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宇：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团制度、群众组织与党群关系_风闻

**作者：**马思宇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4期**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也在迅猛发展。中共党员增长至120多万，领导群众团体的总人数超过1085万。这些以职业和社会类别划分的农、工、青、妇等群众团体逐步取代传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民间组织，将民众吸纳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体系之中。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动员基层民众是中共革命的一个重要面相。考察共产党党团制度，有助于解答以下问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如何建立群众组织，如何建立正确的党群关系；在国统区，共产党如何应对国民党当局的压迫，领导群众运动。

本文中的“党团”并非党与团的合称，而是特指中国共产党在党外组织中设立的秘密机关。中国共产党师法苏俄，建党初期即已开始对党团制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党团由党团书记、党团干事和党团成员组成。党团可以选举干事及书记进行日常工作。党团的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围绕党团衍生出一套整合、领导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组织规范及运作机制，即为党团制度。党团制度是党组制度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大多数政党的独特制度。

党团作用是党团制度实际运作的集中体现。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的余泽鸿（笔名笑影）总结道，党团作用的实质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党团“包藏在群众组织中间”，旨在“团聚非党的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扩大党的影响，保障党的政策在群众组织中得以接受”。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既可管理党团中的党员，自身也可发挥党团作用。中共六大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规定，“在各地一切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或单独的组织党团，或即由支部起‘党团作用’）由各地党部自己决定，但必须不违党团作用的原则”。根据这一规定，党团作用可不拘泥于组织形式。党团、支部，甚至单一党员均可发挥党团作用。

学界关于党团制度的研究大多依据相关文本，探讨党团制度的内容、历史沿革、隶属关系、领导机关等议题，对具体历史情境下不同区域的党团实践关注较少。近年有学者开始注意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党团制度的发展及实践，但缺乏对全面抗战时期的专门研究。此外，也有不少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成果，但多以特定群体或区域为考察对象，忽略从宏观层面考虑带有区域共通性的组织制度。本文以党团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为线索，考察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各个阶段如何应对不同区域复杂局势，领导群众组织，并从党团制度的角度理解全面抗战时期的党群关系。

一、党团制度的推广与群众组织的创建

全面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白区探索建立党团，为日后领导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群众运动奠定基础。1935年底至1936年5月，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职业界救国会等救国团体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先后成立，部分救国联合会中设有党团。党组织通过党团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前，党团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公开的青年组织之间的重要衔接。民族危机的加剧推动青年爱国运动高涨，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为代表的群众组织逐渐成为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民先队成立于一二·九运动之后，受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的秘密领导。该组织的领导核心是党在民先队内所设的党团。参与创建民先队的共产党员黄敬任党团书记。1937年2月，民先队已在山西、山东、陕西和湖北等地设立18个地方队部。随着民先队的扩展，党团也向各省推广，进一步扩大党在各地的影响。

1937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召开，系统总结了国统区既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阐明国统区未来工作的方针和策略。刘少奇指出，为保证群众组织服从党领导的同时有独立地位，必须在群众组织中设立党团，建立组织联系。党组织应该“活泼的领导党团”。各党团应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和上级党团的领导，并“很技术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破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共产党决定将上海原有的救国会组织改组为救亡协会。党组织联络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洋行华员联合会、蚁社等团体，筹建职业界救亡协会，并设党团。党团成员以协会理事和团体会员代表的公开身份，组织领导各行业店职员运动。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建立救亡团体，同时指示共产党员应成为各地救亡组织的发起者。以青年学生群体为例，共产党通过党团主持学生团体的领导机关，自上而下推动组织扩展。早在1937年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即设立西安学生工作委员会，管理西安各校党支部及西安学生联合会、西北文艺青年协会等团体中的党团。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指令和工作安排；向各青年团体传达共产党的政策精神，保证共产党对西安学生运动的领导；指导群众组织开展救亡运动。全面抗战初期，在学生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党团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数量迅速增长，活动日益增多（参见表1）。

