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拍张桂梅，为啥《山花烂漫时》的口碑完胜《我本是高山》？_风闻

转自公众号“芸婉笔谈”，作者苏芸婉。

摘要

文章主要探讨了两部关于张桂梅校长的影视作品《我本是高山》和《山花烂漫时》的不同口碑和评价，并分析了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我本是高山》通过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包装成信仰和性别对立，而《山花烂漫时》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张校长与学生之间的温馨故事。文章指出，这种差异源于现代影视创作者对人类纯粹情感的质疑，他们往往倾向于展示人性的复杂性，而忽视了无私奉献和纯粹同情心的存在。创作者的思维局限性限制了他们对未知领域的想象力，他们往往专注于权谋和利益，难以理解无私奉献的行为。

文章强调，尽管存在这样的创作倾向，但依然有人坚信人性中的善良与同情是永恒不灭的。创作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将真实的情感和人性的光辉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而不是过分追求所谓的“深度”和“复杂性”。文章最后指出，影视作品的创作应该回归到讲述一个好故事的本质，关注真实的情感和人性的光辉，以触动人心并给予观众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启迪。

同样讲述张校长的故事，《我本是高山》与《山花烂漫时》所获得的口碑和评价截然不同，这种反差并非仅能用创作水平高低来概括其本质差异。

《我本是高山》利用张校长的事迹作为外壳，将儿女情长包装成信仰，刻意改变艰难处境，以制造性别对立。这不禁让人质疑，是否旨在通过制造舆论对冲，以减少第一点的关注，并故意将第二点塑造成这样，从而激起性别对立。原本从党性角度讨论的问题，瞬间转变成了性别对立问题。由于性别对立问题现在被视为政治错误，许多人开始盲目反对女权主义，支持这样一部无法理解党性的电影。

而《山花烂漫时》则另辟蹊径，它以更加细腻温婉的笔触，描绘了张校长与学生之间那些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如同春日里漫山遍野的山花，虽不起眼，却以其独特的芬芳，温暖了每一个读者的心房。在这部作品中，张校长化身为一位慈祥的长者，用他的智慧与爱心，默默滋养着每一颗年轻的心灵。

总的来说就是，在《我本是高山》中，张校长的办学初衷错综复杂，既承载着亡夫的遗愿，也融入了她个人的抱负，她努力彰显出一种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相比之下，《山花烂漫时》中的动机则显得清晰而直接：山区的女孩们迫切需要这样的教育机构，当地居民强烈渴望改善她们的生活条件。张校长挺身而出，勇往直前，以这一朴素的动机为核心，编织出的故事显得更加有力。

这种差异的产生，源于现代影视创作者对人类纯粹情感的质疑。他们常常倾向于展示自己所缺乏的特质。在创作过程中，多数创作者热衷于探讨人性与情感的深度，深入剖析人性的复杂性，为正面角色赋予缺陷，为反面角色发掘优点，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真实”与“可信”的标准。

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往往会对主角无利可图的付出进行深入探究，试图找到利益驱动的解释，否则便认为作品显得虚假、夸大和空洞。创作者的思维局限性限制了他们对未知领域的想象力，他们往往专注于权谋、投机和追求利益，因此难以理解为何有人会无私奉献，为何有人会慷慨赴死。若无法理解这些行为，他们只能构想出种种理由和借口。

人们喜爱小孩的天真无邪，不忍见到她们受苦，哪怕自己再苦再累，也愿意伸出援手。这是人的本能情感，无需解释，无需理由。同情心是生物族群为了繁衍而刻入DNA的。然而，那些热衷于探讨人性的创作者，在此时反而不再相信人性。

他们质疑，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纯粹的同情心是否还能保持其原有的纯净和力量。他们描绘了一幅幅人性阴暗的画面，揭示了在利益面前，人性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在这些作品中，人们为了私欲和权力，可以背叛亲情、友情，甚至放弃对弱者的同情与帮助。这些故事让人心寒，仿佛人性的光辉在现实的洪流中逐渐被淹没。

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坚信，人性中的善良与同情是永恒不灭的。他们相信，在每一个冷漠与自私的背后，都隐藏着对温暖与关爱的渴望。正如那些默默奉献的志愿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同情心的力量，无论世界多么冷漠，他们始终愿意伸出援手，给予他人关爱与帮助。

