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凭什么超越香港、上海，成为亚洲第一国际金融中心？_风闻

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行榜上，新加坡领先香港、上海，位居世界第3，亚洲第1。

还有信息显示，2023年，新加坡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香港1010亿美元。

新加坡一个弹丸之地，只有区区730多平方公里，不到香港的70%，比浦东新区也小近40%。

新加坡立国之初，可以说是东南亚弃子。

短短半个多世纪（建国才59年），新加坡就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凭什么？它做对了什么？

今天我们扒一扒新加坡的成长史。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新加坡的猎头公司、招聘机构打起广告，都说这里是“未来的全球金融中心”。

当然，它确实很强。

近些年新加坡与香港的资产管理规模及增长率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资管规模是不及香港的。

2017年时，新加坡的资管规模是24380亿美元，落后于香港的31060亿美元。

但2020年疫情发生后，亚洲资金大量流向新加坡。

从2017年至2023年资产规模的复合年均成长率（CAGR），新加坡为9.0%，香港则不到新加坡的一半，只有4.3%。

一个最肉眼可见的现象就是，新加坡的有钱人更多了。

《2023年财富报告》《胡润全球富豪榜》等资料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富豪人数下降了3.8%，而新加坡却逆势而上，净值达3000万美元或更高的有钱人增长了6.9%，从2022年的4206人增长到4498人。

百万级别的富人，据统计，在2023年大约为24万人，占总常住人口约4%。

新加坡统计局（SingStat）指出，2023年前三个月的家庭总资产净值（资产减去负债）为2.6万亿美元，比2022年同期增长8.2%，相当于2023年一个法国或者印度的GDP。

既然已经是全球百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了服务好这帮有钱人，新加坡的家庭办公室数量也从2019年的约200个，增长到2023年的约1100个。

除了本地富豪较多外，新加坡正不断吸引海外富豪入驻。

这里面就有不少中国富豪。

海底捞的张勇夫妇、四川首富刘永好的女儿刘畅、高瓴资本的张磊和迈瑞医疗老板李西廷都已经移民新加坡。

欧美那边也差不太多，英国戴森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在新加坡安家置业，搞来了家族理财室；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公司的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同样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

脸书（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在公司上市之前放弃美国国籍，申请成为新加坡居民。

因为萨维林的主要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新加坡居民不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最高的个人所得税只有20%；当时美国的资本利得税为20%，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37%。

当然，美国税务局方面对此极度不开心。

这个遍地流油的国家，想不富裕也很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GDP将近8.5万美元（约60万人民币），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唯有往事难回首，网络上有一句段子讲明史，说朱元璋“开局一只碗，结局一江山”，用来形容新加坡也差不多。

要知道60多年前，新加坡还有40%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失业率在15%以上，经济面临崩溃。

当年一眼望去，作为国家，它实在是天选的倒霉蛋。

首先它太小了，四十多年填海造田，国土面积也只有710平方公里，比北京市通州区还要小一点。

其次，它几乎没有本地农业，没有矿产资源，没有能源，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理论上说，这个档次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独立。

国土狭小、资源短缺就是能致新加坡于死地的命门。

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与马来西亚联邦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无法达到共识，也无法进一步协商，结果就是新加坡被无情“踢出”了联邦，在1965年8月9日被迫宣布独立。

新生的国家毫无生存空间。

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宣布新加坡独立，并为此落泪

那么它的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呢？

在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除了被日本占领的三年，新加坡农业产值只占本地GDP的4%左右，还主要是橡胶、凤梨种植，锡矿开发等初级产业。

工业部分约占18%（其中制造业约占11%），也基本是对马来西亚原材料比如橡胶做初级加工业，顺便生产些基本日用品。

服务业则占到78%，看似很多，主要是低端的转口贸易、本地服务，最大的服务对象则是英国海军基地。

可就连这些基础产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面临崩溃的危机。

1964年，和新加坡结了梁子的印尼政府切断了新加坡到印尼的转口贸易；

1965年，新加坡退出大马联邦，带来民众心理震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上世纪70年代初，英国人走了，随着英国海军基地撤离，4万多基地雇员和相关服务业面临生存危机，大批人员失业。

