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塬与我（一）_风闻

       1972年10月18号，年初从插队小山村返城后在屠宰场杀猪宰牛屠狗的当了几个月临时工后，在阵阵秋风驱动下，在母亲泪眼濛濛中，我肩头扛着铺盖卷手里提着小木箱，在二道街攀上一辆地区运输公司的跃进卡车赶赴延安地区任家台林场。吃罢午饭听完了分配名单再登上延安军马场留下的浑身吱吱乱响的那部嘎斯五一卡车沿着弯弯曲曲一会平缓一会陡峭的上塬之路奔赴保尔塬。当时同车的谢文治同志对我说了一句话“以后咱们就在一个单位工作呢”，此君官至延安地区林业局局长，如今还在为人民服务的征程中呢。自从来到保尔塬那天起，我就开始了撒绿播青护卫森林四十余载的革命历程。如今回想起来，四十余载历经千辛万苦，抓铁留痕踏石留印一步一个脚印啊。

    刚去的时候单位还师从总后勤部延安军马场各级组织都是按军队编制而就。保尔塬是第五连，下设四个班，还有一个后勤班。我去了编在第四班住在第四个土窑洞。非常凑巧，当年主，席在井冈山组建的红军就是红四军，所以“四”在人民解放军系列里是个优秀数字呢。君不见连空军的第一支部队都称之为混成第四旅嘛。

非常巧的是，四号窑洞也住进去四位。进门紧贴窗户安放北京知青陈邦平同志的单人床。保尔塬不通电，夜间照明用煤油灯。编制规定一孔窑洞一盏灯，四号窑洞的煤油灯就放在他床前窗沿边上。窑掌的大炕上则并排安了三块单人床板，北京知青胡尔树同志睡在了靠里边的那张单人床板，与我同来的陕北青少年滑冰亚军刘志智同志选用了中间那张，我则占用了炕头处的那块床板上。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正对着窑门，无论是谁一进门首先看到的就是我老人家的宝榻，幸运的时候还能一睹我的尊容。哈哈哈，虽然陕北有床不能对门的民间传说，我是陕北人但打小在四川长大直到1969年才回到陕北插队所以也不讲究这些事。

当时四班班长是安桂香同志。一位北京知青，人家在农村就参加了党，那是属于知青中的佼佼者更是组织上的后备力量呢。安桂香同志很有工作能力，对每位同志关心的都很到位。

以后连队又成立了第五班，时任连指导员的王连荣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我去五班工作。那，去就去呗，于是我又成为五班的一员。

五班就没有冬暖夏凉的土窑洞居住了。全班以班长郭大宁同志为首的五位男丁都居住在连队坡下的一间平房里。平房的炕较窑洞大，所以郭大宁同志、赵恩养同志、刘新民同志、马彦军同志等四位大师都挤在了一铺炕上。

那我呢，仍旧发扬革命传统，沿袭了在四班四号窑洞的铺位安排，照旧睡在了正对着屋门的那块宝地。当时连队物资贫乏的很，床板床凳都没有。连首长要我自己设法解决。征得连队首长同意，当然这是必须的不然“后果很严重”，我从饲养室找来三块不知道啥时候解开的木板，然后提着斧子深入林子里砍了几根直溜光滑的树枝，有两根的一头专门带着树杈。这在林区方便，林区唯一不缺的就是林木，看上哪根就砍哪根呗，我都挑选山桃树砍，辟邪呀！

树枝树杈砍好后，我先在地面掏个洞把上面带杈的树枝插进去埋好夯实，在干打垒的土墙掏个眼，再把直溜的树枝一头卡在树杈上一头插入墙上的洞里，一个结结实实的床凳就成了，把木板放上去，嘿嘿，功夫不负有心人，床板问题就解决了。指导员王连荣同志闻知莅临视察后说“嘿，床板问题没把你难住嘛。”

平房的门窗都不严实，而林区几大怪其中之一就是风儿贼厉害，尤其是冬季，那就更加袭人透骨心寒。虽然屋子当中安有火炉，但即使是火势旺盛时，人们围在火炉跟前，那感觉就是前面就是火焰山而背后则是南极川人前人后两个样呀。

也许认为门窗就是透光透气出入行进及防止野兽不法侵袭，故对维修也没当回事就这样熬着，直到连队重新翻修新建房屋为止。

1973年间我被抽调参与架设从富县县城到林场的电话线工程，这一去就是大半年。1974年麦收前，我又与魏黄生同志、张琦同志、李承春同志、李新奇同志、王亚松同志组成宣传队到场机务队协助工作。直到1976年春节后的一天午饭后，我正在临时驻地场部水井跟前的那间大教室与机务队几位师傅闲聊时，李世平同志悄无声息的走了进来，然后要其他人离开，神神秘秘的低声告诉我“党的领导小组”决定你回五连工作。我总算结束了宣传队一年多工作的最后留守重任回到了保尔塬。时任连队负责人的高明生同志看了介绍信后挠了挠头皮，好一阵才说你打算干点啥？我说你安排干啥就干啥！于是高明生同志说那就下班里吧。1976年6月6号我奉调离开了保尔塬。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洒有我辛勤汗水三年半之久的保尔塬。2007年11月我去以闫阳安所长为首的直罗森林公安派出所考察时，途经照八寺时应我请求在此做短暂停留。我久久遥望让人无法忘却的保尔塬，留下了一张浓浓深情的图片。

五班班长是安定人氏郭大宁同志。因我的母亲就是安定魏家，所以我也算半个安定人，“外（未）家”嘛。说起来惭愧，我在延安二十多年就没有搞清楚母亲那方面的亲戚谱。我当林警后在查办案件中曾接触过不少安定籍人氏，还曾闹出过笑话来着。一次我们巡查抓住一个非法运输盗伐林木的人。与其同行的妇人据其说是他的婆姨与案件无关，那当然我们就放行了。第二天我弟弟找我说母亲要我回去有急事。我进了家门却见那位妇人正在吃饭呢。我当时就急眼了，以为是我把她男人抓了到我们家耍赖来了。刚想发作，谁想母亲说这是你大妗子。嗨，原来被抓的人是我母亲的一位堂兄当然就是我的舅舅嘛。时任地区公安处副处长的任学效是我母亲的堂叔当然就是我的堂外爷了，听说这件事后一次见了指着我笑着说“外甥抓舅舅，啊。鬼子子一满是二格梁。嗯，后生行，执法如山！”黄土地人少地大当年信息也不发达，有个男婚女嫁的不一定都清楚，所以这一牵二扯的论起来真不好说是啥亲戚呢。在保尔塬时，好几位安定人氏都说与我母亲有亲戚，有的还说比我辈分大。我也不敢瞎应承但也不敢不承认。刚去不久我与也是安定人氏的石国华同志（吴存英的先生）闲聊，说起这个人他“认得呢”那个人也“认得呢”“亲戚”，再细说是啥亲戚他就说不上来了。嗨嗨嗨，如今回想起来这些趣事真是美滋滋的很。

不管咋接说，无论是谁，只要在保尔塬的大锅里吃了几年饭的那都是战友用如今的时髦话就是群友。那，都是亲个蛋蛋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