陕甘宁边区在建立和完善群众组织的过程中广泛设立党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根据地已有工人、青年、妇女组织。与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一样，陕北省总工会等群众组织中也设立党团。为适应抗战形势，更广泛团结民众，既存组织陆续改组。1937年7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提出整顿工人和妇女组织，强调党团工作的重要性。7月17日，边区党委要求各级党委建立对工会的领导关系，加强工会党团工作，“及时地召集党团会议来讨论与指示其工作，经常检查与督促其工作，首先着重上面指出的工作，纠正包办工会工作与工会和党混淆起来的现象”。妇女组织方面，边区党委提出以村为基本单位组织各级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有党员的各乡区妇女救国会要组织党团，执行县妇女部的指示。

此外，有相当多的民众团体由国民党官方出面组织，但实际上“包而不办”，而共产党员秘密加入后组织党团，负责实际运作。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在部分日占区域和敌后区域成立综合性的群众动员组织。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就提出应派党员参与农村复兴会与合作社等国民党成立的群众组织，取得领导权。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应在国民党领导的团体中组织党团并提出党的主张，公开批评国民党包办政策的错误。

1937年8月第五战区成立后，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也随即成立，由苏鲁皖的知名人士担任委员。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地方名流身份被聘为委员。共产党员郭影秋担任组织部总干事，兼党团书记。共产党借助党团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向基层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参加第五战区各级总动员委员会，掌握实际领导权。

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二战区动委会），并设立党团以加强领导。二战区动委会武装部部长程子华兼任党团书记。中共县委、区委机关多设在各县、区动委会内。共产党员以各地动委会作为掩护在晋西北公开活动。二战区动委会还履行一部分的政府职能，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前身。彭真谈到，“当时阎锡山曾说我们不可怕，因为我们是‘无政权阶级’，当时他还不晓得动委会就是实际的政权”。截至1938年6月，二战区动委会在晋西北组织农民20余万人，青年和妇女各5万人。

山西另一个有规模的群众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也是表面由阎锡山组织，而实际由共产党人秘密领导。党在该组织内最早只有一个16人的秘密工作委员会。1938年6月，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要求必须在牺盟会等组织的机关中设立党团，但须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不要使关系暴露”。牺盟会配合共产党组织在群众领域的相关工作，成为党在山西各县展开工作的重要抓手。例如，山西地方党组织通过对各地方工会党团的领导，号召发起组织地区工会，先成立筹备会，然后由代表大会产生全区领导机关。最后，由牺盟会推动恢复山西省总工会，进一步取得合法地位。牺盟会发展牺盟会员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会员达300多万人，培养党、政、军、民各级干部3000余人，还组建了约7万人的山西新军和约70个县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等地方抗日武装。

群众组织党团的活动流程大致包括接收、讨论与贯彻党的指示等环节。以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为例，该会党团每星期开会一次，地点在各个成员家中轮换。每次开会都有党组织派人参加，传达党的指示，听取工作汇报，与党团成员研究如何贯彻党的指示。此外，职业界救亡协会还与文化、教育、工人、学生、妇女等救亡协会组成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上述六个群体救亡协会党团所派代表又组成各界救亡协会党团。据该党团的成员许德良的回忆，各界救亡协会党团因成员人数较多，分两组开会，每组每周开会一次，开会时党派代表出席指导。会议内容除了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听取汇报外，主要讨论各个救亡协会需共同进行和互相配合的工作。会后，许德良将决议向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汇报，以便研究具体贯彻执行的办法。

职业界救亡协会须贯彻执行两个党团的决议。其办法是在协会开会时，由党团成员以所属团体代表的身份，将两个党团的决议作为向会议提出的提案，用民主方式让大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作出决议，再由各成员将决议带回本人所属团体执行。另一方面，决议通过党组织的系统，传达到所属团体的支部，保证贯彻执行。在党团的领导下，职业界救亡协会通过创办神州职业夜中学、发起粮食合作协会等方式，团结和教育群众。陕西群众组织的党团活动流程也大致相似。

