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五）_风闻

汪涛_纯科学-自由撰稿人-纯科学创始人，致力于将完善的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1小时前

2024-09-11

作者：汪涛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荣恒先生提供的大量历史数据和观点启发，在此深表感谢！

更早系列文章：

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一）

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二）

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三）

接上篇：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四）

七、宋朝——商文化的第三次复兴与商丘作为中华文化之母地位的隐退1. 为什么叫宋朝与应天府南京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前是在后周（都城在开封）任归德军节度使，他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就是今河南商丘。他在陈桥兵变后之所以选国号为宋，就是取之商丘的宋州，并且仍定都于后周的都城开封，改元“建隆”，史称“北宋”。公元1006年2月，宋真宗追思先帝，想起伯父赵匡胤的“龙潜之地”宋州，更想起宋太祖生前尊号“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百感交集，遂取太祖尊号中的前两个字，将宋州升格为应天府。过了8年，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赵恒又想起商丘，将应天府再次升格，建为南京，作为首都东京开封的陪都。商丘位于开封东南方向，距离仅150公里左右。赵匡胤之所以取国号为宋，不仅因为他曾在此为官，更因宋州是商文化最正宗的发源地，因此取宋字作国号最能体现其继承大统。

宋朝在人口、经济、科技、商业等众多领域都达到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顶峰。以后我们会深入谈到，为什么宋朝可以称为是商文化的第三次复兴。

2. 靖康之乱及对商丘作为中华文化基地的根本影响

北宋建立之后167年，即公元1127年发生靖康之乱（也称靖康之变，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6月12日，宋徽宗之子赵构于应天府南京（就是现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史称南宋。所以，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其肇始都是在商丘。赵构刚一建立南宋，君臣们就一致认为南京处在与金对抗的前线，很不安全。所以很快就开始商讨迁都的事情。随着金军逼近南京应天府，建炎元年十月初一，赵构就率整个宫廷和群臣从商丘起程，暂避扬州。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攻扬州，宋高宗仓卒渡江，想在镇江以援江北。在宋高宗赵构不断南迁的过程中，与群臣多次商议过到底定都在哪里为好，各大臣提出过很多个方案，扬州、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潭州、建康（今南京）等都曾列入过考虑对象。后逐步确定都城定在临安（今杭州）。但在此过程中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意外，这就是苗刘兵变，又称刘苗之变、明受之变。

这是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已经在杭州时，由苗傅和刘正彦发动，诛杀宋高宗赵构宠幸的权臣及宦官以清君侧，并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两岁的皇太子赵旉的兵变。兵变一度成功，并要求建都在建康（现江苏南京），赵构也下诏禅位。苗傅和刘正彦当政后，想要改元及迁都金陵，太后和朱胜非担心若两件事都不答应会惹恼苗傅，只好答应改年号为明受。后各地起兵讨伐苗刘，进兵勤王。苗刘恐慌之下，被迫接受朱胜非和冯轓的提议，率百官奏请赵构复辟。1129年4月20日，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勤王军刘光世、张浚、韩世忠、张俊、吕颐浩等入城杭州后，逐步处死兵变的苗刘部下，苗刘在逃亡后被俘，后被处死于建康。在苗刘兵变平息后，宋高宗移驾建康，又多次讨论建都问题。建炎三年，金兵毫不费力攻克建康，惊吓的南宋朝野感到建康时刻都是前线。

建炎三年冬，金兀术领兵攻打江东，宋高宗逃到温州。后南宋名将韩世忠、张俊、岳飞获得一系列战争胜利，阻挡了金兵南侵步伐。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与金订立的和约。史称“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的淮河岸边）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宋都城定在临安终成定局。“绍兴和议”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与其子岳云、部将张宪，解除主战的岳飞、韩世忠、刘錡、杨沂中等大将的兵权等为惨重代价。

1279年崖山海战失败后，陆秀夫与幼帝跳海身亡，南宋最终灭亡。崖山海战时，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此战南宋的指挥官张世杰希望奉杨太后（杨淑妃）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后人为主，再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闻宋帝昺的死讯在后亦赴海自杀，张世杰将其葬在海边。不久张世杰在大风雨中不幸溺卒于平章山下（约今广东省阳江市西南的海陵岛对开海面）。

这一次的战败不仅仅是一次常规的王朝更替，而且崖山南宋皇室、官员和军民十多万人全数投海自杀，无一幸存，也使南宋携带的中华文化经历了一次大灭绝。

虽然崖山海战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灾难性的，但经过如此之长时间的沉淀，中华文化早已经传遍中华大地，尤其科举考试制度早在隋朝就开始，这使中华大地上的文人全都从小就得系统地学习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化到此时已经在中华大地形成“全息”的局面，任何一个局部都可以恢复出整体。因此，虽然崖山海战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造成的损失极大，却并不会因此而致中华文化全面失传。此后的元、明、清全都得尊崇中华文化的大统来实现王朝的统治。孔庙早在唐代就建立，此后各个朝代都尊崇孔庙。越是到后来元、清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而建立的朝代，对孔庙的尊崇越盛。现在曲阜孔庙里，清朝新建和扩建的内容是最多的。

