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警察故事：从纳粹爪牙到联邦德国刑警元老_风闻

1944年7月20日，德国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希特勒，不幸失败，当夜即被纳粹杀害。这个英雄故事，大家想必耳熟能详。

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

但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较少关注。那就是，行刺发生之后，是谁调查了这个案子，并迅速挖出了大批密谋者，导致反抗希特勒的德国地下抵抗运动几乎被一网打尽？

行刺“元首”的惊天大案，自然需要最得力的调查者去侦破。希特勒“钦定”的调查员，是德国顶尖的刑警伯恩哈德·魏纳博士（Bernhard Wehner）。魏纳是德国警察历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高水平的专业侦探，调查过很多著名的刑事案件，也一度沦为为虎作伥的纳粹分子。但在战后，他浴火重生，成为联邦德国刑警的关键人物。尽管始终与争议相伴，但他仍然算得上今天的德国刑警系统的奠基人之一。

年轻的法学博士和纳粹党员

魏纳于1909年出生于今天属于图林根州的小城市格拉（Gera），但在鲁尔区长大，父亲是海关官员。他在大学攻读法学，早在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那时纳粹党距离上台还有一段距离。

在1989年，已经是联邦德国德高望重的大人物的魏纳为自己年轻时加入纳粹党的行为辩护道：“我们那个时代的高中毕业生和大学生，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有倾向性’的教育（父亲一般当过德皇军队的军官）之外，在政治上是相当单纯的。我们的整个环境，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都把‘左派’，视为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相信是他们对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捅了背后一剑。”

这种对“左派”的敌视，在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当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背后一剑”的迷思也为整个社会的逐渐右倾埋下了伏笔。

魏纳于1935年在科隆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没有走学术道路，而是于当年7月1日加入埃森市刑警。1935年到1937年，他在柏林夏洛腾堡警校受训，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后来的同事和朋友。这一批年轻的刑警，将会成为纳粹时期德国刑警的骨干，后来还会成为联邦德国刑警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1937年9月，魏纳进入柏林警局，成为老前辈神探恩斯特·甘纳特领导下的凶案调查科的几个调查组之一的组长。

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在波兰战役期间，德军针对平民（尤其是犹太人）犯下了累累罪行。但是，波兰方面也犯下了一些战争罪行。这是很容易被人遗忘的一段历史。

9月3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在波兰西部城市比得哥什（Bydgoszcz）发生了一起惊人的惨案。

比得哥什这个地方，在中世纪曾经属于波兰王国，但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期间被割让给普鲁士。除了在拿破仑时期曾短暂地属于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公国之外，一直到1919年，比得哥什都属于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划归新独立的波兰共和国。

数百年来，比得哥什是一个德意志人和波兰人杂居的城市，所以这座城市有一个德语名字叫布龙贝格（Bromberg）。波兰当局对这些德裔少数民族对波兰的忠诚度是非常怀疑的。这也是当时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各地少数民族的普遍命运：在主流民族的猜忌、敌视或容忍下，勉强讨生活。少数民族很容易被怀疑为“境外势力”的“第五纵队”，但即便没有与“境外势力”合作，他们也很难得到主流民族的接受。

二战爆发后，德军逼近比得哥什的时候，比得哥什市政府组织了一支民兵“自卫队”，准备保卫家乡。城里的气氛非常紧张。

9月3日，市区的但泽大街上突然爆发骚乱。有人说，有德国特务在新教教堂的塔楼上向外面开枪。波兰市民群情激奋，一口咬定当地的德裔居民与德军合作，要出卖这座城市。波兰军人和武装市民开始对德裔居民发动攻击，对他们的居住区打砸抢烧，一直闹到9月5日早晨德军进城时。

许多房屋遭到抢劫，一座教堂被烧毁。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城里是不是真的有德国特务与德军里应外合，以及城里的德裔居民是不是真的“通敌”。这场骚乱是否可能源于意外、误会或群众的歇斯底里情绪？

“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的德裔受害者指认波兰“凶手”

1939年9月7日，外国记者观看比得哥什死者遗体

比得哥什死者

德国记者拍摄的比得哥什死者

在比得哥什被枪杀的波兰人

纳粹看到比得哥什发生了这样的血腥事件，可以说是喜出望外，正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宣传波兰人是多么野蛮、波兰统治下的德裔少数民族是多么悲惨可怜，进而证明入侵波兰的德军作为“正义之师”，是多么“师出有名”。