创作者已受到利己主义的异化，不再信任人性，不再将人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每个人的行动都必须有其目的或动机，不是出于利益价值，便是出于情绪价值。恶人被看作是利益价值的体现，善人则被界定为情绪价值的象征，这种刻板的写作模式，实际上是对人性最缺乏人性的探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何在某些情境下，党组织的作用和党员身份并不被特别强调。原因在于党的要求和理想具有极高的纯粹性，以及对奉献与牺牲的极致追求，这种纯粹性往往难以被广泛理解。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张校长的形象被赋予了更为现实主义的特质。《山花烂漫时》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是因为它回归了故事的核心——叙述一个简单而纯粹的故事。该作品并未过度渲染张校长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将关注点置于她与孩子们、社区之间的互动和情感联系上。这种情感的真实和直接，使得观众能够产生共鸣，感同身受。

《我本是高山》则试图通过复杂的人物动机和心理描写来展现张校长的内心世界，但这种尝试反而让她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观众在试图理解张校长的同时，也被迫去揣摩创作者的意图，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感染力。

今天，我们的很多艺术家、创作者，理解不了时代，融入不了时代，跟不上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在我看来是必然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你让他写长征，他就只会写爱上一个女人，跟着队伍走，莫名其妙走完了长征的故事。你让他写谍战的，他也是写爱上一个女人，就放弃了党国的高官厚禄，成为我党的地下党，偷各种地图。你让他写战争，他就写战士怕死，因为他自己怕死嘛，你让他写伟大的时代，他既不知道什么叫伟大，也不知道什么是时代。他就知道怕死，谈恋爱，只有谈恋爱的时候可以不怕死，这就是他理解的伟大。

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是什么？就是没有文化人格、没有文化担当的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需要人民的艺术家。

在创作《林海雪原》期间，作者曲波曾在一个夜晚伏案痛哭。当他的妻子询问原因时，他回答道：“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充分表达我对那些牺牲战友的深情。”自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在民族革命、阶级革命以及现代化的宏伟历程中，亲历者往往缺乏表达的技巧和能力。许多红色经典作品实际上出自放下武器的战士之手，而那些真正具有文化素养、掌握表达技巧和能力的人却往往拒绝参与这一进程，导致历史叙述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许多书写者在扭曲我们的集体记忆，在重塑我们的集体记忆。我们所谈论的虚无主义，实际上是指当今所说的虚构的虚无。

但是今天望向中国的影视市场，却会发现这样的图景，想好好拍东西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拍一些东西的未必做得对地方。多么尴尬的图景，管虎拍了《八佰》，却在剧作中的人物命名中故意用诸如“蛋炒饭”之类的名称；有人想拍张桂梅，结果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拍成了对亡夫的爱。

哪怕是都市剧也逃脱不了这种魔咒定律，她想写《凡人歌》，结果北京985硕博连读毕业的体制内公务员是凡人，就这还要被嫌弃是不求上进的软饭男，而怀孕打胎的女主成功被霸道男总裁追求。失业下岗的另一位总陪老婆卖起了卤味，后来欠款到账80多万，一家人又富了起来，随随便便拿出来百万，你告诉我这是凡人？

这种剧的影响是恶劣的，今天被资本蒙蔽的不少许多女性观众和《凡人歌》里的谢美蓝一样倾向于相信，一个专横的总裁会爱上一个跳广场舞、已经绝经的我，并且对这类作品情有独钟。而男性观众似乎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自蒲松龄时代起，男性读者就被告诫：如果有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不贪图你的财富，即使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她也对你情有独钟，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她是个鬼魂。

影视作品的创作，归根结底是讲述一个好故事，而好故事往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将真实的情感和人性的光辉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而不是过分追求所谓的“深度”和“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启迪。

而值得感慨的是，现在的编剧执着于构建自己虚无想象力之下的场景，而缺乏描述现实的能力，而人是最复杂的因素，这种因素反过来驱使着编剧加入大量自己中意的因素，进一步使现实的刻画成为脑海里的编剧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