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进行中美战略沟通的现实内涵_风闻

此时进行中美战略沟通的现实内涵

——其实现在美国的筹码已经不多了！

2024-09-02

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政府中，大都建有一个由国家元首直接主导的专门的国家安全机制。如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局，这是有关国家对外战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而无论这个机构或机制的名称叫什么。

自上个世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已经形成了由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构成的核心决策与执行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作为非美国政府阁员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是高于阁员级的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这也是沙利文来华访问所具有的特殊涵义。

一、看来这次战略商还是取得了某些积极成果的

其实，当拜登政府已经进入谢幕时期，他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此次北京之行，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在一个总统、一个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已经没有了多少兑现承诺的机会了。

对此，外界已有很多的评论。

个人观点，就美方而言，其中核心诉求将是民主党为了赢得今年的大选而希望中国能够不要采取有碍于其竞选趋势的某些举措。而中国也希望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能够有效抑制美方掏空其对外公开宣称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1）上的各种“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散布涉台虚假叙事”（2）。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在向媒体吹风时表示，“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在中美关系中划出的四条红线。中方重点就这些问题表达严重关切、阐明严正立场、提出严肃要求”（3）。

沙利文也在京再次声明，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体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4）。

当然，有关这次中美战略沟通的具体内容，也许要等到数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我们才能有所知晓。

从“巴厘岛共识”到“旧金山愿景”，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穿越风雨的定海神针，也是继续向前的动力源泉（5）。

中国最高领导人最后礼节性会见了沙利文，除遵循外交对等惯例外，这也至少说明双方在经过两天6轮、长达11个多小时会谈的结果，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成效的。

二、华盛顿对美中关系的政府基调已经难以扭转

最近两三年，对于中美关系基本上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

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战略界、学术界与两党已经基本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达成了某种共识。即由过去的接触政策转化为实质上的遏制政策，尽管现在他们用“竞争”这样一个中性词替代冷战时代使用的遏制，然而于本质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就是华盛顿霸权主义集团视已经崛起的中国为其的第一战略对手，进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抑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从而希望能够始终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其实，白宫在对华政策的改弦易张，自克林顿时期就已经陆续开始启动了，“银河”号事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小布什时期因“反恐战争”被推迟，到特朗普时期达到第一个高潮，拜登时期略有回暖。无论是哪一个党执政，无论是谁入主白宫，这个基调都已经在可以预计的时间内很难改变了！

三、在此前提下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如何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冲突对抗，这是双方的战略底线。

中央外办王毅主任将之概括为“五个关键”：第一，中美关系保持正确方向的关键，在于两国元首掌舵领航。第二，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对抗的关键，在于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第三，中美互动顺利开展的关键，在于平等相待。第四，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在于巩固民意基础。第五，中美双方实现和平共处的关键，在于树立正确认知。这“五个关键”有助于双方更好开辟未来，找到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6）。

那么，我们维护战略机遇期的想法是否能够继续得以实现呢？

这在于白宫执政者对此的看法。

事实上，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奉行民粹主义的特朗普与更换总统候选人之后的民主党政府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在特立独行的特朗普的执政后期，中美两国已经基本失去了高层接触，而拜登政府却已逐步基本恢复了有限的高层交往，这也是沙利文北京之行的内在含义。

这至少可以为避免在“战略竞争”状态下中美发生直接冲突，于维护中国发展较好的外部国际环境，相对而言，还是有一定积极的意义的。具体讲，沙利文此时来京进行中美战略沟通，而不是最近一两年在没有主客场背景下的第三国举行的维也纳、马耳他和曼谷三次战略沟通，还是有着相当的区别的。

因为，“这是王毅主任同沙利文助理举行的第四轮战略沟通，双方在维也纳、马耳他、曼谷的前三轮战略沟通以及在华盛顿的会见都取得了积极成果，此次到北京雁栖湖，离北京越来越近，谈得也越来越深入。双方都认为，此轮战略沟通是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7）。

                                    初稿写于202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