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重读，《末代皇帝》背后的中国命运抉择，一个意大利人眼中的辛亥革命_风闻

《末代皇帝》背后的中国命运抉择

作者：卢卡  大头   来源：爱思考的卢师傅

我是一个来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

之前我在知乎回答过关于韩国人窃取中国人文化的问题。当时一名跟我一起学汉语的韩国同学信誓旦旦地宣称汉字是他们的文字。我听到这句话的霎间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观点跟我在欧洲读到的主流史书的描述不一样。我问他理由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明王朝在末期被满族人所灭，满族人是蛮夷，原先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断了，韩国才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一看他是有备而来，我本着不了解情况不下结论的态度，第一时间选择了沉默。事后我开始阅读资料来查证这个问题。随着阅读资料的深入，我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韩国人爱拿出来的史料是《燕行录》和《朝天录》。这两本书是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的笔录记载。两者的不同点是出使大明时笔记书名是《朝天录》，出使大清时笔记书名是《燕行录》。对当时东亚朝贡体系稍有了解就可以从书名中看出朝鲜人的态度。

（燕行录）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朝天录》可供本文引证的材料不多，而《燕行录》中记载的重点集中在神州陆沉、汉官威仪不复，对李氏朝鲜仍能保留华夏衣冠文物制度感到自豪和自傲。乍一看，韩国人的论证挺像一回事的，但如果按这个思路走下去肯定是掉坑里了。我是觉得这个逻辑槽点满满，首先韩国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现在的语言、生活习惯中还留有日本殖民的痕迹，是不是他们关于华夏衣冠文物制度的传承也中断了呢？而更重要的是，韩国人、日本人一直持“华夷之辨”，强化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这一史实。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很多人都忽略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精英的操作。我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反倒是觉得中国精英的操作和意大利建国后关于族裔问题的处理思路类似。以下是我的论证思路：为什么我会觉得两者的思路有相似性呢？因为经常有朋友发私信问我现今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还有没有血缘关系了。在这里，我统一回复，纠结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各自蕴育了自己的原创文明，统治疆域内有诸多族裔，在处理多民族问题上有很多的经验教训，这其中走过的弯路是韩日这样单一民族国家没有经历过的。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在这之后亚平宁半岛上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日耳曼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阿拉伯人等民族都曾入主过这片土地，互相之间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到了1861年这片土地以“意大利”之名统一建国后，这片土地事实上生活着诸多民族。就算今天大家到意大利旅游，也会发现意大利内部的人长相还是有区别的。有很多人是头发是深色的，也有的人长相是金发碧眼，典型的日耳曼人长相。甚至在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省，当地有超过60%的人把德语当作母语，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自我认同是日耳曼人。

（和华人辩论的意大利女议员西尔维亚，金发）

（意大利超模vittoria Ceretti,深色头发）如果强行按血缘进行民族划分，必然会出现族群分裂，刚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也有解体的危险。所以意大利政治精英选择了尽量淡化问题，以意大利化进行民族认同建构。即使直到今天，意大利政坛仍有分裂势力，南北方还是有对立情绪，但族裔问题还是被主流所回避的话题。因为南北方的经济差距总是会有办法解决的，各种意大利人内部的地图炮也只是大家饭后的谈资（意大利语叫“campanilismo”，地域歧视）。但如果和前苏联一样将民族认同和行政区划绑定，那将必定会滋生分裂情绪，威胁国家稳定。而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也面临着如何处理疆域内的多民族问题，下面我以电影《末代皇帝》为视角进行剖析。

（《末代皇帝》剧照）这部电影是意大利导影贝托鲁奇心血之作，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北京紫禁城实景拍摄的故事片。电影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我早在维也纳读书时就观看了《末代皇帝》。这里我不对电影的艺术手法进行赏析，只从末代皇帝溥仪颠沛流离的一生来看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命运抉择。三岁就被推上皇位的溥仪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个人命运，他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裹挟进各方势力。他登基时，病逝的慈禧太后给他留下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早在1905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号召推翻满族所建立的王朝。这个口号汉族民族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秉承了长期存在于民间的反清组织的路线。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中国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如果按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路线，中国的国土是不是要回缩到明王朝的传统疆域内？那接下来紧接的是就另一个棘手问题：此前长期困扰中原王朝的边患又要重演，国防军又要重新守长城一线。现实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这样走，实际革命党人在中国的政治根基非常浅，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海外。真正让满清皇室投子认输的是以军头袁世凯为代表的新军势力趁机发难。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是个政治手腕非常老辣的野心家，在风云突变的政局中他很善于捕捉时机实现自己的野心。面对全国上下的共和呼声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满清皇室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退位。这一段历史中的政治博弈是令我非常感兴趣的，在此期间发生了奠定中国当今版图的关键大事：满清皇室签了《清帝退位诏书》。

（清帝退位诏书）这份诏书中明确规定了：“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真正决定中国版图命运的是另一条路线：五族共和。诏书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满清皇室和平交权，由中华民国继承清王朝的全部遗产。疆域内的五大族群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共和国。（该处的“回族”泛指内地回民和西北各地说突厥语系语言的诸多穆斯林民族，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族等。）二、作为交换，满清皇室退位后仍保留尊号，皇室私有财产受保护，民国财政每年提供400万两供其日常开销。溥仪退位后还是居住在紫禁城，直到被冯玉祥派兵赶出宫，其优待条件被废除。冯玉祥的行为可谓革命彻底，铲除封建残余。但历史不是单线条发展，这一行为带来的直接连带后果是日本间谍机关趁虚而入，溥仪为了复辟的目的与日本勾结，沦为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帮凶。溥仪投靠日本人一大直接原因是因孙殿英带领军队掘了满洲的皇陵，慈禧的陪葬项链成了宋美龄的礼物，这在他看来，国民党背弃了当初的承诺。

