱动下，汉武帝派唐蒙与当时西南地区的霸权国家夜郎进行友好磋商，并在名义上将夜郎纳为郡县，而让夜郎王的儿子当县令。由此可见，所谓夜郎自大，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试想一下，夜郎要是不知道汉朝有多大，怎么可能会接受汉朝的领导呢？哪怕是名义上的也不行啊！

这些小国之所以在政治上接受中原王朝的羁縻，除了忌惮汉朝的武力之外，更多的还是贪图汉朝的红包：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

可一旦中原王朝往这些地区渗透，威胁到他们的自身安全或者利益，他们就是另外一副嘴脸了。

西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告知汉武帝，自己曾在西域意外看到四川的土特产，追查之后得知是从身毒也就是今天的印度传过去的。

汉武帝顿时醒悟，那帮西南夷居然向汉朝隐瞒了一条黄金商道！

汉武帝于是派人前去探路，结果西南夷翻脸不认人，前后十多批使者遭到监禁。历史上，滇王和夜郎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出了那句“汉孰与我大”的千古奇谈！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作死挑战大国？难道真是无知者无畏吗？恰恰相反，他们就是太清楚中原王朝的底细，才会问出这样的话。

历史上由于重山险阻，气候闷热，物产贫瘠等原因，中原王朝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对西南夷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如果大军劳师远征日费千金，只为了夺取一块守不住的地方，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无疑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但亏本买卖不代表中原王朝真拿他们没办法，如果朝廷真的不计代价南征，这些西南小国都得被中原的铁掌拍碎。

于是，这些西南小国就会想了，北方的大军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开过来，他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于是“夜郎自大”式的挑衅就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了。

可一旦真的碰到了北方的底线，这帮家伙会无比丝滑地一键三连：上表，请罪，求原谅。

我蛮夷也，天朝大人大量别跟我计较！

比如上文所说的夜郎王，这个家伙一开始相当头铁，在南越特别军事行动中拒不配合汉军行动。汉灭南越后为了杀鸡儆猴，转过头就灭了另外一个不肯配合的西南小国——且兰国，夜郎王见状立马就跪了，“夜郎遂入朝，以为夜郎王”。

夜郎王这种时而头铁，时而顺服的玩法，也就成了后面几千年间西南蛮夷跟中原王朝的外交范本。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诸葛亮时代的蛮王孟获。

随着西南夷地区逐渐被华夏驯服，这种夜郎自大式的现象被与他们同属一个地理单元的东南亚国家所继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菲律宾。

这家伙对华外交的惯用伎俩，就是不停地在南海张牙舞爪，试探中国底线，如果没有碰到底线，那就往前拱一步。可只要一看中国脸色不对，他就会立刻服软说好话，反复强调中国投资的重要性。

中国这种国家，矜持而又好面子，常常放不下大国架子，去跟这些蛮夷撕咬。只要他没有触碰自己的底线，这种无知蛮夷挑衅是可以被原谅的。

但在有些情况下，中原王朝的容忍度会变得非常低，那就是你威胁到我的核心关切时，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弄死你！比如大小金川土司，他们原先在版图上毫无存在感。但随着中原王朝对青藏高原完成实控，正好处于入藏咽喉的大小金川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这种地方是不可以左右摇摆的，中原王朝在这种事关命脉的的咽喉要道上，必须追求确定性！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所以，你只能选择绝对臣服。要是胆敢头铁，花八千万两白银砸也要砸死你。

二、依赖：来自亚洲第一大市场的诱惑

除了挑衅之外，合作也是大东南亚地区与中国邦交的主旋律之一。

正如菲律宾渴求中国的投资一样，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于古代大东南亚地区来说是个无法拒绝的诱惑。以至于古代西南夷和东南亚国家，对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到了堪称如饥似渴的地步。

提起朝贡贸易，一般人想到的厚往薄来，赔本赚吆喝这些词。但实际上，皇帝的赏赐在朝贡贸易中只是占了小头而已！真正的大头，是跟着朝贡使团一起前来的贸易商队。

这些人靠着使团打掩护，无论是海关还是陆卡都会对他们一路绿灯，这是普通商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朝廷当然也知道这些猫腻，为了杜绝弊端，明清时代对这些国家的朝贡频率和朝贡规模都做了严格规定。

