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反转”？-宁夏出租屋女子为何而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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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网网友为何对”宁夏33岁女子饿死“一事如此冷血

如以往一样，一旦有什么不幸的公共事件发生，一大帮观网网友就等待“反转”

对他人的生死全然无动于衷，冷漠，麻木，不仅如此，还要挑出死人的错处来，奚落，嘲笑，这就叫做用人血蘸馒头吃。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结的散沙化社会景象，鲁迅“呈现”出来从而被“看见”的这个景象，就是说的此类“冷血”之人，吃那些“热血之人”的血。

公共事件，都有时限性，首发媒体，只要基本事实没有差错，即使一些细节不全面，或者有偏差，其他媒体跟进就好了，政府有关部门，在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媒体继续进行一些详细的追踪报道。这本来是一个健康社会正常的运作

而在这些观网网友看来，别说自媒体，就是机构媒体，他们要求媒体和记者越俎代庖，包揽所有细节，所有问题都有溯源和结论才能发布，否则就是”严重不实“，或者就是什么选择性报道；

然后他们就可以声称什么“反转"，进行”中国式辟谣“

这种苛责刁难，无非就是要人闭嘴罢了。如果一个社会，这种做法形成声势的话，以后哪个人哪个媒体还敢关心社会问题？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做实事？

天气预报也是没有把握住最后真相，就发布了，是否属于”严重不实“？科学家发布了一个发现，最后证明是错误的，是否属于”不实“？在发布的那个时间点，发布当时认识条件下认识到的事实，就不属于什么”不实“

出身贫苦地区的33岁的女子死在出租屋后因为大热天尸体腐烂发出的臭味才被知道，上过的大学却不属于211而是北方工业大学，在家乡考公考编只有三次，没进面试，但也不能排除在其他地方考过，警方排除他杀，但没有排除饿死。

原文标题是”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正文里写的是”极大可能是饿死"，北方工业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容易混淆，这里无非是哪里沟通出了偏差。说次次面试通不过，是死者家人提供的信息

死者家人说次次面试通不过，还是当地负责人说一次都没进面试，这里是矛盾的，这里有多种可能，1，死者本人爱面子，没对家人讲实话；2，家人也知道，但在作者面前没讲实话；3，死者不仅仅参加过家乡的考试， 还参加过外地的考试。4，当地负责人说一次都没进面试，是说瞎话，所以连露个脸盖个章都不敢，怕担责任。5，也有可能是作者自己编造的，但现在这样的环境，以及作者的公安身份，去无中生有编造的概率可以说是最小的。

机构媒体到了都到了人家村口，亲属一个都没采访，都是县委宣传部某负责人回复记者，乡政府主要负责人回复记者，这算是真相大白了?露了脸，盖了章没有？他们要是瞎说，责任是谁的？这种信息，在进入市场后，与原文是平等的，甚至还不如原文呢，原文还是直接亲历者呢！这种信息，对于公众来说不过是“又多了一条信息”而已

几天了，本来以为还会有下文，看来不会有了，机构媒体，看来没有为公众交上一个合格答卷，你们都到了人家村口，就不该只满足于信息核查，还应该另外讲述逝者陈女士的人生故事，需要一篇人物特稿，在新闻伦理上也该有这等自觉。‍‍‍‍‍‍‍‍‍‍‍

在不幸或者惨烈的公共事件之后，报道逝者，总有一些特殊群体说是吃人血馒头！

其实，不报道才有违新闻伦理，逝者的个体形象越具体越人性化，越能激起社会反思，这是新闻完全正常合情合理合法的动机。

现在一些不希望有真新闻真记者的特殊群体，动辄指责媒体追求流量，你们知道什么叫新闻吗，新闻本身就是大家普遍想知道而不曾知道的新鲜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本身就是有流量的，新闻的流量不是今天才有的，自有新闻自有媒体开始就是天然有流量的。

没有流量的，那就不是新闻。没有流量，那就是因为它们不是真的新闻。真正的新闻，从来都自带流量。希望记者和媒体躺平的人，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心思有问题。

报道逝者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正常的新闻生产行为，也是完全符合新闻伦理的。采访逝者的家属，有的人会拒绝，有的人会接受，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场不幸或者惨烈的公共事件发生后，媒体完全没有逝者及家属的声音，那一定是出了某种严重的新闻事故，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会意识到那是极不正常的。

不要轻易拿隐私权来质问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权利需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关系人来主张，而不是毫无法律关系的旁观者来代替主张。

不幸甚至惨烈的公共事情发生后，势必要涉及善后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社会矛盾发生后，个体如果发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人为忽视，那他们一定会不安甚至恐慌，就算媒体不去找他们采访，他们也一定会主动寻求媒体的关注。所以，灾难发生后不仅仅是媒体需要采访报道逝者的故事，遗属也有寻找媒体发声的主观动机。

