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不可否认的缺陷——“排满”民族主义_风闻

中华文史网《辛亥革命之“排满”民族主义杂谈》发布时间：200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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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在西方文化的传入下，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严重的威胁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中国特定的国情。

首先，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的歧视政策是产生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哪里就有民族反抗。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清朝从过关以来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结果。 

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主要表现为清朝入关时所实行的政策：剃发，易服，圈地，投充。 

1，剃发

清朝在入关以前，当清朝的统治者占领辽东地区时，就强迫当地的汉人剃发梳辨，改从满俗。清朝入关后，清廷更连下剃发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行剃发之制，但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依然很激烈，而剃发更是招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人民的传统风俗，是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要灭族，这个是对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而当时的清廷在全国立足未稳，为了缓和一下各地人民的反抗情绪，清廷不得不暂时停止剃发令的推行，但是随着全国各地反抗清廷势力的扑灭，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是基本上确定。1645年6月15日，清廷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在州郡的檄文中，更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话。此种残暴的剃发令一出，立刻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人们为“为了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悲愤和战斗的勇气，甚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各地的反剃发的斗争最终都为清廷以残酷的镇压所压制，其中由以嘉定和江阴的斗争为烈。 

2，易服

清朝入关后，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1645年7月9日，清廷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强迫各族人民改易满服，这个是清朝民族压迫的又一表现。 

3，圈地

清朝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曾三下圈地令，以残暴的手段圈占普通百姓的土地，圈地时间从顺治元年（1644年）首颁圈地令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颁布停圈令，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八旗，如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清朝统治者通过圈占的手段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难以做出确切的统计，根据各种不同资料的计算，总共约在十六万余倾至而是万余倾之间，数字之巨，实为惊人。民族压迫的程度可见惨重。 

4，投充

迫使各地百姓投充到旗下为奴，这个又是清朝初年的一个严重的民族压迫，满族的封建主为了扩大劳动人手，凭借着权势，强迫大量的民人投充为奴。 

清朝的民族歧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2，满族不准许通婚，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 

3，满族人只能为职业的军人，不准许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 

4，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

清朝从入关就开始就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歧视和压迫清廷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对各族人民 实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猜疑和压迫政策。处处提防，歧视，压迫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人，而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的出现就是对这样的民族政策的反抗。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义愤，列举了清政府“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是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其次，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卖国是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提出的根本原因。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朝政府更是和列强签定了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帝国主义的势力深入中国的广大城乡，不仅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统治，清朝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为了保住小朝廷，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公能奉行“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大国之惠于后日。”的卖国投降政策，彻底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成为了“洋人朝廷”，其在中国统治的正统依据已经不存在。因此，历史赋予了辛亥革命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挽救中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 

再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来又有之大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以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和政治行动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 

最后，各国亡国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传播和中国固有的华夷观念是近代“排满”民族主义产生的两大理论来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个国家的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这些都对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提出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而“排满”革命的“光复旧物”的思想，就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辩”。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自古太原之世，其跟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方始发达”，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就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而其根源于传统的“春秋大义”，陈天华的“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的呐喊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华夷思想。 

二、“排满”民族主义在中国民族主义类型中所处的位置

1，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入手，可以区分为传统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两种。传统的民族主义渊源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思想，宋朝以后，中原屡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故华夷之防的思想日益发达。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依据传统的夷夏观，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视为最优，而鄙视西方人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鄙视他邦为“未闻礼仪之风，仁者教化”的禽兽之国，这种从传统的夷夏观中延续下来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华夏中心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原本是产生于欧洲，尤以法国大革命为其形成的最主要的标志，他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看法极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而我国意义上的近代民族主义则产生于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2，从民族主义作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心理所体认的范围入手，可以区分为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民族主义，和以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众多的民族命运的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民族主义这样的两种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说法就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一文中提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所谓的“小民族主义”指的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排满”民族主义，而“大民族主义”是指国内各个民族联合起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

3，从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或民族主义认同情结所采纳的不同符号入手，又可以把民族主义区分为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等方面。族类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或者是种族为认同的符号，强调本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有明显的排斥他族的倾向，强调从来源，血统或者是种族上区分民族，如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里要求“厘清种族”即属于族类民族主义的范畴，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也具有族类民族主义的某些特征。政治民族主义以国家政权，政治主体为认同的符号，强调政府唯一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基本目标是建立民族主权国家。“排满”民族主义提倡推翻满族所建立的清政府，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强调汉族应该在政权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其实也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特征。而中华民族的提法也可以归纳为政治民族主义的范畴，孙中山晚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可以归为此类。经济民族主义以提倡经济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为主要的内容，近代以来的“实业救国”是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文化民族主义是以传统的文化中仍被认为优异的部分即所谓的“国粹”为该民族主义的认同对象，所放映的是一种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和各种礼仪制度高于优于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民族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4，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其他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入手，或依其对传统，对外来的东西的不同取向态度和排斥情绪的强度，可以区分为革命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激烈反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发扬传统。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主张推翻清朝的统治即有革命民族主义的因素在内，同时有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又吸收了很多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是革命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的相互结合体。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的，但是他后来抛下了这面旗帜，而辛亥革命接过这面旗帜，越举越高。