但结果仍然禁不住这股朝贡热！比如说泰国，按规矩他应该三年一贡，使团规模不许超过百人。但实际上他却是一年三贡，使团人数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

对于这种明目张胆薅我羊毛的行为，爱面子的中原王朝其实也只能选择息事宁人，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总不能因为这种蝇头小利，就把关系搞僵了吧！

三、纠结：欢迎反霸，不许称霸

除了经济需求外，古代东南亚国家同样需要来自中国的军事制衡。只不过这种需求多少又带着几分纠结。他们既渴望中国的武力来帮他们维持地区秩序，避免东南亚地区出现一个霸权国家。但他们同时又极度害怕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气场强大的大国、强国。

在这方面，泰国应该是感触最深的一个国家。

在明朝永乐年间，泰国的前身暹罗也是东南亚一霸。那时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有一个横跨马六甲海峡的国家叫满剌加。这个国家原先没有国王只有税务官，是泰国霸权下的一个附属势力。照例每年要上交40两黄金给泰国作为保护费，不然就要挨打。

而此时恰逢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了控制马六甲这一战略要地，特地把满剌加从泰国手上解放出来，给他们立了国王，从此这个国家就改头换面，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藩属国。

在朱棣之后，明朝正统年间又在泰国北部、老挝、缅甸一带设置三宣六慰作为势力范围的延伸。

站在当时泰国人的视角来看，那就是他四面八方都被明朝势力给包围了，这不是妥妥滴霸权国家嘛？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400年后，同样也是中原王朝对东南亚的干预救了泰国一命。

清朝年间，东南亚崛起了一个地区霸权——缅甸贡榜王朝。

这个国家一度横扫东南亚，极盛时甚至在1766年将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打得灭了国。

当时朝廷里只有一个叫郑信的太守，和现在泰国却里克王朝的开国太祖郑华跑了出来，这两人到南方沿海地区依托地形苟延残喘，在缅甸的铁拳下苦苦挣扎。

可仅仅一年后，这个郑信就收复了故都，建立了吞武里王朝。

郑信对外宣传说是因为有天神保佑才让泰国光复成功。但他没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天神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弘历。

1767年，恰逢第三次清缅战争爆发，清军攻入缅甸境内，缅甸为了应对清军的压力，不得已从南线调军北上。这才让泰国捡回一条小命。

在这之后中泰关系出于抗击贡榜霸权主义的需要，开始变得密切起来。

后来郑华篡位，杀害了郑信，还欺骗清朝说是郑信的儿子。乾隆虽然知道真相，但出于国际战略的需要，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然而，历史上中国救泰国可不止这一次。

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野心膨胀，控制了老挝柬埔寨，想要称霸东南亚，泰国首当其冲跟越南交上了火。这场战争持续了九年，但泰国没死不是因为他们多厉害，而是北方的大国出手了。鲜为人知的是，这场泰越战争跟中越两山轮战几乎是同时开始，又同时结束的。

两国分别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给越南放血，场面一如当年。正是因为这种历史积淀，对于东南亚来说，他是即希望我们反霸，却又十分害怕我们称霸。

在中越战争前，新加坡李光耀拧巴的表态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纠结的心理。

他一方面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希望中国出手制止越南的扩张：“一旦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中国是否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最后被迫靠向苏联？”可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越南：中国需要表明自己不是另一个凶恶的大陆帝国。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曾反复强调不称霸，这个不称霸可不是称霸世界，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在东南亚谋求霸权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不称霸的承诺是说给东南亚这帮家伙听的。可几十年的误解，哪是几句话就能消除的呀！

行动永远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

在自卫反击战中，我们对越南首都见好就收的做法，恰恰是东南亚国家最乐见其成的。也正是从那以后，中国才取得了东南亚的谅解，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外交空间。

文史君说

虽然我们经常对东南亚在中美外交中左右摇摆，以及在领海问题上妄自尊大的挑衅感到不满，但这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长达千年的外交常态，是大国与小国之间不对等博弈的必然产物。因此，中国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度量不妨放大些，守住我们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剩下的就随他们蹦跶吧，一如过去几千年。

参考文献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

袁灿兴：《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天地出版社，2022。

郭建龙：《三千佛塔烟云下：东南亚五国文化纪行》，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

（作者：浩然文史·西北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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