纳粹的宣传机器给这个事件定了性，称之为“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大批德国记者赶往比得哥什，拍摄尸横遍野的惨景，还邀请外国记者来报道。与此同时，德军也没忘了报复，在比得哥什周边枪杀了数百名平民。当然，这些是不会上新闻的。

为了搜集“波兰人暴行”的证据，高层命令柏林刑警干部魏纳带队前往比得哥什。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遇害德裔居民的人数。他私下里估计受害者有5800人。到了1961年，他表示，当年他受到了上级的授意，出于宣传目的，要说有58000名德裔居民被波兰人杀害。

那么，“布龙贝格血腥星期日”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就连死亡人数，各方也给出了相差很大的估算，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当然，我们描述波兰人的罪行，并不是要为给纳粹开脱和辩护，而是希望提醒大家，历史是错综复杂的，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二战期间。木匠刺杀希特勒案

1923年11月8日至9日，那时候影响力还不算大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发动了武装政变，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但是失败了。等到希特勒掌权之后，为了纪念当年的“啤酒馆政变”，他每年都会在11月8日晚上故地重游，在这家啤酒馆发表讲话。

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一次纳粹集会

有心人记住了这个规律。木匠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Johann Georg Elser）是一位反纳粹志士。他没有组织和同志，而是单枪匹马，策划了一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在1939年下半年，埃尔泽花了三十个晚上的时间，躲藏在啤酒馆内，秘密安装自制的定时炸弹。

但在11月8日，发生了心思缜密的埃尔泽也没有想到的意外：由于天气状况极差，希特勒无法按原计划乘飞机返回柏林，只好临时更改行程，提早结束演讲，以赶上一班特别列车。于是埃尔泽的行动就意外地失败了。希特勒的专车抵达火车站时，啤酒馆内的定时炸弹爆炸，导致7人死亡。

单枪匹马刺杀希特勒的约翰•格奥尔格•埃尔泽

魏纳参与了对此案的调查。这个案子并不难破。埃尔泽打算逃往瑞士，但被德国海关盘查，海关人员发现他身上有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明信片，对他产生怀疑，将他交给警方，很快就水落石出。不知道为什么，纳粹一直关押着埃尔泽，直到1945年4月9日（距离德国投降不到一个月）才在达豪集中营将他处决。

埃尔泽炸弹袭击之后的啤酒馆

埃尔泽行刺之后，党卫军和警察高官们在开会，从左往后分别是弗朗茨·约瑟夫·胡博尔、内贝、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海因里希·米勒

魏纳在此案中的表现不错，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几年后希特勒再次遇刺后，魏纳仍然是调查主力。

1940年初，魏纳被调入帝国保安总局（RSHA）下属的第五局，即刑警部门（RKPA），起初负责领导诈骗与腐败调查科。1940年5月，他成为“重案科”科长。1942年，他加入了党卫队。

克里特岛的游击队

在1941年5月20日开始的克里特战役当中，德军实施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德国伞兵部队虽然骁勇善战，但在英军和希腊军队的顽强抵抗下，仍然损失惨重。尤其是，克里特本土的平民和游击队杀死杀伤了不少德国伞兵。

这和德国伞兵当时的装备方式有关。德国伞兵的枪械不是随身携带、与士兵一起空降的，而是存放在单独的空降罐内投放，所以伞兵在降落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身上可能只有刀子防身。假如出了差错，武器被空投到较远的地方，伞兵可能就会难以自卫，所以很容易被游击队（甚至是普通平民）消灭掉。

精锐伞兵的损失惨重让德国人恼羞成怒，他们认为克里特游击队袭击伞兵不是光明正大的作战行动，而是一种战争罪行，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裁“战犯”。

克里特空降作战期间死亡的德国伞兵

魏纳奉命带队去调查了克里特平民和游击队员袭击德军伞兵的事件。根据他的调查，有110人被判死刑和枪决，13人被无罪开释，另有39名平民“在武装抵抗或逃跑”时被枪杀。

按照魏纳的说法，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原本打算对克里特人进行血腥的报复，但在德国刑警的努力下，避免了滥杀无辜，只是将确有证据能够证明其杀害了德国军人或者抢劫了阵亡德国军人身上物品或犯有其他罪行的人送上法庭。

也就是说，魏纳的自辩是，他尽可能地维护了“法治”。但是，此次行动在今天仍然被算作德国国防军的战争罪行之一。

布拉格投毒杀人案

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叫做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并扶植捷克将领和政治家阿洛伊斯·埃利亚什（Alois Eliáš）为总理。

埃利亚什在一战期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曾参加“捷克军团”，在法国对抗德军。现在虽然当了德国人的“维持会会长”，但他其实是个爱国者，秘密地与抵抗运动和流亡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持联系。德国人对他早有怀疑，只等一个机会把他拿下。

