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哈里斯辩论在即, 谁画的“饼”更有可能兑现? | 文化纵横_风闻

郭馨怡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近日，经美国两党确认，特朗普将与民主党新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9月份进行三场电视辩论，而哈里斯也在前几日抛出了她的首份经济政策纲领。一方面为了与特朗普对垒，这份政纲旨在全力降低生活成本，让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更有获得感，直指特朗普一以贯之的高关税等政策；另一方面，作为继任者，哈里斯也面临调适拜登任内政策的效力问题。目前，**哈里斯的竞选优势有扩大化的趋势，**外界纷纷聚焦其政治承诺的可行性。本文选取了一个特殊角度，通过分析特朗普和拜登任内竞选承诺的实现情况，来观察总统候选人竞选能力与实际执政能力的差距。

两个月前的电视辩论向世人证明，拜登总统的“竞选魅力”远不如特朗普，然而本文通过分析指出，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整体情况却比特朗普优异。特朗普重视以减税、反移民和反全球化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承诺，兑现贸易和外交领域承诺的情况最佳，但由于不愿兑现跨意识形态立场的承诺，对振兴制造业的诚意明显不足。拜登兑现防疫、经济和气候领域承诺的情况较好，侧重推动“再工业化”的经济政策和加强气候治理，并与国会合作通过三大支柱性立法，但在推进社会公平议程方面表现不佳。比较来看，限制特朗普兑现承诺的原因是个人喜好夸大许诺，但难以调和党内党际矛盾，得不到国会立法支持，以及根深蒂固的财政保守主义偏好；而拜登虽然立法能力较强，能够有效利用策略性技巧推动立法，但民主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少数关键选区和关键群体的掣肘，也限制了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程度。

作者还指出，**拜登的实际政治偏好相对隐蔽，有时并不会完全体现在其竞选承诺中。**例如，拜登在竞选期间公开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当选后却延续了其中的部分政策。这也为我们观察哈里斯的下一步动作提供了参考。

本文转载自《当代美国评论》2024年第2期，原题为《特朗普和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比较分析》，篇幅所限，全文有所删节。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特朗普和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比较分析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竞选承诺

在选举民主制下，投票是反映民意和政治问责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选民通过投票选择自己认可的行政官员和立法代表，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另一方面，候选人及其所属政党通过制定合理的施政纲领和计划获得足够选票上台执政，积极兑现竞选承诺，提高自己未来再次胜选的几率。美国民众普遍对政治家信守承诺持较为悲观的态度。2016年美国大选前，只有19%的选民相信特朗普能兑现“驱逐居住在美国的约1100万非法移民”的承诺，认为希拉里会尽力遏制“华尔街权力”的选民只有15%。根据盖洛普2021年的调查，愿意信任在任或正在竞选公职的政治家的美国成年受访者不足半数（44%）。**选民高度不信任公职候选人是近年美国政治参与水平持续下降、政治极化程度不断加深、民粹主义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对候选人遵守承诺的预期直接影响着选民的投票偏好，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并认为他较好兑现了竞选承诺的选民中，有98%表示会继续投票支持他，而认为其违背了绝大多数竞选承诺的前支持者中则有约一半表示将转向支持拜登。

尽管民众普遍批评政治家难以信守政治承诺，但在政治实践中，美国总统兑现竞选承诺的意愿远比公众认为的要强。**有研究指出，20世纪美国总统平均能兑现约65%的竞选承诺。信守承诺是近两任美国总统反复强调的政治目标，也是他们赢得选举的重要助力。**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政治素人”特朗普利用美国人普遍认为政客不能信守承诺的想法，塑造自己不是传统政治家、会在上台后积极兑现竞选承诺的形象，最终“爆冷”胜出。拜登则曾出版名为《信守诺言：论人生与政治》的自传，并长期将“守信是最宝贵的（政治）资产”作为座右铭。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近两任美国总统兑现竞选承诺的情况，回答“特朗普和拜登哪一方更好地兑现了竞选承诺”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整体情况优于特朗普（详情请参见表1）。截至2024年5月，特朗普兑现和部分兑现竞选承诺的数量占其承诺总量的59%，拜登兑现和部分兑现竞选承诺的数量则占其承诺总量的69%。**特朗普兑现承诺情况不佳的主要原因是他开了更多“空头支票”，完全未尝试兑现或反向兑现的竞选承诺数量远比拜登要多。**下文将对两人兑现承诺的具体情况展开详细分析。