“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和它的学理，并不为中国人所固有，最初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据说，“民族主义”一词最先是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的词典》。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大体产生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而盛行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在传播和阐述的过程中，又发展出近代中国自己的显著特色。 

有趣的是，中国最早提出“民族主义”一词的，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时他也写道：“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和政策之烦扰错杂，以属应该不暇。”这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来历说得清楚。 

梁启超明确地宣传“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在他1901年为《清议报》第94，95期册所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提出问题的着眼点，同样是要回答：在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如何才能有效地抵抗列强的侵略，求得中国的生存。他是这样描写一百年来世界大势变的趋势：“今日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之时代也。”“专就欧州而论之，则民族主义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他旗帜鲜明地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认为：“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以行也”。“今欧美列强皆侠其方刚之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国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极汲汲或者也。” 

但是，梁启超对民族主义中的“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的那类内容不能不有相当大的顾虑，因为他存在一种危险，可以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这使他感到恐惧不安。特别是当革命派人士借鼓吹民族主张“排满”时，他们的顾虑就更大了。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辛亥革命正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倡导“排满”民族主义。 

这就造成了一种和奇特的现象：最早在中国提出“民族主义”的立宪派人士，后来却是越来越不愿意谈民族主义，其实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来维护或者是改善清政府的统治，根本点还是在于要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后来辛亥革命党却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掀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清浪潮，“民族主义”在清朝最末的十几年里几乎成了“排满”民族主义的同义词，他们放弃或者是不愿意谈论“民族主义”也是在所难免的。 

四、会党和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

会党在清朝末年的反清浪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孙中山的最早的革命行动就是从联络会党开始，而会党的“反清复明”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地一向着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 

1， 会党的“反清复明”的思想

清朝入关之初，由于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一开始便受到很强烈的反抗，其抵抗之烈，场面之悲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历历在籍。带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日见巩固，各地的反清战争相继失败，大部分的汉族知识分子以感到神州陆沉，天下沦亡，回天无力，所谓“故君日逝，故友以亡，吾将安归，敬俯首阳”，或遁迹山林，或逃禅为僧，或佯狂病颠，后著书立说，以表达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敌视。而其中的著书立说更是成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立身的方式，但是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亦巩固，对这些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的打击也就日亦惨烈，大兴文字狱，严酷地屠戮大批的知识分子，因此，有清一代，要想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表达亡国之痛，屠戮之惨已是不可能，因此一些有“民族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便通过将下层社会和江湖上一些无家可归者聚集起来，结成社团，“把民族主义思想发到那种团体中生存。”“民族主义能够流传下来，三百年而不绝，全赖会党之力。”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是这样明确记载会党的历史：“洪门者，创设于明朝的遗老，起于康熙年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身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之忠烈死亡怠尽，二三遗老，见大势以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会党的思想中最鲜明的就是其“反清复明”，有清一代，会党起事多以此为口号，而辛亥革命对其思想进行改造，去除其“复明”的主张，吸收其“反清”的合理成分。李大钊在其著作《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对此是这样介绍“他（孙中山）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传下来的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宗法的会党的性质而入国民革命的正规。”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下层社会”就是指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会党。 

2，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也深深大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思想的烙印。

