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新晋拍档”，为什么是它？_风闻

经贸关系的深度重塑

8月18日至2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来华国事访问。就任仅半月，苏林首访中国，把第一站选在广东。

专程前往广东，“求合作”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据越通社报道，在广州期间，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建议广东和越南各地加强经常性的交流合作；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贸易、投资、战略对接等领域合作；欢迎广东省企业扩大对越南数字化转型、绿色增长、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优质投资规模。

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越南自2016年起，就保持着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位置。最新数据显示，两国贸易中，中间产品进出口占比近70%。中间产品是指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产品，包括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是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最为紧密的产品。

而在中国各省份中，广东与越南的贸易额最大，约占两国进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制造业大省广东与新晋贸易“摆渡人”越南之间，经贸关系的深度重塑正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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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中越经贸关系中，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始终站在中心位置。

外界看来，中越合作的升温与中国企业掘金越南几乎同频。2010年左右开始，以鞋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企业向越南布局；而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复杂性增加，更多中国企业也踏上前往越南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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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中，广东的角色一直颇为关键。

2019年开始，伴随广东部分城市外贸增速放缓，有媒体开始关注当地产业向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情况。此后数年间，产业转移究竟是否存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不断引发讨论，作为应对，“稳链补链”也成为广东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眼下，“稳链”仍是广东的重中之重，但从政策细节和当地讨论来看，具体实施路径似乎出现变化——

2020年，当广东受疫情影响面临产业发展困境时，当地一种主流声音认为，产业转移不会大规模出现，东南亚也难以大范围承接产业链转移。当时，“稳链”的方向也被放在扩大内需上，即是通过融入国内大循环稳住企业、确保企业“活下去”。

几乎同时，另一种声音隐隐出现，将视线投向更大的变局。有人认为，“全产业供应链安全”可能并不适合当下中国，“稳链”应着重于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有人进一步提出一种“中国+”的全球供应链设想。

对于广东，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在《溢出》一书中指出，越南更多是“嵌合”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而一头是国内原材料和关键器件、一头是越南加工厂的广东企业，则成为重要的连接点。

广东也开始加深“链接者”的角色。今年，在当地媒体报道中，“稳链”的内涵中呈现出更多细节：留在广东的产业，被定位在战略性产业集群链主企业中的外资跨国企业，并且集中在“总部、研发、先进制造”等环节。

新的政策风向再添一把火。一方面，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拓展“中间品贸易”，被认为将为其他国家产业链发展提供支撑、分享我国发展红利，也将重构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

另一方面，去年底，中越两国关系提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两国同期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到，将推动落实《中国商务部和越南工贸部关于加强供应链保障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维护两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等。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劲松此前指出，今年广东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一季度，占广东外贸整体超五成的中间品快速增长16.7%。在4月举行的第135届广交会展示的产品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提高到12%。

此外，去年1至10月，广东在越南新设企业107家，中方实际投资额达到7477.5万美元，同比增长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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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一系列变动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广东外贸结构的变化。

事实上，早在2020年，东盟就以1.08万亿元（以下均为人民币）的进出口额超过香港的1万亿元，首次成为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到去年，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06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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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在城市间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7月，深圳外贸实现29.6%的增速，居于珠三角城市首位，而相比之下，佛山则出现了22.0%的下滑。

由于缺乏越南数据，对比两市与东盟的外贸表现——前7个月，东盟与深圳外贸实现47.4%的增长，这是东盟自今年前2个月超过香港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后的进一步暴增；与佛山的外贸则出现了39.4%的下降，在佛山与几大经济区的外贸中降速最高。

两市差异还明显体现在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密切相关的中间品贸易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东盟国家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大部分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东盟国家经过组装，又出口到美国。从全球的贸易统计来看，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增加，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也在增加。

在深圳，中间品贸易已然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有报道显示，深圳与东盟进出口主要品类为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零部件等，一些品牌把工厂设在东盟国家，原料、中间产品从深圳采购，相关订单规模因此增长。

就在上个月，总部位于深圳的欣旺达发布公告称，其将投资不超过20亿元，在越南建设“越南锂威消费类锂电池工厂项目”，进行消费类电芯、SiP和电池的生产。欣旺达表示，越南近年来承接了较多的消费电子产能转移，相关产业链配套不断完善，可以较好地满足公司建设海外生产基地的需要。

有类似动作的还有比亚迪。同样是今年7月，比亚迪泰国工厂正式投产，除整车制造，比亚迪的电池、部分零部件部门也在此设有厂房。

同期有消息称，柬埔寨有望落地比亚迪在东南亚的第二个生产基地，越南原本也是电动汽车制造和组装工厂的选址地之一，如今建厂计划延期，与当地经销商的合作也取消，但比亚迪官方表示，计划不会因其退出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在外界看来，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佛山，中间品贸易仍有望进一步提升。广东中间品贸易额占外贸比重超过五成，而一组今年前2个月的数据显示，佛山该比值为30.2%。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金山此前指出，佛山企业不仅要继续出口最终的消费品，还要扩大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的出口，从产品出海转向产业链出海，将整个生产链条，包括技术、设备、服务等，向国际市场拓展，从而实现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向综合的供应链输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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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广东和越南正在寻求一同融入全球供应链，二者恰好优势互补，比起内部竞争，更能形成合力。

如施展提到，越南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和较低的关税，但由于供应链成本较高，缺乏完整生产线。而作为制造大省的广东，行业门类齐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而且积累了大量有经验的技术人才和根植于城市发展的制造文化，恰能接上越南制造业缺失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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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二者的关系不是“转移”而是“溢出”。在后一种模式下，产业链越向外布局，反而可能越加深广东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既体现在中间品贸易为两者带来的更强的经贸联系，也体现在广东制造业在开放倒逼下的进一步升级。

在去年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提到，转移的产业多是服装鞋帽等，关税壁垒比较敏感、附加值较低，虽有一些电子元器件，多以装配组装为主，这也是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而对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关税壁垒不会形成大的影响，这几年对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证。

而要长期维持中间品生产的优势地位，制造业的提档升级也势在必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基地教授王分棉指出，拓展中间品贸易将有助于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

比如，在标准上，推动重点领域主要消费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在创新上，实现自身技术与产品的创新升级，打造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中间品产品，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广东当地，一种更具整体观的思路被注入外贸拓展工作当中。

去年，佛山顺德区曾多次与越南开展经贸活动，按时任顺德中小企业促进会副秘书长黎巧嫦的说法，“我们要推动智能家电、电子、数字、软件等特色产业‘走出去’，注重产业链、供应链在广东、在东盟的整体布局，进一步延长链条、开拓机遇。”

对于广东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是如何转变思维，为我所用。

文字 | 杨弃非

来源 | 城市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