在国统区，大部分共产党组织只能秘密活动，但可以通过党团领导民先队等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在陕西省，民先队西安地方队部在西安30多个组织中设有分队，其党团由队部领导成员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所组成，归西安学委领导。在部分没有党组织的地区，民先队发挥建党桥梁的作用，负责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培养积极分子。在广东省，广东海员工会被政府解散后，中共广东省委派党员“积极潜入到人家的团体中去工作”，秘密掌握海员团体。

党团成员人数少则三四人，多则五六人。党团书记为党团核心，群众组织中的领导干部为党团主要成员。党团成员中既有长期在群众组织内工作的老成员，也不乏党组织调来的新成员。据许德良回忆，党组织于1937年秋分配他参加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成为党团成员。当时党团有3名成员，1940年初党团中一名成员工作调动，党组织又安排两名党员补充进党团。党团不仅是党连接群众的媒介，也是吸纳优秀人才的管道。中共中央要求，“优秀的民先队员应吸收入党”。参与创建民先队的于光远即在党团成员黄秋耘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师范学校的学生胡怀让加入民先队后，于次年春天被吸收入党。他受命担任华县农村工作团的党团书记，并在该县发展两名党员。

随着群众运动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以党团为媒介，推动各类群众组织整合。这主要表现在组织、纲领和行动三方面的统一。首先是组织的统一，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各地应引导青年团体联络合作，适机形成地区性以至全国性的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年12月，通过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的组织联络，华北流亡同学会、武汉秘密学联和武汉民先队合组青年救国团。青年救国团内设有党团，在其指导下，救国团陆续在湖北省内36个县以及江苏徐州、湖南长沙等地设立154个分团部。各类群众组织上有党委领导，内有党团协调，故易于合作或合并。其次是纲领的统一，如西安的民先队、妇女慰问团、文化界协会与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制订共同行动的纲领，江西的青年工作团主持制订江西青年共同行动的纲领。第三是行动的统一，如华北流亡同学会在武汉组织总理诞辰大游行，江西青年工作团在南昌组织抗战建国宣传日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平津同学会还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救亡呼声社、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学生抗敌后援会共同纪念一二·九运动。

综上所述，从七七事变至1937年底，凭借全面抗战前的群众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群众组织迅速扩大规模，而党团制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党团制度的调整与群众组织的统合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共产党群众工作的重点也在不断调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一大中心。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承担起组织群众运动的责任，领导众多救亡团体。青年救国团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青年团体之一，会员最多时有5万余人，共产党在青年救国团总团部设有党团。武汉另一重要团体抗战教育研究会也设有党团，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共产党员负责。中国共产党武昌纱厂工人工作委员会借助该会的掩护，开展纱厂工人的工作。党组织不仅领导创建湖北各工厂的战时工作团等团体，还派党员加入工人自发组织的兵工厂抗敌工作团。这些团体中“都有党团的组织”。党团推动团体进行动员宣传等工作，“党团的决议以群众面目在会议上提出来，经大家民主讨论后才做出正式决定。在工厂中党的领导，是经我们公开的同志，以救亡工作形式，直接起来公开发动的”。

除工人运动外，青年运动一直是共产党发展群众运动的基干力量。正如中共广东省委所总结，要通过青年运动才能过渡到其他的运动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群众组织以青年组织民先队为基干，组建了工作团、农村团等多种形式的团体。负责基层拓展的工作团以党团为核心，确定工作计划和步骤，以确保党的领导。工作团主要向基层民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民众参加抗战。陕西礼泉农村工作团中的中共党团一面巩固工作团的内部协作，一面推动工作团与基层政权沟通，“取得本县党、政、军各界的同情与援助”，并与乡村教师等潜在革命群体联络，“在工作方面完全打成一片”，培养发展学生和教师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农村工作团还组织多个自卫队，在农民中“建立起我们的信仰”。