孙中山幼年其实生活的香山县，就是会党活动活跃的地方，清朝初年就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五色邦”在这里进行反满活动，此后，香山会党曾“四次兴师大举反满“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香山孙氏家庭，也具有浓厚的反满意识，踞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介绍：“其家先人，在清朝从无人应举觅官者” ，其先世族人中早就有人参加过反满活动，孙中山第十一世代先祖孙鼎标曾参加过“反清复明”起义。在如此的氛围中，年幼的孙中山“热枕种族观念，志愿非常”，据陈剑安提供的资料表明，孙中山很小之时不仅喜欢听反满的故事，还萌发过效法会党的意向。1855年以趋成熟的孙中山曾表示：“欲推翻满清复回汉家山河”，这显然受了会党的“反清复明”的影响，而首先响应孙中山“排满”民族主义的是会党，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这得力于三合会首领邓荫南的帮助，其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排满”口号很清楚地打上会党的“反清复明”的烙印。兴中会的其他重要骨干如陈少白，尤列，程奎光，朱贵全，谢赞泰都是会党分子，要时人的话就是“孙逸仙的左右，可以说多半是会党中人。”1895年的广州之役，1900年的惠州之役，1903年的广州起义和同一时期的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都是以会党为起义的主力。随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盟书所用的年号——“天运”也是来源于会党，根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的记载：“同盟会盟书所用‘天运’年号，在当日各同志宣誓时皆不知此年号之出处。。。。。。以余所知，则‘天运’二字实为洪门三合会之年号。。。。。。以洪门文告所用”天运“二字，富有种族上之意义，遂开始采用，。。。。。。总理所举之理由有二：‘（一）语云，胡人无百年之运，满族占据华夏将三百年，其应以告终，此后即为汉族中兴之运，天运二字既汉兴满亡之表示，其意义极为深远。（二）明亡后，中国秘密会堂，如天地会，哥老会，三合诸会，均沿用此年号，由来已久’，此足证明天运二字实为洪门历代人士所用之传统年号，同盟会特袭用耳。” 在辛亥革命中起着非常大作用的新军其实也多是会党中人。 

五、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

**胡汉民在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有两条经验：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有来两个层面，一个是理性的层面，一是感性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主要用与知识水平较高之中等社会，其做法大抵是把西方传的民族主义理论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结合在一起，《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 派的激烈论战的大快文章，都可以列出此类。但是下曾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是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民众而言，要想让他们明了“排满”民族主义之道理，使他们拥护“排满”革命，只有通过感性的文章，感性的宣传方可以收到效果。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候，动员社会群众最为简便而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样的情绪煽动的能够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感情的倾注往往胜与理性的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更易于流传。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点作为反对革命的杨宽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他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因此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的宣传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扬中国“亡国论”，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之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自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经亡国，现在要恢复汉人国家，就必须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具体，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满人本是塞外东胡，是异种，异族，本不该入主中原。满州未建国前为中国的“羁靡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的国籍，满族既不是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为一般意义上的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为异族所灭。另一革命鼓动家说的更为露骨：“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上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距吾之主权也，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所以章太炎在1920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中说的更为坦率和露骨“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次直截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拒法理。”因此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2，“刨清人种”，鼓吹满汉不同种，满族乃异族。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革命必刨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有，必内有所结，而外有所排”，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州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同时革命党人为增加汉族内部的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大力黄帝轩辕氏为汉人之鼻祖，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刘师培发表的《黄帝纪年论》中就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因此“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用以否认满族在中国统治，使满族的君主年号流于空文。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使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和《黄帝书》的出版，天才革命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 

3，鼓吹清朝“暴政”和民族压迫和歧视，详尽地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如孙中山所言的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这样控诉满族“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 在这方面革命报刊做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的火力最集中，影响也最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州檄》，《普告汉人檄》，《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檄》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和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镶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 

六、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的评价

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以“排满”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产生的，革命派要推翻当时的君主专制，而当时的君主和皇室又是数百年前以武力入主中原并曾对汉人大肆屠杀的满人，为了减轻革命的阻力，他们当然不会放弃煽动汉人仇满情绪这一有力的手段，他们也很清楚“排满”其实只是推翻君主专制的宣传口号，因此尽管辛亥革命是在“排满”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人在人数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是在各省举行的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的民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其实理由很简单，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从属于民族主义革命的范畴，孙中山早在１９０６年即以明确地宣告：革命派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州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州的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来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他分做两次来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即令是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章太炎，也并非狂热的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者，他向人们解释：“是故排满州者，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起士卒也”，并不是要排斥甚至杀害一般的满族百姓，“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州所窃拒，人所共知，不须别有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正是因为如此，“排满”民族主义才能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的民众的人体，辛亥革命才会胜利，才不至于导向悲惨的民族仇杀和民族绝灭。 

但是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却有着不可否认的缺陷，第一就是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和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因为辛亥革命的建国理论是十八行省，这必然要放弃其他民族的土地。第二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也是导致其革命不失败的原因因为辛亥革命时的一个心理弱点就是“排满等于革命”，满族的统治被斥为异族统治，因此要挽救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结束满人在中国的同志，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带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创立了“三民主义”，但当时加入革命组织的大多数人，所觉悟到的主要是“排满”民族主义和“种族革命”，而对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极少，还远未达到对其内容的真正理解，因此，因此一般的民众都因为“排满”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把满人敢下了台，挂上共和的招牌，让汉人当上大总统，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在当时因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就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能够自然跟上。” 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先是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硬塞给有“地方资望”的汉人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的位置流给为“中外所重”的汉族大吏袁世凯。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

作者：王易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