阿洛伊斯·埃利亚什，1939年

1941年初，机会来了。埃利亚什邀请了七位亲德的捷克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宴请大家。宴会结束后，四名记者病倒，一位名叫卡雷尔·拉日诺夫斯基（Karel Lažnovský）的报社总编甚至死在了医院里。

在布拉格的纳粹高层大喜过望，赶紧以此为由，展开了针对埃利亚什的调查，指控他投毒杀人。病情很重的三名记者被转移到党卫队的医院，拉日诺夫斯基的遗体被扣押，交给德国法医进行尸检。但是尸检没有发现问题，布拉格的德国刑警审讯了埃利亚什，也没有发现疑点。

帝国保安总局的局长（也就是刑警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不肯相信布拉格刑警的调查结果，命令刑警总长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1894—1945）亲自从柏林到布拉格来主持调查。但是不久之后内贝生病了，于是将此案交给魏纳负责。

但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揣测，内贝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可能由于他知道海德里希自己想当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领导人，因此不想掺和这件政治敏感的事情。所以内贝装病，避免搅混水，把这件棘手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部下魏纳。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1940年

魏纳乘飞机到了布拉格之后，发现布拉格刑警和内贝的前期工作无可挑剔，所以魏纳能做的不多。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重新来了一遍，还原了记者招待会的全流程，查明了宴会上餐饮的来源。魏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刑警学员在接受结业考试一样。一位毒物学家确认，拉日诺夫斯基的死因和另外三名记者的病因是受到“伤寒与炭疽杆菌”的影响。魏纳认为，这是一起意外的食物中毒事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埃利亚什与此案有关。[1]

海德里希表面上接受了魏纳的调查结果，但是埃利亚什究竟是不是杀人凶手，根本就不重要。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被希特勒任命为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代理总督。次日，埃利亚什就被逮捕，后来以叛国罪的罪名判处死刑。不过一直到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之后，埃利亚什才被处死。

海德里希遇刺案

希特勒说海德里希是“铁石心肠的人”，这话是在赞扬他。海德里希的牺牲品则说他是“目光冰冷的人”。

1941年7月31日，海德里希接到赫尔曼·戈林的书面指示，去落实所谓“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可以向元首证明，他，而不是他内心蔑视的希姆莱（因为海德里希觉得希姆莱很软弱），将是纳粹种族灭绝行动的主要领导者。

他于1942年1月在柏林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优化种族灭绝的流程。身为党卫队上将、帝国保安总局局长和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代理总督的海德里希（年仅三十七岁）在柏林万湖岸边的一座豪华别墅主持了会议，把第三帝国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召集来。27名与会者拟定了《万湖方案》，旨在提高屠杀犹太人的效率。

海德里希热情洋溢地支持使用混凝土毒气室和齐克隆B杀虫剂（用的是氰化氢晶体），因为这样能大大提升杀人的数量和屠杀的速度。奥斯维辛集中营110万受害者的大部分（主要是犹太人）就是这样死去的。

1942年5月27日，星期三，海德里希终于为自己多年的恐怖罪行付出了代价。四名在英国受训的捷克抵抗战士，约瑟夫·瓦尔奇克（Josef Valcik）、阿道夫·欧帕尔卡（Adolf Opalka）、扬·库比什（Jan Kubis）和约瑟夫·盖伯奇克（Josef Gabcik）专门为了行刺海德里希而被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们在布拉格基尔施迈尔大街（Kirchmayerstrasse）的角落伏击了海德里希的深绿色梅赛德斯汽车。盖伯奇克的斯登冲锋枪卡壳，但库比什投掷了手榴弹，把汽车车身炸出一个大洞。

海德里希被匆匆送往医院。医生发现他的脾脏里有金属碎片，一根肋骨骨折，横膈膜破损。海德里希痛苦挣扎了七天又十二个小时，最后死于血中毒。

海德里希遇刺时乘坐的汽车

魏纳又一次接受最高层的指示，参与调查了海德里希遇刺案。根据魏纳等人的调查结果，党卫队对捷克人实施里残酷的报复。6月6日，党卫队包围了布拉格郊外的利迪策村。全村人被逮捕。173名男子和15岁以上男孩被枪决，随后198名妇女和儿童被押送到灭绝营处死。全村所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村名被从纳粹的所有档案中抹去。在另一个村庄莱察基（Lezaky），17名男子和16名女子被枪决，14名儿童被用毒气杀死。官方的声明表示，之所以惩罚利迪策，是为了“教会捷克人什么是屈服和谦卑”。

