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当现代化进程开始后，这些知识消失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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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9日，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去世，享年87岁。他的代表作《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和《弱者的武器》等，使他成为20世纪农民研究的领军人物，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学者。
2007年12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斯科特教授来京参加研讨会，与诸多国内学者一起探讨变革时期的中国农民和社会，并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进行演讲。今天分享的演讲即当年斯科特教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分享《国家的视角》时所作。
东南亚问题专家、无政府主义者、农政学者、人类学家、政治理论家、农场主——詹姆斯·斯科特有许多个身份。在学术的象牙塔愈筑愈高的今天，他引导我们回归常识，回归农民的智慧和地方性知识，也引导普通人不断叩问自己，挑战体制，在工作、生活和政治行动中争取自由。
*演讲全文见王晓毅、渠敬东编《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民族出版社，页279-287）
撰文 | James C. Scott
我今天主要是讲我的那本书《国家的视角》。因为那本书很长，而讲座很短，所以我不得不做很多删节。
我先讲一下两种知识的区别：一种叫做“国家的知识”，另一种叫做“地方性知识”或“民众的知识”。
举个例子，我住在美国一个Durham (音) 小镇，到距小镇不远的另外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镇Gilford（音）有一条路，Durham的人叫它Gilford路，Gilford的人把这条路叫做Durham路，他们按照路将要到达的地方命名。在其他的小镇，也有叫做Durham路的，因为这些路也是通向Durham。对于住在那个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他们都清楚他们指的是哪条路。
但是麻烦出现了：假如你在路上发生了车祸，马上就要流血致死了，你打电话叫急救车，话务员问：你在哪条路上？你说在Durham路上，这就有问题。他就会问，你是在哪条Durham路上？这个时候对于堪萨斯州政府来说就是个问题。所以他们把这条路叫做第77号公路。第77号是个独特的标志，在公路系统里是独一无二的，没有重复。
我的名字叫詹姆斯·斯科特。如果你翻开纽约市的电话本，你会发现有700到800个詹姆斯·斯科特。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谁，但如果有人想通过电话本到纽约市来找我，是绝对会混淆的。我知道人文学院的院长叫李强，李强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众的名字，我想他也知道他是谁。
但是这对警察、对国家来说就是个问题。假如我犯罪了，警察来找我，只通过名字很麻烦。国家这时候就制造了身份证号码，类似于77号公路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号码。这个独特的号码在一个无限延伸的序列里面能找到你的位置。
个人的名字就是“地方性知识”，身份证号码就是“国家的知识”。现在国家已经走得更远了，不光是有号码，还有指纹、DNA，现在就算是已经死了，也知道是这个斯科特还是那个斯科特。
“国家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是简单的对世界的观察，但是因为国家有很强势的势力，他的观察就能改变这个世界。举个例子，在法国专制国王时代，政府想给房屋征税，但是又不想到每个房子用尺子去丈量，就想了一个主意：通过数房子里有多少个窗户和多少门，然后通过门窗的数目来征税。在那个时候门窗数大体也能够代表房子的大小。
当政府开始根据门窗数征税的时候，人们在建造新的房子的时候就设计更少的窗户、更少的门，以便征更少的税。所以两百五十年来，法国的中产阶级和农民就挤在窗户和门越来越少的房子里面。
“地方性知识”非常复杂，比如传统的农作物种植的方式，或者人群居住的安排，复杂到国家和政府觉得很难理解、管理、控制这些自然和人文的景观，那么他们就需要通过社会工程来治理农业、居住甚至自然、法律和财产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复杂的社会变得清晰化，国家才便于管理，才能更好的征税，才可以利用它来达到国家的目的：操作社会。
国家工程再造社会的能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前是非常有限的。但随着二十世纪强势国家的出现，加上国家工程所需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进行社会工程的能力急剧增强，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能够在一个很大的范围之内对社会和自然进行规划，我把这个过程叫做“极端的现代化”（High Modernism）。
这种极端的现代化，有些部分是我们所欢迎的，比如创立一个统一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给每个人免疫接种；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退休或者社会保险的计划。国家的这些行为导致的后果是良好的，尽管他们也采用了“一刀切”（cookie-cutter）的方式。