此时媒体如果不关注他们、不去采访他们，那么一旦他们被高额金钱封口，事情最后就沦为有钱可以买命的交易，也就难以追问和反思。而如果不追问为何发生、不反思，那就会不断发生。

对他人的生死全然无动于衷，冷漠，麻木，不仅如此，还要挑出死人的错处来，奚落，嘲笑，这就叫做用人血蘸馒头吃。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结的散沙化社会景象，鲁迅“呈现”出来从而被“看见”的这个景象，就是说的此类“冷血”之人，吃那些“热血之人”的血。

恐怕鲁迅还是低估了“冷血”之人，他应该没想到，后来此类“冷血”之人，反过来把鲁迅的深入探究，骂作“吃人血馒头”。

一旦有什么不幸甚至惨烈的公共事件发生，只有人人沉默不语，让这事就这么过去，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结的散沙化继续发展下去，这才不算此类“冷血之人”眼里的“吃人血馒头”。

如果发声关注，就可能反过来被“冷血之人”扣上这么一顶帽子，用来阻止对事情的深入探究，阻止被“呈现”出来从而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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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出身宁夏贫苦地区在北京上过大学的年轻女士，死在出租屋后因为大热天尸体腐烂发出的臭味才被知道

上过的大学不属于211而是北方工业大学，在家乡考公考编只有三次，没进面试，但也不能排除在其他地方考过，警方排除他杀，但没有排除饿死。

不过清楚的是，首先她上过大学有毕业证；其次出身宁夏贫苦的村庄；再次，她还很年轻

不是211的，而是北方工业大学，不是笔试第一名的，死了就无所谓了，是吗？

现在一些人，将年轻人的就业困境归结为他们没有脱掉“孔乙己的长衫”。打这个比喻的人，自作聪明地将“长衫”比作学历，认为当代年轻人之所以遇到就业挫折，是因为他们思想迂腐，只要破除头脑中的“长衫”思想，就能在劳动中获得新天地。

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从来不是问题，就业岗位骤降，源于经济，而经济，是因为有复杂因素在蔓延。最应该检讨的是创造就业的动力何以放缓，以及怎样使得它重新恢复，以吸纳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就业人口，而不是责备大学生的“长衫”。

在就业困难的形势下，大学生的就业倾向已经向体力劳动阶层迁移，这种向下就业的趋势并不是什么好事。当劝诫年轻人要放下文凭的面子，投向体力劳动岗位时，势必会进一步压缩原本就业人口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就业场景下残酷的内卷。

所以，如果每年毕业的一千万大学生都只能涌向体力劳动岗位，就业市场的内卷将愈演愈烈。

说教者在呵斥大学生不肯脱下“长衫”时，兴许能预想到这一后果，但问题的本质，被刻意无视。

号召孔乙己脱下长衫去干其他的工作，不考虑他的工具置办之类的细节问题，打个比方，让他像骆驼祥子一样去拉车吧。

即便是孔乙己们响应号召，脱下长衫去拉车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拉车虽然不需要高精尖的理论知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是需要基本的体能储备和工作技巧的。

从来没有拉过车的孔乙己们要去跟祥子竞争上岗，获得车行老板以及乘客的选择，能够靠什么？当然不是靠他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也不是靠他能够背几则论语，只能靠压价——现在叫内卷。

祥子一天拉八个小时车，他拉十个小时；祥子拉一趟收十个铜板，他只收八个；祥子一个月给车行老板交五个大洋，他交七个大洋。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短期来看，这的确解决了孔乙己们的就业问题，但是不要忘记了，拉车的市场就这么大，涌进这个行业的孔乙己越多，祥子们的收入就更低。

并且，因为孔乙己的压价行为，他们也不得不跟着压价，在乘客这里少收钱，在老板这里多交钱，否则他们也竞争不过搞价格战的孔乙己。

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

总有熬不住的祥子离开，总有能够承受更低价格的孔乙己入场，接下来车行拼的就不是体力、技术，而是谁更能忍。

孔乙己可以决定脱下长衫去拉车，祥子能够脱什么呢？

脱下自己的短衫，难道可以接过孔乙己脱下来的长衫，去研究回字有几种写法吗？

去年天门山四个没上过大学的底层年轻人，别说211了，普通大学都没上，他们死了就是无所谓的，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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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长衫”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呢？正如鲁迅描述的，“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假如真以为大学生为“长衫”所困，该要追问的是“长衫”的价值，而不是苛责大学生的价值观。

长衫为啥就这么破？

首先，从大学扩招开始，学历就不断贬值，从天之骄子到就业困难户，这个长衫是越来越破了。以前因为开放的环境、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大学生还勉强可以被消化。但近年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大学生越来越多，就业机会却越来越少，自然就出现了闲置。