因此，尽管崖山海战的确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极大损失，但因为源自商朝建立时就已经形成的中华文化，以商丘为核心稳定地历经近三千年漫长的、连续不断的沉淀、创造、再融合、形成四书五经等标准化课程、向整个中华大地全面复制扩散，其文明的基因早已经深深地浸透到整个中华大地。此后的各个朝代也都遵循中华文化的大统。因此，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1368年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定都建康，改称“应天府南京”。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称为顺天府），南京改为陪都。由此，最初商丘的应天府南京的名号，在明朝转移到了现在江苏南京的头上。

以靖康之变、南宋从应天府南迁为标志，商丘作为三千多年中华文化之母和核心的地位逐步隐退。

八、功成不必在我的商丘商丘在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今天为什么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于她在太多情况下是“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当然需要给出其中科学的原因所在。

1. 水患

商丘之所以总是“功成不必在我”，水患是一个很关键的自然原因。商朝最初建都在商丘，称亳都，而后很快就向其他地方迁移。由于商丘地处黄河下游冲击平原，黄河定期的泛滥会淹没并持续抬高地平面。因此，原来建设的建筑会被埋没于黄河冲击的泥沙之下。

在现今商丘古城的位置，下面层层叠叠掩埋了六座古城。因此，在这里建设都城的确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麻烦。一旦原来花费巨额投资建设的都城建筑被掩埋，就得重新进行建设。所以在古代的中国，这里从防水患的自然地理原因角度说，的确不是一个适合建都城的地方。

整个商丘市平均海拔高度49米。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微倾平面，但事实上还是一个平原地形。西北部最高点海拔也只有69.5米，东南部最低点海拔30.3米。这么平坦的黄河冲击平原地形，使其土地非常肥沃，适宜种植。但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受大雨或黄河泛滥洪水的影响。当然，这个是今天的地理情况。在3、4千年前地理更低，存在大量沼泽，适合养植水牛。

这个挑战是商丘之所以在古代进行文明创造的动力，又是她兴起后不得不将都城向其他地方迁移的关键自然条件的原因。

传说当年帝喾姬俊以分化瓦解敌人的办法帮助颛顼剿灭了九国。颛顼看姬俊有能力，就把他封在“辛”这个地方掌管一切。这里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一个地方迁徙。而重新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这样迁来迁去，老是不能安居乐业。姬俊就想了一个办法：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的，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夜里，姬俊睡不着，便跑到天上跟玉皇辩理，说：“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们为难，不叫人们活下去呢？”。玉皇辩不过他，便派天神下来，一下子把“辛”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中国从四千年前的老祖宗开始就认为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

第二，即使天王老子如果有问题也要与他辩论一番。

第三，改造自然，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与水斗。

第四，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这里的老百姓再也不被洪水赶得乱跑，从此“辛”这个地方便被称为“高辛”，姬俊便被称为“高辛氏”。当然，玉皇派天神把辛这个地方抬高是一个神化传说，事实应当还是姬俊带领民众通过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抬升这个地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由此也可见年年被水淹对商丘来说早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始建于西周时期微子启受封之地的宋国古城，宋国延用此城长达600余年。西汉时，又为梁国都城睢阳城址。以后被黄河水淹没，深埋于地下。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考古队对该城址进行勘探和试掘，发现东周城周长约1.3万米，其中南墙长约3600米，东墙约3000米，西墙约3000米，北墙约3500米，并已找到城门的垛口。城墙高9米，顶宽13～15米。最浅处（存留下来当年城址建筑的最高处）距现地面仅有1到2米。

在现今的商丘古城下面，还层层叠叠地被黄河泥沙埋了至少五座古城：

明弘治十六年之前的归德府城北宋陪都应天府南京城隋唐时代的宋州治所宋城汉代梁国国都睢阳城西周宋国故城。作者汪涛2024年3月在商丘古城楼上

为什么商代最初在商丘建都以后不断迁移都城，最后在安阳相对稳定落脚？事实上我们只要简单看一下地理环境就明白原因何在了。安阳西边有山，东边是平原。西部的最高点海拔1667米，到东部的最低点仅50米。这些数据在几千年前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不会有特别大的本质差异。安阳西部存在的山地，可以使黄河无论泛滥到什么程度，总是有高处可以躲避洪水。

另一个作为长期都城的地方是洛阳。同样是因为洛阳盆地周围有很多山地，最高点为海拔2212.5米的伏牛山主峰老君山。洛阳盆地的海拔高度基本都在100米以上。因此，洛阳和安阳这两个地方相对来说是河南沿黄河流域防洪的天然条件最好的地方，这也是它们长期成为都城的原因所在。