有很多国家的行动工程尽管初衷是良好的，但最后导致了非常糟糕的结果，不管是从生态上，还是对人类来说。比如在美国西部干旱区域的水利工程，还有所谓现在的产业化农业工程，还有发生在很多国家的农业集体化工程。
国家在推行这些工程的时候，没有关注生态的限度，没有考虑当地的价值观和当地人的实践。国家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进行干预，结果非常糟糕，不管是对生态还是对人类社区来说。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同时可以作为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历史的例子，但是同时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时段。在18世纪末期，普鲁士开始建立“科学林业”，当时普鲁士花费了很多人力和物力，要把林业的管理简单化。
用科学林业的方式，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它只关心树林产出的木材或木柴的立方米是多少。
与此同时，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国家在进行科学林业的时候忽视了什么。
在国家进行林业控制之前，树林有很多用途。比如，当地人在此地采集家庭或动物的饲料，也有人在这里收集树叶做屋顶，也有人捡树枝来做栏杆，有人到这里来摘果子，还有一些树木可以用作医药用途。树皮可以用来制造颜料，可以割树胶，树木可以用作精细的木工，还有树林里面生长的花、菌、藤、鸟、蛇等等，这些在国家看来都是杂物。这个树林里大概有25到30种不同种类的树木，每种树木对当地人都有特定的用途。所有这些有用的东西，在科学林业开始的时候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树木的总量，也就是立方米数。
我想举这个例子，普鲁士科学林业的创始人贝克曼在开始时选了一个森林样本，这个样本能够代表整个森林的情况。他对整个样本进行普查，他雇了20来个助手，每个人有五个盘子，里面有五种不同颜色的钉子。20个人并排走的时候，按照大小在树上钉钉子。助手会接受培训，告诉他们多大的树钉什么样的钉子。从早上钉到晚上，到晚上回来的时候，数一下剩下的钉子，就知道这一块森林里面有多少棵数，各个大小的树分别有多少。
根据这种调查，他们开始对森林进行标准化，测出五种标准的树。这样他们就可以应用一些统计方法，对每一种树的产量进行假设，就能推出每年的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再设计一个计划，把树砍掉，就能知道每年可卖的木材是多少。这是科学林业的第一步。
下一步很关键，科学林业的创始人对自然森林的复杂不满意，他们开始再造工程，让森林变得更清晰。他们把这片森林先全部砍掉，然后通过科学的方法选出在那片土地上生长最快的树，要么是苏格兰的松树，或者是挪威的桦树。然后开始再造森林，每个都是单行，也是单独的位置。所以新的林造出来以后，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花园一样，因为这里面的树都是同样的年纪，一个品种，而且每个通道都非常的直。
对国家、政府来说，这就变得非常的利于管理。他们要砍树的时候，只要进去一台机器，就可以非常顺利地把它们都砍下。对于坐在办公室的管理林业的官僚来说，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办好。
所以当地的护林人和管理林业的人对于树林就有了一个非常简单化的认识。因为目的只有一个：看树林的产出是多少。科学林业创造了一个非常便于管理的、单一商品的机器。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在很多地方，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一些做法上。
我们最了解的例子是快餐行业，麦当劳或者肯德基，每一个都是一个标准的模块，快餐店的布置是一致的：这边摆冷冻食品、这边摆油，这边是柜台，他们的菜单也是标准化的，每一个快餐店都是一个标准的单位。对麦当劳和肯德基总部的人来说，他们非常利于管理，很容易就可以从总部的角度（控制）饭店。
科学林业对当地人来说，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转变成一个生态性的灾难，因为设计这个项目的人不懂得树林再生产和生长的过程是复杂的，最终的结果是土壤的肥力下降；单一的树木种类使树林抗拒外来病菌的能力下降，一棵树病了，别的树都会被传染。原来自然森林中的鸟，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也都没有了。
所以一百年以后，德国人创造了一个新词“树林死亡”（Waldsterben）。这种想要制造单一产品的科学林业，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通过简单化把森林毁掉了。
与此对应的是地方性的、民众的度量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难懂的，比如中国所说的“亩”。“亩”在各个地方的大小不一样，根据田地的肥力不同，面积也不一样。如果田很好，一亩所指的面积就小一点；如果不是很好的田，一亩的面积就大一点。
在爱尔兰，如果对农民说他的农庄有20英亩，这个数字对他们毫无疑义。因为他们不知道这20英亩是好地还是差地。在讲自己的农庄时，他们说我这个农庄是“两头牛的农庄”，就是说我这个农庄能够养两头奶牛。如果地很好，草长得很旺盛，两头牛的农庄就会比较小；如果地不好，草长得不旺盛，两头牛的农庄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说一个10英亩的农庄，对农夫来说毫无意义。就像说一个学者写了10公斤的书，对学者来说也毫无意义，不知道是好书还是坏书。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约定俗成的惯例，也就是大家常用的实践知识。国家开始对这些约定俗成的知识进行改革之前，每个地方的法律习惯、方言、田地制度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不同都是由地方的差异性和当地的实践造成的。