魏纳当然只是整个遇刺案及其之后的报复行动的一个小小的齿轮。他会感到良心不安吗？我们不知道。

打小老虎

魏纳调查了纳粹时期许多轰动一时的大案，上面几个例子都是针对“外部敌人”的，但他也调查过针对“自己人”的案子。比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前长官卡尔·奥托·科赫（Karl Otto Koch）的腐败和杀人案。

说到腐败，纳粹党对腐败的态度是非常暧昧的。按照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的研究，纳粹的腐败有三种基本形式：一、“体制化的腐败”，即“国家和纳粹党官方促进和实施的腐败行为，它不是若干个人的滥用职权，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滥用权力；它并非促进个人私利，而是有助于体制的功能稳定”；二、“受到容忍的腐败”，即“第三帝国的反腐机制存在一些机构上的缺陷，导致某些腐败行为特别猖獗，当局无奈之下（或者有意识地）只得对这些腐败行为进行容忍”；三、纳粹也开展了一些反腐斗争，但往往是权力斗争和派系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真正的盘踞于朝堂之上的大老虎，比如戈林，当然无需担心受到制裁，被打的一般只是中小型的老虎。

科赫当过几个集中营的长官，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在纳粹内部，他的级别不高，最后的级别是党卫队旗队长，也就相当于上校。他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纳粹内部的斗争，以及在战争年代需要杀几头老虎以平民愤，科赫成了纳粹时期最有名的反腐案的制裁对象。

集中营长官就是土皇帝，缺乏监管，所以集中营是腐败的重灾区。科赫是最腐败的集中营指挥官之一，他于1937年至1942年领导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38年11月，近1万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科赫利用这个机会侵吞了这批犹太人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仅这一次他就侵吞了至少20万帝国马克。犯人亲属寄来的钱被当作“罚金”或“捐款”扣留；汽车、摩托车和其他贵重物品通过“赠送过户”手续易主。对科赫中饱私囊的罪行知情的犹太人都被灭口，有的是“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有的是被注射苯酚而死亡。

科赫的死对头是党卫队大佬瓦尔德克-皮尔蒙特。不过其实瓦尔德克-皮尔蒙特自己也是个腐败分子，所以这个案子的根源还是党卫队干部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利益冲突。瓦尔德克-皮尔蒙特在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账目进行审查后，为了防止科赫毁灭证据，于1941年12月将他逮捕。但在党卫队的另一位大佬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的党卫队经济与行政总局局长）干预下，科赫又被释放。波尔力挺科赫，并在给他的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如果再有一个失业的法学家将他刽子手的贪婪魔爪伸向您的无辜的纯洁身躯，我一定会全力保护您。”

就连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起初也把科赫救下了火线，并于1942年任命他为卢布林—迈丹尼克集中营指挥官。但科赫在新岗位上仍然不争气，没有切实负起上级托付给他的责任来，因此对党卫队来说失去了价值。比如，他未能阻止苏联战俘的一次大规模暴动。于是，党卫队和警察司法部门重新启动了针对科赫的调查。1943年8月，科赫再次被逮捕；1944年底，他被判处死刑；1945年4月初，他在布痕瓦尔德被枪决。

科赫案件中有一个元素，就是重要的证人、党卫队二级小队长（上士）科勒（Köhler）神秘地中毒死亡。魏纳等调查者怀疑是科赫杀人灭口。据德国的大学者、当时的集中营囚徒和医生助手欧根•科贡（Eugen Kogon，1903—1987）说，魏纳为了查明毒死科勒所用的毒药类型，竟然用四名苏联战俘做实验，迫使其服下毒药，导致其死亡。魏纳说他没有这么做，应当负责的人是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米勒和集中营医生埃尔温·丁-舒勒（Erwin Ding-Schuler，1912—1945）。丁-舒勒的日记中则写道：“1943年12月30日至31日。在科赫/霍芬案件中对四人进行特别试验。遵照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内贝的命令，当着摩根博士和魏纳博士的面进行试验。”不过后来科贡撤回了对魏纳的指控。魏纳在这件事情当中有没有虐囚罪行，我们很难说得清了。

1947年，盟国审判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犯时作为证人的欧根•科贡

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

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案件发生的当天，魏纳和另外三名柏林警探奉命乘飞机飞往元首大本营“狼穴”，调查此案。与两位同事阿尔伯特·魏德曼（Albert Widmann，1912—1986）和霍斯特·科普柯（Horst Kopkow，1910—1996）一起，魏纳勘察了现场，还原了案件发生的经过，对侦破施陶芬贝格所在的军人抵抗集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魏纳的上司、德国刑警一把手内贝也卷入此案。魏纳还组织了对这位老上司的缉拿，可以说是铁面无私。

