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界领袖：华盛顿对华“剧本”必须改变_风闻

作者：陆岑

今年3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董事会副主席、美国安达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Evan G. Greenberg）与NCUSCR主席斯蒂芬·A·奥林斯（Stephen A. Orlins）、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为代表的美国工商界领袖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为代表的战略学术界人士访华，同习主席和王毅主任举行会面，就中美关系、经贸合作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他们认为，美中经济关系的紧密依存需要双方和平共处，才能实现各自的繁荣发展。9月24日，格林伯格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题为《华盛顿对华“剧本”必须改变》（Washington’s Playbook for China Must Change）的文章，呼吁美国调整亚太地区对华竞争的叙事逻辑与策略，注重威慑的同时继续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否则美国将损害其盟邦体系和地区领导力。以下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过去四十年，我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地创业和管理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经常与历届领导人会面，包括今年3月与习主席的会面。在此期间，我目睹了历届美国政府对该地区态度的不断变化。有的美国总统强调区域战略，有的美国总统则专注于中国。许多美国总统把促进贸易交往放在首位。过去十年，华盛顿两党日趋一致的优先事项是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全球竞争的影响。在此过程中，美国战略界痴迷于将中美竞争视为一场新冷战。

▲2024年3月26日，王毅会见埃文·格林伯格。

这种新出现的政策正统观念是错误的，会适得其反。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挑战，美国若想建立更有利的力量平衡，就必须调整策略。美国下一任总统应该调整亚洲政策，在加强威慑的同时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美国将面临损害自身领导力和利益的风险。

中美都是大国，两国对国际体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然而，与冷战时期不同，中美被困在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中，各自都在争夺同一体系中相对更大的领导权和影响力。

冷战期间，苏联是一个孤立、四面楚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其工业和经济实力从未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比重的近20% ，远超巅峰时期的苏联。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35%以上。尽管两国近年来在推动减少对彼此的依赖，但双方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依然很高。两国的龙头企业仍然通过密集的全球价值链保持着紧密联系。供应链如今已覆盖全球企业网络。中美都在理性地限制对彼此关键产品的过度依赖。**尽管中美在高科技和关键国家安全领域正在进行“选择性脱钩”，但试图完全切断两国之间密集的价值链是不明智的。**这种努力不仅几乎不可能，而且还会损害美国经济，包括那些依赖中国中间品和生产能力的企业。

这种深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没有限制华盛顿捍卫关键利益的需求。甚至恰好相反，它反而提升了这种需求。正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深度依存程度要求华盛顿必须使用一切可用工具来保护知识产权，防范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美国军事或经济优势的行为，并坚持公平对待美国企业及其员工。否则，任由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规模庞大的国家，通过不同的经济行为，给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

与冷战初期不同，如今两个阵营之间没有固定的地理分界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感到不满的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他们都在加大力度抵御美西方的影响力和经济施压。它们的抵御越成功，它们对“非自由主义”行为体的吸引力就越大。但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不同，中国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在该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从混乱中获益，中国则不同。中国越是认同该体系，就越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比如，中国就不会轻易放弃发展同欧美国家的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好消息是，中国将其同美西方的关系视为其历史性崛起的关键所在。

▲9月19日至20日，美国副财长尚博率团来华参加中美经济工作组第五次会议。

1992年，我刚开始在中国做生意时，上海街道的灯光昏暗，汽车稀少。人们骑自行车出行，步行推煤车供家庭取暖。如今，上海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化天际线。数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极度贫困。个人购买人寿保险，企业购买财产和意外伤害险来保护他们的资产。这些进步只有通过与西方的接触才能实现。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我所认识的高层领导和商界人士，都不会忽视这一事实。

**世界各国都在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是选边站。**原因很简单。第一，美国政治目前难以预测，任何国家都无法指望华盛顿会采取一项持久的长期战略来改变中国；第二，国际社会并不希望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崩溃；第三，美国在冷战后将其治理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比如委内瑞拉、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做法均以失败告终；第四，美国遏制战略掩盖了美国影响力和实力的局限性，这种危险的“盲点”在其他国家那里没有；第五，疏远中国对美国盟友来说成本大和风险高。在定位与中国竞争的界限时，美国最好听取盟友的意见。当今世界并不处于意识形态之争。美国盟友们不希望孤立和伤害中国。