这要怎么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呢？

新加坡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它扼守在马六甲海峡，而早在200年前这条海峡就是连接东西方海陆交通的重要节点。

英式殖民地的管理方式在这里延续多年，独立前的自治政府在经济上奉行维多利亚时代的绝对自由主义；独立后也继承了比较完整的行政制度和法律框架。

以李光耀为代表的精英领导层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既然是一叶扁舟，索性就深深地漂向大海。

恰巧战后东西方对垒、全球两极化时代来临，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开始启动。

新加坡站在东西方中间，牢牢抓住了这个“枢纽”的定位，把平衡术玩得炉火纯青。

这个七成人口都是南下华人的小国，结合西方管理和东方文化，开辟出独特的“新加坡模式”。

作为危机重重的后发国家，新加坡政府首先建立的是一套强势管理体制。

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实施铁腕统治，认为他让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政治上也不民主，文化发展备受压抑，反对派长期受到打压和迫害。

可是李光耀对自己的蓝图充满信心，他需要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始终保持领导力，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长远规划。

他就像一位严厉的家长，要把规矩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打造一个现代文明的模范社会。

1966年公布《破坏法》，以维护市容为目的来重罚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

即使是教育部也准许中小学用体罚处理屡教不改的学生，藤条抽屁股则被当作最后的惩戒手段。

在1993年，当美国少年麦可·彼特·费尔因为故意对车子涂鸦和砸玻璃，并且涉嫌偷窃，被新加坡政府判处鞭刑和监禁时，即便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求情，也只是把鞭刑的数量从6下减到了4下。

这种严厉的处罚实在罕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讨论，但在新加坡“遵守规矩”的思想深入人心，深入各行各业。

此外，新加坡还极端重视高效与廉洁。

新加坡模式一直强调以技术官僚为主的公务员制度，“高效”和“廉洁”是这个国家的生命线。

以前的文章，我们特意介绍过李光耀用温度极低的空调冷气，来“让公务员队伍保持头脑清醒”，懈怠是不可能的。

据说新加坡总理年薪约为240万新币（约合人民币1300多万），部长约为120-150万新币（约合650万到820万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顶级水平。

虽然这也引起部分民众的质疑，认为开支过大，但支持者认同这是妥妥的高薪养廉、高薪养能。

但高薪之余，新加坡对贪腐“0容忍”，毫不留情地发掘并惩处腐败，《防止腐败法》和肃贪调查局（CPIB）则是它的两大法器。

尤其是肃贪调查局，和香港的廉政公署（ICAC）一样六亲不认，直接向总理负责，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可以调查任何涉嫌腐败的个人或组织，有权实施逮捕、查封财产、搜查住所和办公场所，以及冻结资产等。

严刑峻法加系统严密的监管，想在新加坡捞偏门，真得掂量掂量后果。

今年1月，易华仁（S.Iswaran）被控贪腐案而辞去交通部长职务并退出人民行动党

几十年贯彻下来，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安全、最廉政、最干净、最高效、最有契约精神的国家。

“新加坡模式”干成了这个国家最宝贵的品牌资产，是打造营商环境的巨大招牌。

最近几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为数不多的拥有三大信用评级AAA级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该评级的亚洲国家。

新加坡政府强势却并不死板，在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外交等方面尽可能灵活，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要求。

作为好学生，新加坡每门功课都学得扎实，包括平衡外交关系、熟练的劳动力、低税率、先进的基础设施、完善的法治和对腐败的零容忍。

在外界看来，它就是自由的、清廉的、创新的、充满活力和对商业友好的。

这些要素加在一起，激发了市场活力，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在建国先贤们的蓝图里，这才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根本。

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发展案例。

当然，成功不是一蹴而就，是几十年如一日步步为营的结果。

1960年代：转折点

当年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联邦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经济转型就从解决这两个严重社会问题先开始：住房问题和就业问题。