革命打碎一个旧秩序之后紧接着便是新秩序的重建，而重建的难度、成本甚至有些时候高于发动革命。溥仪在二战之后被定性为战犯，后被新政权改造后特赦，晚年善终，逝世后葬于皇家陵园。相比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被枪决的沙皇一家，新政权还是给了这位末代皇帝一个体面的结局，这是《清帝退位诏书》契约精神的延续。当时频布诏书的是隆裕皇太后（年仅六岁的溥仪没有行为能力），这次权力交接保证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后，实际宣布实行的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并在《对外宣言》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谓。

（被枪决的末代沙皇一家）这就是政治妥协的艺术，在国家意识的建构上，孙中山也把自已的路线调整为“五族共和”，他的对外表态也是：“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可以说，这次政治协商的成果也是中国目前领土主权的法理依据。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1949年成立的新政权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在国家意识的建构上，还是“五族共和”精神的延续。总体上讲，在1911年10月10日之后中国命运的抉择期内。中国政治精英的主流共识是淡化族裔对立，代以“中华民族”的国家对立，以维护领土统一。其实，稍微有头脑的政治精英都会明白如果坚持“华夷之变”，退回到传统的“汉地十八省”，中国又将面临巨大的边患压力。在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的活动直接影响到两端的定居文明。上千年来，中原王朝的应对策略是修建长城这要的要塞工事来抵御游牧民族的南下。而身为渔猎民族的满族人在入主中原却使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中原地区还是总体保留中华文明的一整套体系。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们使用联盟、优抚、战争等手段，将之前与中原王朝对峙的区域都纳入了其统治疆域。满族人在这几百年与这些民族打交道的过程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与教训。（关于游牧民族的论述可以参考法国作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回看《清帝退位诏书》的内容就会发现当时的满清皇室是带头表态愿意留在中华民族的框架内与各民族一起建国，这个表态的影响力对稳定革命后的政局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现在我看到一些挑起民族对立的观点绝对不是中国政治精英愿意看到的。而韩日一些学者坚持的所谓“华夷之辨”实际上用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标准，甚至有意将满族入主中原等同后来日本入侵中国。现行国际关系体系是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产物。161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大乱斗，欧洲人互砍了30年。

战争的导火索是统治着德意志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基督教两大教派——天主教和新教互相瞅着不爽，各邦国各自站队，结成了天主教联盟与新教联盟。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国家出于本国利益，有的支持新教联盟，有的支持天主教联盟。这里面不仅有宗教信仰之争，还掺杂着多方的王朝现实利益。几乎欧洲所有重要国家和势力都参与了这场群殴，双方都损失惨重，新教联盟略占优势，最后是天主教联盟求和，在德意志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了和谈会议。大家谈了4年，于1648年正式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为什么这个条约在人类历史中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和约除了明确一些领土的归属、新教诸教派的地位等内容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每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都享有主权，可以独立地从事对外交往，包括宣战和媾和。这些内容后来被不断发扬光大，逐渐完善形成了国家主权原则。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国家”概念，主权是模糊的。啥子帝国、王朝，都可以无限地扩张管辖范围，这些政权实体之间的所谓“边界”可以随时改变。各政权实体为了争夺领土和各种利益，不断地爆发战争。在这之后，各个国家的领土就相对地固定下来了。法理上，每个国家在领土主权及其他主权上是平等的，理应相互尊重。所有国家都将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红线。一旦发生一国侵略别国领土这种涉及主权的行为，就是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当今的各国在邻土争端中寸土不让，纠纷中要拿出诉求领土主权的法理依据，而且以战争手段非法扩张领土为国际社会所不容。因为遵守规则之后维持秩序的成本更低，不然就是更为险恶的丛林世界法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套标准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活动被带到世界各个地区。清王朝在19世纪与西方帝国对峙的过程中处于下风，原先的朝贡外交体系逐渐解体，不得不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变。看时间线就可以发现，满族人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无法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评价的。而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遭受日本侵略时已经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首先遭侵略的中国东北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属于中国领土的地区。而后来日本人利用溥仪为“幌子”建立的“伪满洲国”是一个伪政权。中国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其实面临着和意大利1861年建国时一样的局面：如何固定现有疆域，用新的民族认同建立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因为在这之后，在进行各种领土索求就非常困难了。意大利人的外理手法和中国人的方式类似：难得糊涂，承认各个民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各种冲突，但轻易不会触碰这个话题。中意两国使用的民族认同概念更偏向德国历史法学派大师萨维尼的观点，即“民族”概念是一种文化概念，不是心理学、生物学、政治上的理解方式。注意我的表述，不是否定历史，就像满族在入主中原后搞的剃发易服的血腥杀戮和文化禁锢政策都是客观史实，也对汉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在1911年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中国各民族的精英最终还是选择了淡化这种对立情绪，再造共和国。这也避免了辛亥革命重演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时的惨烈流血。这样的历程选择是韩日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没有过的，韩日所谓的“华夷之辨”对已经经历了转型的中国意义不大，只不过是用历史的某些片段来否定历史的主线和主流，反而会挑起新的民族矛盾。在电影的最后，溥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买了门票参观紫禁城。在这个曾经的家，他找到了皇座后面的蝈蝈笼，和被释放的蝈蝈一样，这个三岁就被推到历史前台的男人终于放下了束缚他一生的身份枷锁。

（感谢我的中国朋友大头翻译我的口述/Grazie mi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