1938年以后党团活动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重视乡村群众组织。1938年1月，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成立，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派党员参加，并设党团。党团书记张执一主持促进会日常工作，与全省60个县建立联系，建立多个分会和支会。至1938年8月，会员发展到5000余人，使该会成为湖北乡村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国团体。武汉失守后，西北形势日趋紧张，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纷纷迁至汉南等地，因而中共陕西省委提出转向乡村和发展汉南。即便一时难以做到每个农会都有党团，共产党也尽量通过其他形式指导农会。以广东和平县为例，党在每个群众组织中“都起了直接间接的领导作用”。中共广东省和平县委虽仅在热水农会中成立党团，但也能通过县农会联席会议领导其他农会。

按照制度设计，各级群众组织均应设置党团。但也有不少组织不设党团，而是通过党员发挥党团作用。以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为例，该组织的主要干部都是中共党员，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团结当地群众。动委会在省内各地组织成立了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抗敌协会，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省动委会派到各县的指导员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为主，掌握实际权力。省动委会发动群众的具体工作主要依靠工作团，动委会派到各县的工作团有40多个，这些工作团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领导。截至1939年7月，动委会下设各县以下的分会922个，委员人数11906人，通过各种形式团结44万民众。

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日渐壮大，引起国民党的警惕。国民党从消极提防中共党团，转向提防中共与扶植自身党团并重。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师法苏俄，也引入了党团制度，但效果不彰。抗战时期，为夺取群众运动领导权，国民党仿效共产党，谋以党团相抗衡。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指导在全国性群众组织内部成立国民党党团，提出“以党团运用为核心”，“使本党政策，透过人民团体，以普遍渗入整个社会”。据中共陕西省委观察，国民党中央在1938年逐步实施“以组织对组织”“以统一抵制统一”的群众运动策略。国民党利用党团，建立大批群众组织，涉及多个领域。中共广东省委判断，国民党的策略名为开明统一，实为兼并消灭。党团成为国共在群众运动领域交锋的核心内容之一。

1938年以来，国民党各地方当局的群众政策也渐趋主动。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鹿钟麟呈报，“各县民运，共党早着先鞭”。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提出应加强对共产党的防范，强制统一军政力量所及地区的民众组织，为此采取两方面的举措。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企图攘夺群众组织的领导权。1938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乘西安学生分会改选之机，把事先秘密指定的学生选进学生分会，把共产党员排斥在外。事后中共西安学委决定派代表同国民党省党部、省抗敌后援会进行说理斗争，并动员当选代表拒绝接受学生分会的职务。此时日军西犯，逼近潼关，西北形势紧张。国民党省党部看到新学生分会很难发动学生，只好同意扩大领导成员，改组学生分会。这样，学生分会又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合法群众组织。中共西安学生分会党团参与筹备国民党组织的中国青年抗敌协会西北分会，并发动全市学生，揭露其假借统一之名兼并独立团体的目的。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大批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1938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强令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民先队西安队部、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安学联等十余个组织。1938年8月，共产党在湖北领导的青年救国团总会和民先队武汉办事处也被解散。

面对国民党的竞争与压迫，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团等途径，以内部的实质统一对抗外部的形式统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应利用多样的组织形式广泛团结青年群众。中共川康特委领导的各界救国会被国民党解散后，转而派党员组织不同名目的小团体，并吸收团体骨干入党，发挥党团作用，“在一切团体中贯上党的一个系统”，“由零乱分散的行动统一于党的领导”。中共广东省委也提出，只有加强党团作用，形成内部联系，才能统一领导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强调，应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及各派对中共态度的不统一，钻国民党统治的“空子”。时人评价，广州青年运动是“在国民党指导、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广东的青年学社被国民党视作可靠的外围组织，但中共党员实占该组织干部的半数以上，隐蔽发挥党团的领导作用。陕西岐山、华县等地的民先队停止活动后，共产党员建立兄弟会、夜校等组织继续工作。