前面提到过，当时居民中40%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失业率在15%以上。

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HDB），1961年成立经济发展局（EDB）。

林金山被称为“公共住房之父”，后来在新加坡建国后担任过财政部长。

新成立的建屋发展局在他领导下，把贫民窟和棚户区大规模改建成居民组屋，在1960-1963年间，建筑业以23%的年增长率增长。

建筑业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经济起飞的抓手，先把失业率打下来，稳定了政治局面。

第二步，新加坡开始招商引资。

经济发展局设立裕廊工业区，成功引进跨国企业贝壳石油公司建立炼油厂，还引进了东南亚华侨资本建立国家钢铁厂。

这一招搞得相当成功，即使一开始附加值很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也从1960年的10.6%一路攀升到1965年的13.5%，1975年达到22%并在1980年达到高峰期的26.5%。

制造业不仅是新加坡第二阶段的经济驱动力，也在前面提到六七十年代的几次危机中，稳住了大盘，救了这个国家的命。

1965-1984年：新加坡模式的形成期

虽说还没有什么原始积累，但民生问题少多了，国家经济也走上正轨了。

1961-1970年政府兴建了11万套组屋，1971-1980年又兴建了25万套，到1980年居住在政府组屋的人口比例已经高达73%。

失业率从1960年的15%降到1970年的4.8%。

为了解决原始资金的需要，新加坡集中力量办大事，搞起一套国有资本体系，通过一连串国家投资行为拉动经济（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新加坡从转口服务业经济转型到出口导向型工业经济的时代。

以国有资本政府关联公司（GLC）和跨国公司（MNC）作为经济两架马车的架构在这个时候逐步成形。

从上世纪60年代的基础设施，到上世纪80年代的产业升级，GLC都充当了投资先驱，著名项目就包括80年代设立的晶圆制造厂，还有在90年代复制了新加坡经验的中国苏州工业园区。

现在世人熟知的新加坡石油公司（SPC）、新加坡化工集团（PCS），以及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新加坡能源等等，都是所谓的“国联企业”。

到1974年，新加坡开发银行等36家国联企业的股权，被授权给了由财政部（投资司）组建成立的淡马锡公司。

这家公司由政府组建却以私人名义注册，掌握新加坡半壁江山却又不必每年公开信息，如今在全球资本市场神秘又凶猛得一塌糊涂。

政府给淡马锡定的宗旨就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985-2010年：经济转型与现代服务业崛起

终于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新加坡，开始推进经济结构多元化，重点瞄向两个领域，即高附加值产业和以银行、金融业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业。

新加坡自知是个弹丸小国，玩不出花样，主动参加了几乎所有能进去的经济合作组织，这种开放给它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积蓄条件。

因为前几十年打下的良好基础，高度开放包容又占据战略“枢纽”地位的新加坡，借势东亚经济的崛起，似乎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迈入了金融国家的大门。

新加坡不同产业类别的占比

为了满足产业需要，新加坡引进大量外来人口，公民比例从1990年的96.1%下降到2010年的63.6%。

新加坡的人口具有多语言能力（如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又有丰富的金融专业人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相当完善，能支持高频交易和复杂的金融产品交易。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制定了透明、明确和稳健的金融监管政策，确保金融市场的高效运作和风险控制，更不用说没有外汇管制和外汇交易限制给投资客带来的便利。

因为大量资本汇集，这让全球化的投资产品不断丰富。

根据2023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新加坡的日均外汇交易量约为8500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占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的超过7%，仅次于伦敦和纽约。

其他投资产品种类多且收益高，投资者不仅可以投资港股、美股和全球主流股票市场，还可以进行国际期货期权交易或购买美国国债、进行金融借贷等融资杠杆操作。

全球前100大银行都在新加坡设有办事处或区域总部，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也都纷纷如此。

另外，于是新加坡还成了全球第二大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市场，被认为有高股息率、低波动性等特征。

“海峡时报指数”是新加坡最受全球认可的基准指数，截至2022年9月，新加坡该指数REITs 10年总回报率为74.7%，10年的市值年复合增长率为13%。

莱佛士坊的中央广场

陆游教儿子写诗时，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经济发展也一样，稳扎稳打，用开放、包容、实用主义的心态来对待发展道路上的每个问题。

也难怪新加坡会成为“未来的全球金融中心”，是搞钱的好学生，值得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