其次，大学课堂的无所事事，难以给学生们一技之长，也让这长衫越来越破。如今，大学里不知所谓的专业太多了，这个管理、那个管理……基本上就是啥都不学，其他专业虽能教些知识，但所教的知识也跟实际没啥关联。学生上学时，学习成绩好就是一切，但是毕业之后找工作就仅凭成绩好显然是不够的，教育只注重课本知识，而课本之外的求职谋生本领，却没有教给学生。

再说，长衫是芸芸众生花了大价钱买的、最体面的外衣，哪是说脱就能脱！

对一个底层人而言，读书是一个耗钱、耗时、耗力的事情。不但所费不菲，还要搭上整个青春年华且带拐弯，再历经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煎熬，成为小镇做题家一枚，再再通过种种考试，才有了学历，也才有了穿着破“长衫”找不到饭吃的今天。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获得的学历，别人看不上，自己却无法不珍惜。

再说，出身底层的人们，除了学历，就剩下“穷”了。所以，破长衫，是孔乙己们最大的不舍，与唯一的尊严，岂是说脱就能脱。

况且，脱了长衫，像骆驼祥子一样裸奔，也还是穷命。你以为外卖行业就好做吗，顶着严寒酷暑，疲于奔命，却没有一点保障，挣的是名副其实的裸奔钱。

大学生找工作时面对的困境，根本就不是之前以为的”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学校教育体制与实际工作状况的严重错位，赤裸裸的付出与回报存在不可逆的严重剪刀差问题，是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之所以决定不就业（包括决定考研或考公），直接原因是大学生对教育投资回报的预期落空了。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

古代除了皇权，只有官绅阶层的地位才是稳固的、尊贵的，而且只要进入了这个阶层，钱财名声等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汇聚过来。其他阶层，哪怕是富户、豪强，都可能跌落至底层。因此，对孔乙己而言，只要仍然有一线“中举”的机会，就应该继续投资、继续考下去，而且考的次数越多，沉没成本越大，也就越“值得”再考一次。

这种教育“投资”，已经与真正意义上的人力成本积累全然无关了，用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词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无效率的“内卷”，因为在这种教育的过程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

现在有一些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难以脱下“长衫”，是与孔乙己、范进类似的沉没成本困境，尤其是当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考公”上岸的情况下。

许多人变得越来越热衷于进入体制，众所周知，这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有关，而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另一面则是，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增大，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优质岗位”了。

有人将当今的“考公上岸”类比为科举制度下的“中举”。就导致沉没成本无法快速贬值（甚至反而上升）的激励机制而言，两者确实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例如，公务员考试对“应届毕业生”的优待，就特别容易激励大学毕业生暂时不就业而去参加“考公”，从而加大其沉没成本。

许多岗位都要求“只限应届毕业生”报考，而“应届毕业生”实际上有可能包括了很多年的毕业生——除了毕业当年的那一年之外，在两年的“择业期”内，如果没有落实工作（没有签订合同、缴纳社保），档案又保留在原学校或者是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者是人才市场，那么就仍然算应届毕业生。

其次，包括“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人员、“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中央和地方项目人员，他们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2年内，都可报考限应届毕业生报考的职位。

再次，考上了研究生，那么毕业后又可以成为应届毕业生，继续享受倾斜政策若干年。现在为了将来“考公”而去报考研究生的人，也不在少数。

大学毕业后，不断“考公”考研，那么必定会导致越来越大的沉没成本，以致许多人越来越脱不下“长衫”。

在个人层面，这可能会给个人带来非常大的损失。而在宏观层面，当然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创新活力下降。

然而，在给定当前社会提供的激励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考公考编作为一种职业的优越性越来越突出），不能把落入沉没成本的陷阱这个责任，完全归咎于大学生自身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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抨击大学生不识好歹，是困在“长衫”中的卢瑟。针对这些卫道士，一个疑问挥之不去：你们不也穿着“长衫”嘛，凭什么你就显得高明？

说教者靠长衫论规训，一套一套地PUA年轻人，试图用帮闲的严厉指责让年轻人怪罪自身、自我悔恨，并且指桑骂槐地朝向读书人与知识分子，这就是另一类“长衫”党的恶意。

如果重新读一下《孔乙己》，你会发现：对孔乙己的批驳都出自围观者之口，而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的正面描写虽表现出他的迂腐，但都不乏温情。告诉小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时，给小朋友们分茴香豆时的孔乙己，既有童真又有善良，比那些围观者不知强了多少。

鲁迅在孔乙己这篇小说里创造的，不只是居于舞台中央的孔乙己，还颇有深意地写进另一类“长衫主顾”，他们形象隐约，行为鲜明，“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批判大学生被“长衫”遮望眼的人，恐怕就是这类在“隔壁房子里”“慢慢坐喝”的长衫主顾。