1938年后，尽管国民党当局的政策转向包办，共产党仍能在国统区广泛发展群众组织。1938年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展至1万人。中国共产党通过该团体发展群众组织60余个，其中学生自治会下辖的平民学校约有5万多人，妇女团体约有7000人，农民抗敌同志会约有3000人。1938年上半年，民先队在陕西的发展达到高峰，下属组织有30余个，队员超过1万人。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分赴全省各地建立分部，队伍迅速扩大到2万人。湖北全省区委以上的干部共138人，其中20人来自群众组织内的党团。湖北仅全省性的群众组织党团就有6个。湖南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40余个青年组织坚持活动，成员超过2000人。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各根据地的群众组织也在进一步整合。1938年1月，为统一陕甘宁边区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等组织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该组织受国民党认可，但实际由共产党主导创建。后援会主任毛齐华兼为后援会党团的书记。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后，边区总工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青年救国会等25个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先后加入，形成边区群众组织的统一局面，担负起动员边区民众参军、交粮、运输、慰劳等方面的任务。

早期的群众组织多是综合性且具有政权性质的过渡组织，救国会、动委会以及战地委员会都是如此。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动员民众向党靠拢，同时取得基层政权的各种权力，并将之让渡给党领导的政权组织。有研究者指出，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很多区域的群众运动，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政权建设。而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政权建设，都以抵抗日本侵略、建设根据地为首要目的。彭德怀提到：“太行山过去有牺盟会的组织，那是半官方的组织，是群众团体，而又形成第二政府。同时，当时又有动员委员会，处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实质上是领导群众由旧制度而到新制度，所以成为第二政权机关，又为领导群众的机关，站在群众之上领导群众。但当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政府和群众团体就应有明确的分工。”正如冀鲁豫区组织部长信锡华所言，“半政权的性质是应〔随〕着政权的日益活动巩固而逐渐稀薄的”。

完成权力移交后，群众组织自身也从整合性的过渡组织转向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职业和社会类别划分的团体。自大革命起，共产党师法苏俄，摸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群众工作体系，在抗战时期延续。在党的规划中，各个村庄都应有以职业和社会类别划分的救国会组织，如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等，负责组织生产、催缴公粮等各项事务。长期革命活动积累的经验，是共产党坚持建立这类群众组织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群众组织的转型也是工作深入和细化的必由之路。1938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应大量组织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公开合法的团体，在乡村中“起决定的作用”。这些群众团体应有独立的组织系统，独立的工作内容，“使参加的群众认为这个团体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党组织负责领导各群众组织党团，统筹当地群众运动。1942年，时任冀中区委书记的黄敬认为，开辟根据地工作时，党务、政务和民众工作只能用动员会的形式“混在一起”。随着工作深入，党内、党外工作分开，党务、政权工作分开，动员会的形式也就不再适用。这种转变的实质是党整合政权与群众组织的职能，并通过党团来保证政治和组织领导。

综上所述，193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规模日益扩大，并依据政治环境不同，发展出不同的路径。在根据地，群众组织逐渐从统一过渡组织向常规组织转变。在国统区，国民党当局态度转严，其群众运动政策随之改易，中国共产党也因之调整党团的运作策略。

三、因应局势与党团制度的转型

193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在国统区对中国共产党的限制和打击更为严厉。中国共产党因应局势，转变群众运动策略，党团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相应发生转变。以1939年1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将限共防共的举措系统化、明确化。1939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在发给各地党部和政府的电报中强调，为对抗共产党必须完善组织。在各种民众团体中，“应即成立本党党团或派遣党同志居中发生党的领导作用”。1939年9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提出为打击中共党团，应建立国民党党团，“以争取对各该组织之领导权”。国民党在组织部下设党团指导委员会，在政治、文化、青年、工商业等组织中发展党团。国民党借政治优势，以多种形式打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反共活动逐步升级，“由秘密注意到公开逮捕，由个别逮捕到大批逮捕”。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成都《星芒》报社、群力抗敌宣传社、妇女抗敌后援会等组织均无法活动。福建党组织建立的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也被迫解散。