国家要把在它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一切标准化，就像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开始建立个人为单位的财产权，这样就便于他们管理，而且能够买卖。社会主义国家农庄化的、集体化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国家麦当劳快餐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要标准化，使得这些东西能够被实际操作、实际控制，能够更好地征税，或者更好地利用劳动力。
国家中进行城市规划的人在规划时也喜欢标准化的城市。所以新的城市很多都是按照功能的区分规划出来的，比如居民居住在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是CBD，另一个地方是政府中心、娱乐中心或者教育中心，还有公共中心。这种城市规划不但容易规划，每个地方有单一的功能，这对于城市规划人员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不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
科学林业中的树只能承受工程师的安排，他们最后就会死掉；人不会死掉，但他们会非常不愉快。
比如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大家都不喜欢在此居住，住在那里的人都非常压抑，所以就有一种心理疾病叫做“巴西利亚病”。所以这个城市就不是一个有人气的地方。
纽约是一个平民城市和极端现代化城市的组合，比如华尔街的名字（Wall），来自殖民地时代荷兰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华尔街以南街道都很曲曲弯弯，是当时人们走出来的小径，华尔街以北东西大道都是按照数字序列排列的，从1到200。所以在华尔街以北找地方，只要能数到100，就能准确找到地方；在华尔街以南，就不能凭借这些知识去找地方，而这些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对外来的人来说是不清晰的，而这些地方又正是最有趣的地方。
自然的和地方性知识的复杂性对国家治理者来说是一个问题。我用了一个希腊的词“米提斯”，这个知识指的是实践知识，这个知识是无法通过书本学到的。
比如学骑自行车，读再多的书也不行。要通过亲自去骑，感觉怎么平衡它，然后通过调整，才能学会。再比如放风筝、钓鱼，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实践的知识。所以这些实践知识是不能通过书本学来的，在急救室里的医生、救火员、救生员、矿难时的救援队员，他们所应对的都是非常复杂、非常独特的社会情形。
再比如许多跨洋的航船，到了当地的海港，船长就会把船交给当地海港的领航员，因为他知道当地海港的海潮和堵塞情况。在这种意义上，你可以说这个领航员就是这一个海港的科学家。就好像在北京做出租车司机一样，最好的司机对城市的道路很清楚，他们是这个城市驾车的科学家。但是把他们放到香港或者上海就不行了，因为他们的实践知识在那里没有用。
很多国家工程都忽视或者把实践知识放到一边。我在这里并不是强调一般性的知识或者技术不重要，我反对的是一种强势的或者是盲目的对技术的迷信。它拒绝承认地方性知识或实践知识，国家的技术人员最好在进行一项规划之前有一个预设，预设自己对这个事件无知，而不是有很多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当地很复杂的事件缺乏了解，再去认识它。所以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建议有几个非常简单的步骤他们可以遵循。
我在这里指出四个比较简单实用的原则和步骤可以遵循：第一，走小步。比如日本对河运和水运的管理，他们总是建一个小坝，观察六个月，看这个小坝对当地有什么影响，然后再建一个小坝……这样一点一点的，而不是依赖现代水利学中人们的信心。第二，这些步骤是可以逆转的，一旦发现行不通还可以回来。第三，在计划中要包括很多不可预见的情况。这样就能够在设计中对这些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协调。第四，总是要相信人的创造力，在你设计的计划里，当事人也许有更好地主意和做法，是计划者当初没有想到的。
事实就是这样，二十世纪的国家对平常老百姓的智慧和知识不太相信，他们想通过国家规划的社会工程来做很多大的项目。其实一般的老百姓在某个地方耕作了上千年，他们知道通过一种什么方式耕作什么东西。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常常谈到的问题：我们在判断一个工厂、一个办公室或者一个树林是好是坏的时候，我们不要根据它是不是很有效率地生产树木、金融图表或者机器来衡量。
我们要衡量的是，这些机构培养了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不是具有主动的能力？他们是不是有公益的能力？他们是不是有应对很多不同情形的能力？我们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这些机构的“产出”。
比如在美国，我们要考虑怎么来培养带有民族性的公民。对于每天八到十个小时在一个非常专制体制单位工作的人，他们的习惯在这种环境里养成，他们怎么变成一个带有民族性的公民？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单位，学校也好，工厂、俱乐部也好，我们不要光看效益，而是要看他们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谢谢！
本文节选自《斯科特与中国乡村：研究与对话》，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原标题《国家的视角 vs. 民众的知识｜纪念詹姆斯·斯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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