亚洲是中美竞争的中心，该地区普遍渴望经济繁荣，注重法治和大国权力平衡。未来几十年，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然而，美国和中国对该地区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不希望中国“独霸”亚太地区，希望维持自由合法的市场准入，并决意保持在该地区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主导地位；中国则希望恢复其作为该地区核心力量的历史地位，希望周边国家更加尊重其核心利益，包括领土主张。中国寻求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包括削弱或打破美国的同盟网络。

如果美国想要超越中国并保持其领导地位，它就需要接受几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例如，美国需要淡化其价值观的吸引力。美国夸大了人权和民主原则在亚太地区的吸引力。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美国在这一地区宣传其政治价值观的努力在口头上毫无说服力。在亚洲，个人权利的概念与对集体权利的支持是相平衡的，而且大部分国家的人口都很年轻，对未来乐观，渴望改善治理水平、扩大机遇。在这方面，美国在推进财产保护和法治等方面的经验比任何关于价值观的说教更有吸引力。

该地区的国家不是围绕意识形态建立的，而是围绕国家认同的概念建立的。他们的国家认同为国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提供了强有力的叙事。该地区领导人的一个关键衡量标准是，与过去相比，和同行相比，他们是否正在改善本国公民的生活。

**换言之，国家发展和安全平衡是在亚太地区大国争夺影响力的重点。**美国的经济模式、企业和蓬勃发展的市场是支撑其地区领导力的强有力起点。但美国目前没有充分考虑其合作伙伴的要求，包括该地区希望扩大对美国市场准入的需求。

美国要想推进自己的利益，就要接受那些在政界已经“失宠”的观点，比如强化经济融合、促进以市场为导向、规则为基础的公平贸易、以及达成贸易协议。这有助于强化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存在感和持久力。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就是通过贸易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范例，我们应该考虑将其推广。

▲当地时间9月21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领导人在美国举行“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

**除了促进经济一体化，美国还需要提升其在该地区的防御态势。**美国盟友希望美国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军事存在。安全和军事专家认为，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必须引入新的概念和能力，挫败任何国家在亚洲以武力重新划定边界的企图。美国的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是其保持亚太威慑态势的基础。然而，美国的武器生产规模和速度无法满足自身、盟邦和合作伙伴的安全需求。所以，从长远计，美国有必要壮大其国防装备生产能力，使其达到应对战略挑战所需的规模，包括在奥库斯（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日韩三边协议以及一系列双边安排的现有合作基础上，签署更多合作与安全协议。

中国具有诸多优势，包括毗邻亚洲其他国家、幅员辽阔和规模庞大、文化底蕴深厚以及知识结构丰富。然而，近年来，中国周边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面临新的挑战，美国必须抓住时机。

美国的全球联盟网络是其与中国长期竞争的不对称优势。任何贬低美国同盟的行动都会削弱美国的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如果美国围绕与中国的无休止对抗制定外交政策，它将很难找到追随者。维护这一联盟网络需要持续的关注力，并注重共同利益。在这里，美国领导人的言论至关重要。关于新冷战、改变中国或和中国完全脱钩的说法，只会拉大美国同合作伙伴之间的距离，也会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认定美国一心想阻止中国人民的进步。

需要明确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对美国或亚太地区的态度会在短期内有所缓和。如果中国的行为损害了其自身利益，中国也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调整其做法，但这不是为了讨好美国。美国领导人无法确定中国调整其行为的时机。即便如此，美国领导人越是表现出愿意欢迎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中国政府面临的国内的压力就会越大，从而促使他们改变过于激进和冒险的路线。

我们是在争夺相对权力，而不是绝对权力，这与共存理念是一致的。通过外交手段与中国直接对话是探索共存条件的途径。对华接触也不是示弱或投降，而是承认现实。美国在坚定捍卫自身利益和原则的同时，也有能力保持战略耐心。

美国在总体国力上仍遥遥领先于中国，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加速而中国经济放缓，这一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美国决策者应该带着这些优势自信行事，而不是拿糟糕的历史类比来为那些在国内造成自我伤害、在国外与盟友产生隔阂的政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