除了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外，国统区的党团转型也与共产党的整体政策有关。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整体转入地下，积蓄力量，隐蔽发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整合国统区的领导机关，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贯彻党中央指示，成为领导国统区群众运动的中心。南方局要求各地党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地下党的秘密形式，党团活动也相应地更加低调和隐蔽。

1939年8月，南方局第一次青年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青年部负责人冯文彬提出，此次会议应是“南方青运彻底转变的开始”。他强调党对青年群众的态度应以培养独立性和创造性为主，并批评以往党团活动存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因此，冯文彬建议取消党团，更多依靠支部和党员的力量。针对国民党利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垄断青年运动的企图，共产党决定不组织党团，而是派共产党员加入。冯文彬提出，应选派共产党员“设法占领导位置”，并采用引导式宣传。中共广东和平县委决定，“应极力采取掩蔽的方式”，掌握国民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机关，“并麻痹国民党与群众团体连系神经的作用”。广东海陆丰青年抗敌同志会虽三次被国民党改组，但隐藏身份的共产党员始终掌握团体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民族先锋队（以下简称青抗先）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青年抗日联合组织，是广东青年运动中“表现最有力量的青年团体”。青抗先中设有党团，从其实际运作可以窥见基层组织党团运作的状况。1938年1月1日青抗先在广州成立，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遵照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撤离广州。10月27日，青抗先队员在四会举行临时代表大会，成立青抗先总队部。各地区青抗先队部的负责人，基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抗先活动地区多达20余县。1939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广东各县开始取缔青抗先。1939年3月，青抗先总队部迁至韶关。

党团制度在基层的贯彻不乏磨合与妥协。由于基层干部匮乏，群众组织党团成员常常身兼党内外多职。青抗先的组织与广东省委的青年工作体系高度重合，是中共广东省委青委的“公开名义”。1939年5月12日晚，青抗先召开党团会议。出席者除一人外，与中共广东省委青年部会议完全一致。首先，青年部负责人吴华传达中共广东省委最近的决定，提出当下的中心任务，布置具体工作。随后会议讨论了青抗先工作，检讨应加强地方巡视。会议最后提出党团与支部应紧密联系。5月25日，中共青抗先支部召开会议，延续党团讨论的加强出巡的议题。参与青抗先党团的杜襟南反思，青抗先工作分配制度不健全，“事情集中几个人手上，别人就办不通”，但也感慨无可奈何。5月26日，支部会决定取消党团，由支部领导青抗先。支部与党团参与人员相近，讨论内容相近，因此很多人手匮乏的地区都出现支部取代党团的现象。

为应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共产党一方面转移民先队等组织中可能暴露身份的党团成员，另一方面调整部分群众组织的形式和性质。中共江西党组织提出，群众组织应“尽可能免去带政治性质”，“适合大多数群众的要求”。中共川康特委将政治救亡团体转向文化、教育、合作、互助、生产、娱乐等方面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则通过党团，改造羊头会、自乐班等旧式民间组织。中共广东党组织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合作社、警报队、牛会、护耕队等形式开展工作。中共福建党组织在乡村广泛建立青年群众组织，如兄弟会、叔侄会、姐妹会、吃茶会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环境更为恶劣，组织亦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青委要求在国统区一律不成立党团。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推广新的党群联系形式——据点。董必武对据点有形象的比喻：“过去我们也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对抗，这便是‘铁对铁’，必然受伤。今后我们暂时采取无组织的个别联系方式”，“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敌人要打击我们，正如铁打棉花打击不着”。据点和党团都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均以团结和教育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发挥党团作用为目的。但与党团不同的是，据点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