被施陶芬贝格炸毁的元首大本营会议室

对于内贝，我们可以多说几句。他是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人物，作为纳粹时期刑警的一号人物，一方面领导和参与了对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苏联平民的残酷屠杀与清洗，另一方面又与抵抗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按照抵抗集团的计划，刺杀希特勒成功后，内贝应当派遣警察去逮捕一些重要的纳粹高官。但在那一天，内贝什么也没做，据说是因为他“从不相信行动能成功”。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7月20日事件”，但他还是在几天后开始逃亡。在随后一个月里，德国刑警的一把手成了逃犯。以前用来对付别人的各种监控和追踪手段，如今被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这个反侦查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不断转移，隐藏自己的行踪，甚至两次伪装自杀。内贝的最后逃亡也许会让中国读者想起商鞅的“作法自毙”。最终内贝被一位女性朋友出卖了。内贝于1945年3月3日在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被绞死。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内贝究竟是真的抵抗分子，还是“两面下注”的投机分子。

作家和刑警

战争结束后，魏纳被盟军关押了一段时间，1946年获释后曾为英国占领当局服务，当司机。

1948年，他结识了《明镜周刊》的老板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1923—2002）。奥格斯坦对内贝这个人很感兴趣，想请人写一本他的传记。奥格斯坦和当时的很多德国人一样，认为内贝是德国刑警里唯一参加了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刑警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党卫队干部。

魏纳对内贝更熟悉，告诉奥格斯坦，内贝参与了纳粹的累累罪行；他如果真的参与抵抗运动的话，也只是一种务实的“两面下注”的策略；他不是反希特勒义士，而是一个受到个人野心驱使、逐渐深陷于泥沼的普通人。

奥格斯坦很感兴趣，于是委托魏纳写一本以内贝的人生沉浮为线索的纳粹德国刑警记事。魏纳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主角，由他来记载这段历史，可谓再恰当不过了。

魏纳的这本书《游戏结束了。阿图尔·内贝：德国刑警的荣耀与悲惨》（Das Spiel ist aus – Arthur Nebe. Glanz und Elend der deutschen Kriminalpolizei）在《明镜周刊》上连载（不过有人说，实际执笔的是奥格斯坦），反响很大，争议也很大。

魏纳虽然没有讳言德国刑警在纳粹体制下的罪行，但尽力为自己的老同事辩护，比如描述内贝是“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集体灵魂：正派，但胆怯和雄心勃勃……[内贝]虽然有时表现出[对希特勒的]恭顺和唯唯诺诺，但他也保护了德国刑警，减轻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对刑警的影响”。换句话说，和很多曾经的德国军人一样，作为刑警的魏纳也竭力为自己曾经为之服务的机构“洗白”，辩解说刑警只是普通人，并不是恶棍，只是被恶棍利用的工具。

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德国人是否对纳粹罪行负有“集体罪责”？千百万军人、警察和公务员，无可否认大多是“普通人”，但普通人是否应当对国家机器的罪行负责？普通人是否可以说“我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来为自己辩护？这些问题在战后德国一直到今天，引发了许多争议，也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熟虑。

但是另一方面，在当时，魏纳却是少数敢于站出来审视和批评德国刑警黑历史的德国人之一。比如他曾在专业杂志上批评纳粹时期德国刑警领导下的青少年集中营是“耻辱”。

魏纳担任《明镜周刊》的警务顾问，并为该杂志撰文，一直到1954年。同时，他接受了“去纳粹化”，于1951年成为多特蒙德市刑警的一名高级警官。毕竟，战后的西德百废待兴，魏纳这样的尖端人才少之又少，即便他身上沾染了一些纳粹党的臭气，阿登纳时代的保守派政府也愿意启用他。1954年，魏纳升任杜塞尔多夫市的刑警总长，1970年退役。除了建设西德的刑警队伍，魏纳还办刑警专业杂志并从事相关的科研。他还写了一本《循迹追凶：德国刑警史》（Dem Täter auf der Spur.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minalpolizei）。

《循迹追凶：德国刑警史》

魏纳对联邦德国刑警发展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先后获得了德国犯罪学学会的银质和金质奖章。联邦刑警总局的局长霍斯特·赫罗尔德（Horst Herold）对魏纳的评价是，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他的生涯同时也代表着德国刑警的历史”。

晚年伯恩哈德·魏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