为什么同样穿长衫，有的人就可以是“慢慢坐喝”？

孔乙己那样，哪怕最后被打折了腿，终于脱去了脏破的长衫，穿上了短夹袄，仍要忍受某些短衣主顾“唠唠叨叨缠夹不清”？

穿长衫的不只是孔乙己，还有丁举人、以及“慢慢坐喝”的长衫主顾；孔乙己最终也脱了长衫，只不过是他被“打折腿”的结果；即使孔乙己褪下长衫，那些“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短衣主顾仍在笑话他。

当下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找不到工作，难道是因为他们清高爱面子吗？如果只要拉下脸，摆地摊就能过上好日子，那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在乎。

别看现在社交媒体上许多博主纷纷晒出“脱下长衫后，孔乙己的生活有多快活”，但且不说这些灵活就业的收入不稳定（美国和日本早就证明，灵活就业导致年轻人的贫困率上升），真要做好，除了少数幸运儿，那绝对是开启hard模式。把这样艰难的转型说成只是“脱下长衫”那么轻巧，这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口吻。

说教者以为可以用“长衫”教导年轻人如何如何，甚至多数“短衫主顾”也参与到这一大型的现实讽刺剧中，最后衬托出的小丑，只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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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写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仅仅是为了嘲讽读书人放不下架子吗？当然不是。

那一袭长衫，并不只是无谓、无用的“臭架子”，也是孔乙己的尊严。咸亨酒店里有身份的“长衫客”可以坐下来慢慢品酒，平头百姓（“短衣帮”）才站着喝，而孔乙己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点明了他的尴尬处境：他是一个有着“士”的身份，但却不得不混迹于底层的人物。

人们之所以嘲笑孔乙己，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品行，而首先是这种身份上的格格不入。实际上，鲁迅交代得很清楚：尽管总因这样那样的缺点饱受讥讽，但孔乙己“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

乍看起来，鲁迅是在批判孔乙己，但其实，他真正批判的其实是那些看客们——对于孔乙己的处境，没有一个人能感同身受，只有隔膜、冷淡、嘲讽，包括小说中的“我”。在此，他以一种冷峻而克制的笔触，展现出一幅真实到可怕的散沙化社会景象：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结，人们对他人的生死全然无动于衷。

诸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这样的人物，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有，但从未有人写过这一群像，直到鲁迅将一束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他们的生活处境才第一次被“看见”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就在于他把国人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无意识存在，转化成了令人震惊的反思对象。

这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鲁迅意识到，改造中国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批判那些对同胞遭遇麻木不仁的“看客”，唤起人们的共情，因为这种共情才是产生联结、促成行动的基础。

1926年，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他沉痛地说：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流言”的种子。

钱理群在《游戏国里的看客》洞悉了鲁迅何以对此耿耿于怀：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

这样的全民表演，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人民（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哈哈一笑。

当然，鲁迅所谋求的并不只是让这些小人物博取廉价的同情，至少他在对他们近乎悲悯的共情之下，对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也从不有所隐讳。这就是鲁迅：他既呈现真实的国民性，但又并不因此而拒绝给予同情。他们都是人。

然而，近些年来，对鲁迅笔下人物的理解却带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意味，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原本是对这种人物既有共情又具批判的审视，但现在这句话的意思通常都侧重在“可恨”上——“别看那人很可怜，其实必有可恨之处”，这就阻止了对他人的共情，倒是更接近于“受害者有罪论”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人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用以为自己拒绝同情他人辩护。这背后隐含着一种绝对化的道德观：“只有毫无可恨之处的人，才值得同情。”然而，且不说这样的人未必存在，这也意味着对“同情”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完全违背了鲁迅的本意。

同样的，祥林嫂原本是一个遭际悲惨的女性，周围人对她只有肤浅的关心，而谈不上有什么深切的同情，但到现在，“祥林嫂”通常被用来挖苦那些啰嗦哀怨的人物。

至于《药》里的“人血馒头”，本来是指“冷血”之人，吃那些“热血之人”的血。然而在这些年的舆论场上，这个词常常倒是被用以阻止深入探究，一有什么不幸的公共事件发生，如果发声关注，就可能被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仿佛只有沉默不语，让这事就这么过去，才算是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尊重。

鲁迅已遭到“反转”，像这样的种种误读，意味着人们和鲁迅之间已产生了距离，虽然鲁迅的经典看似仍是鲜活的，但它已得到重新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作品已经获得了“经”的地位，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也确实需要对经典的全新的阐释来“适今”，并在现实的创造性实践中深化理解。

以中国与时俱进的速度之快，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理解也不算意料之外；

然而，如果当代对鲁迅作品典故和人物的诠释，竟然走向了他曾经批判的那一面，那这种误读，难道不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