据点的扩大加强了共产党与青年的联系，为迎接群众运动高潮创造了条件。南方局青年组与贵州浙江大学、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等校的学生据点相继取得联系。中共四川党组织通过据点，在成都的蓉社、齐鲁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金陵大学的现实文学社、燕京大学的文学研究会等团体中取得领导权，联络大批进步青年。

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对群众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职能进行整合。建立政权后，政府内党团发挥领导作用，贯彻党的意志，践行党的决议，团结党外干部群众。1940年3月，在中共清丰县委的领导下，清丰县全县村镇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清丰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中共清丰县委设立政府党团。县委书记任党团书记，政府秘书和文教科长等人为党团成员。在党员的动员下，抗日民军中有4个中队参与维持县城秩序，成为县民主政府一支有力的武装。

在党团推动下，各地群众组织由综合性的过渡组织转变为以职业和社会类别划分的常规组织。例如，1939年后山西牺盟会的群众工作逐渐由救国会承担，至1941年6月基本完成过渡。1941年1月，中共山东分局要求成立各级救国会总会。各级党委的民众运动部长应选为救国会会长。救国会中均应通过党团实现党对各救国会的政治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提出，在党政军民建立各自的组织与工作后，就已到巩固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的中心任务变为强化与集中党的领导。同时，政府与民众团体应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工作，使党与各种非党组织能取得更科学的分工与配合。在政府及群众团体中，党可以通过党团推行政策。

党团制度在落实中难免出现偏差。一方面，部分党团出现独立于党委的现象。按制度设计，党团隶属于同级党委。上下各级群众组织党团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实践中上下级政府和群众组织内的党团因工作接触较多，会形成事实上的关联。指导冀晋豫省委工作的朱瑞指出，共产党在华北有半公开地位，如有工作需要，可以打通一部分上下级党团的关系。然而，上下贯通的党团也可能妨碍党委对党团的领导，故党内对这一问题相当警惕。1941年，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批评，党团上下关联易滋生“独立割据主义”，形成“党内诸侯”。

另一方面，部分党团成员包办群众组织，造成群众团体脱离群众的现象。设立党团的初衷之一是为更好发挥民主作用，在坚持党领导的前提下尊重团体的独立自主。中共中央指出：“要把党的工作与其他政权的、武装的、群众的工作方式分别清楚，不能混淆，不能代替包办。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然而，一些地方的党团成员存在包办代替群众组织的现象，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中共陕西省委批评部分党员利用党团包办团体，“处处想造成红一色”。

党团包办群众组织的现象，与部分地方党组织内部轻视群众工作的思想有关。黄敬总结，这是“用封建等级的观点来区分党、政、军、民的关系，把群众团体排列在第四等地位，到处不受人的重视”。群众团体“常常地不知道目前的政治形势，也不知道目前的中心工作，也没有文件，也没有组织生活，党的策略路线一点也不知道，根本不把人家看作一个单位”，“群众团体变成了木偶，变成了附庸”。

1942年中共中央颁布“九一指示”，党群工作的不良现象是中央力图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中共中央指出，各根据地存在各自为政、党政不分、闹独立性、包办代替等缺点，因此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也要兼顾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须经过党员及党团，而不能直接干涉团体的内部生活。1943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在讲话中阐述了统一与独立的关系，即群众团体有组织独立性，但在政治上必须受党的统一领导。党团是党的统一领导和群众组织相对独立的制度保证，其协调党群关系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广泛适用的党团对党的一元化政策有重要意义。党团设立的范围包含一切党外团体，既包括群众组织，也包括政府机关。这为理解根据地党政群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邓小平提到，革命根据地本身必须同时具备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四种力量。就党团制度而言，政权和群众组织分工不同，但地位相近，都受党的统一领导。“九一指示”中也提到，“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