今天，由于对黄河的长期治理，黄河沿岸的洪水泛滥问题已经得到极大的缓解。即使如此，也还是存在一定的麻烦。

这是2024年7月16号，作者汪涛在商丘市虞城县从北京开过去的汽车，停在嵩山大道路边还算地势相对较高的底商门口路边上，被大雨过后路上成河时淹过轮胎拍的照片。

这是2024年7月17号，下雨后作者汪涛从商丘虞城县创业中心开车出来，江浙大道上雨水成河的情况。整个商丘只要一下雨，城市道路都很容易被淹，只是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淹太深。所以，在这种河水路面上开车还算是一件别有情趣的事情——开车像行船。

2.宋代之后商丘文化历史地位的显著下降

自靖康之乱、南宋从商丘应天府南京迁走后，商丘所处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受到极大的削弱。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已经过去了800多年，所以，人们的记忆高度地模糊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靖康之乱，赵构将朝廷南迁之后，对商丘的影响如此之大？因为靖康之乱深刻地破坏了二王三恪的历史政治传统。金军攻下东都汴梁之后，不仅大肆烧杀抢掠，而且将徽、钦二帝及宫女、王公大臣三千人作为俘虏北上。金人对北宋二帝等俘虏极尽凌辱，这种暴行不仅是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二王三恪政治传统，而且是完全回到最野蛮的原始社会时代。这显然给处于应天府南京的商丘之地继任者赵构和其他所有王公贵族、文人士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恐惧。所以，此后最终迁都到临安（现杭州）可想而知会非常彻底，这使商丘的遗存文化遭到了一次很彻底的抽离。南宋时期此处被金人统治，金人的文化又与中华文化差异巨大。所以，自此之后商丘的文化底蕴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金朝如此残暴和违背中华文化传统的结果，是其自身的结局最后基本被灭种，金人的王室遭受了可说是远超过靖康之乱的毁灭性报应。

天兴元年（1232年）十二月，金国都城汴梁（现开封）在遭受蒙古人围攻近一年，死伤惨重之后，金哀宗在大将完颜承麟等人的保护下，以搬取救兵的名义逃离汴梁。先是北渡黄河，而后逃奔归德，旋又避难蔡州。金哀宗刚刚跑路，守将崔立便发动政变，在杀死两位担任留守事务的宰相后，扶立梁王完颜从恪为监国，而自己则以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的身份执政，随即又将金国后宫、大臣全部扣为人质。崔立掌控汴梁之后，便遣使者跟蒙军统帅速不台议和，以献出城池、财物及金国后宫为条件，换取蒙古的支持，扶立他做中原的皇帝。对于崔立的提议，速不台很爽快地便答应下来，并要求他尽快交出城中的金帛财物和金国的妃嫔宫人、皇室男女。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十八，崔立将王太后、徒单皇后、妃嫔以及皇室成员全部圈禁在青城，并于次日将他们送至蒙古军中，旋即押解北上。在出城这一天，仅运载太后、皇后及妃嫔的宫车便有37辆，其余还有皇室宗亲500余人，及大量的三教、医流、工匠、绣女。这批人到了漠北，女性全部沦为蒙古人的玩物，男性皇室则成为奴隶。这与当年北宋遭受的“靖康之耻”极为相似。

《金史·卷一百十五·列传第五十三·崔立传》对此描述是这样的：四月壬辰，立以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备仗卫送两宫至开阳门。是日，宫车三十七两，太后先，中宫次之，妃嫔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余口，次取三教、医流、工匠、绣女皆赴北。

蒙古大军进入汴梁城后进行了屠城，金人基本被屠戮殆尽。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十一日，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为免遭侮辱，遂自缢于幽兰轩，临死前将皇位传给大将完颜承麟。然而完颜承麟称帝还不到1个时辰，便在巷战中被击杀，金国至此正式灭亡。金哀宗临死前嘱咐侍从将其尸体火化，以免遭到敌军的亵渎，然而火化工作还没完成，便被蒙将倴盏和宋将孟珙把金哀宗身上的火扑灭。事后，宋蒙两国约定，将金哀宗的余骨一分为二，各自带回国中表功（“珙与倴盏分守绪骨，得金谥宝、玉带、金银印牌有差。”见《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一》）。

3.商丘不同的特殊历史使命

对其他地方或人来说，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成功和出人头地。可是商丘这个地方位于中华文化极为特殊的位置，承担了完全不同的历史使命。这里太早就是都城，并且在很多代都曾作为都城。但商丘对中华文化更重要的价值，是这里曾经作为以往朝代的后裔汇聚之地，承担的只是传承前朝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不是成功和出人头地，而是早就成功和出人头地，最后又衰落的文化承继之地。

那么，商丘是否从此沉沦，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呢？并不是。当历史的车轮又一次从动荡之中建立新中国的前夜，商丘再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姿态在历史关键时刻复苏其文明活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