群众武装组织中也存在设立党团的情况。各界救国会内设有武装组织，如农民救国会的自卫队，青年救国会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的妇女自卫队。1942年，各地民兵团体统一改为人民武装委员会（以下简称武委会）。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颁布指示，规定各级党委通过党团领导武委会。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也强调党不可直接命令委派民兵，而应通过党团与支部来领导。武委会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它掌握战争年代至关重要的武装，必须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群众，必须采取民主方式动员。党团制度可以兼顾集中领导与民主动员，适用于党对武委会的领导。

群众组织上层机关叠床架屋，对集中领导会产生不利影响。中共山东分局指出，各救会的存在“不但减弱了党对各救的注意，常是代替了各委员会与党团领导的作用”。山东分局取消了各救总会和党内工、农、青、妇等工作委员会，让党团书记加入群众工作委员会，“对外应以群众团体名义公开指示下级工作，对内则真正建立、加强各群众团体之党团工作，以保障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很多根据地的群众组织也在缩减、合并上层机关，充实人员到基层群众组织。1942年9月5日，冀鲁豫区党委将边区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合并为各级边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县以上工、农、青、妇合并为抗联后，取消原独立领导系统。1942年11月，北岳区党委决定，区级以上工、农、青、妇、文救国会、学联和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统一合并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而，如此调整也会导致部分群众组织收缩，削弱党团动员民众的作用。山东滨海区县和专区以上工、农、妇、青各救会中，党外人士数量很少，党团作用无从发挥。滨海区委只能要求保留各救会党团书记，而在非党员较多或开大会的情况下组织党团。

从1943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困难局面逐步扭转，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也开始恢复。1943年底，毛泽东提出要把人民组织起来投入生产运动。因动员民众的需要，各根据地着手恢复工、农、青、妇群众组织。1944年2月，鄂豫边区党委提出，为动员广大民众，救国会都要建立独立系统。党在救国会中通过建立党团，以群众名义提出意见。同一时期，冀鲁豫边区党委也提出要恢复工、农、青、妇等各救会。为发挥各救会的积极性，适应各救会的特殊性，党委要求各救会自行成立党团。而相当一部分根据地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直至抗战胜利后才逐步取消，工、农、青、妇群体组织也相应恢复。

1944年秋起，抗战形势逐渐有利于国统区进步运动的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据点日益扩大，进而转变为群众组织，带动以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南方局青年组总结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群众运动时指出，据点是“环境恶劣或开辟工作初期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不仅过去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还要运用这种形式”。在据点基础上形成的重庆、成都等地的进步青年组织“十分必要”，“有其极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1939年以后，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发挥党团作用，灵活因应局势，收缩战线，发展据点，为抗战后期的民主运动奠定基础。根据地群众组织党团则根据党的一元化和精兵简政等政策，调整组织的形式与规模。

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党团制度的演变与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党的政策联系紧密。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共产党凭借既有经验，建立和参与群众组织，推广党团制度，取得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根据地群众组织逐渐从全面抗战初期综合性的过渡组织转变为以职业和社会类别划分的常规组织。党团参与推动了这一转变。1938年以后，为了因应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共产党开始调整国统区党团的组织形式，重视党团作用的发挥，延续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无论环境宽松抑或严峻，共产党员始终坚持在群众组织中发挥党团作用，贯彻党的决定。

党团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规范党群关系、约束党员行动的手段之一。党团的制度规定既有对实际党团活动的总结，也反映共产党对理想状态下党团活动的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党团制度自上而下在各地推动实施。各级党组织在落实党团制度的过程中，也在教育和规范党员，更好地在群众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党团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间仍存在差距，部分地区出现党团包办群众组织的现象。受到党的政策和客观环境影响，并非所有群众组织中都设有党团，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实际上也在发挥党团作用。观察全面抗战时期的党团制度，应从党团组织、党团实践和党团作用三个维度，深入理解共产党领导群众组织、贯彻方针、扩大影响的历史实践，重新思考党群关系在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的演进历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