**▍**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情况及影响因素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口号参选，提出减税、打击非法移民、推动“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竞选承诺，最终赢得了选举。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总体比例偏低，特别是其重点许诺的经济及就业领域，兑现情况尤为不佳；他兑现承诺比例较高的领域是贸易、军事和对外关系（详情请参见图1）。

（1）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侧重点和不足

**首先，从竞选承诺的数量和分布情况来看，特朗普最关注经济和移民议题，仅涉及这两个领域的承诺就有32项，约占其承诺总数的1/3。**促进经济发展和打击非法移民作为特朗普最核心也是最早提出的竞选承诺，为他先后赢得共和党党内初选和美国大选提供了重要助力。特朗普早在2015年9月就公开了第一版“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主张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最高所得税率和企业税率，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2016年1月初，特朗普的首条竞选视频广告以反移民为主题，呼吁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恐怖主义采取强硬措施，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阻挡非法移民。这些话题度十足的承诺帮助彼时还是“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快速在共和党内崭露头角，但他就职后兑现这些承诺的情况并不理想。**特朗普竞选期间的三大核心经济主张分别是减税，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并提出自己的计划，以及对基建投资5500亿美元。他对兑现前两项承诺态度积极，对最后一项的诚意相对不足，其就任后第一年的立法活动主要围绕减税和新医改展开。由于难以与国会达成合作，他只推动通过了减税规模和程度均低于其承诺水平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新医改计划则以失败告终，基建投资更是不了了之。**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表现优于经济，但也不算太好，部分原因是他提出了许多难以兑现的种族主义和反人道主义承诺，如强制遣返所有叙利亚难民、对再度非法进入美国者设置最低刑期等。由于移民与人权问题高度相关，他尝试兑现相关承诺的行为引发了大量违宪审查，只能作罢或打折兑现。总体来说，特朗普在经济和移民领域雄心勃勃但收效一般。

**其次，特朗普在贸易、军事、对外关系等总统拥有较大权力的议题领域兑现承诺情况最佳，贸易议题尤甚。**反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另一项重要主题。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抨击贸易全球化是近年美国制造业持续衰落、产业空心程度加剧、贫困问题恶化和民粹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并提出大量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承诺。他特别关注中国这一制造业大国，称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克林顿政府最糟糕的政治遗产，承诺当选后会强硬对待中国，通过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踢出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方式保护美国工人和制造业。

特朗普兑现贸易承诺的态度尤其坚定，愿意为之付出较大成本并穷尽可用的政策手段。他执政后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正式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的序幕；通过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更有甚者，由于世贸组织没有授权一个成员将另一成员踢出该组织，特朗普“驱逐”中国不成，便转向谋求削弱世贸组织本身，并借拒绝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迫使其因人员空缺停摆、以国家安全为由无视国际裁决等方式，间接实现了这一目标。此外，特朗普还达成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启北美自贸协定谈判等多项“成就”，在兑现贸易承诺方面成绩斐然。

最后，特朗普提出了大量难以实现的反建制承诺，包括废除“出生公民权”、重新启用水刑、判处所有杀害警察者死刑等，以及部分与主要承诺背道而驰的次要承诺，如在大幅减税的同时快速平衡联邦赤字和财政预算。他上台后很快将它们抛之脑后，说明他一开始就只是将之用作夺人眼球和争取选票的工具，这也明显影响了他兑现竞选承诺的整体表现。

（2）影响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的主要因素

**第一，特朗普本人缺乏足够的政治策略和沟通技巧，难以调和党内党际矛盾、争取国会立法支持，因而兑现经济承诺状况不佳。****在三权分立制下，美国国会掌管“钱袋子”，总统绝大多数经济议程均需与国会合作通过立法实现。**特朗普不仅未能达成跨党派合作，甚至无法团结党内，推动通过党内存在一定共识的立法议程。以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改”为例，这既是特朗普本人的夙愿，也是共和党人士的共识。2011—2017年，特朗普共在推特上发表435条批评“奥巴马医改”的推文，痛斥其导致用人成本上升和就业市场低迷，严重威胁美国经济。共和党推动调整相关立法的努力早在特朗普就职前就已经开始。2016年大选后共和党同时占据了总统职位和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席位，但未能获得参议院绝对多数席位（60席），因此决意借助和解（reconciliation） 程序绕过民主党可能的阻挠议事，通过新医改立法。2017年1月4日即第115届国会履职第二天，参议院便迫不及待地通过了一项允许使用和解程序的动议，共和党对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急切和团结程度可见一斑。在这样的前提下，特朗普的新医改计划历经数轮辩论、修改和投票，最终却因以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为首的共和党温和派的反对而流产。废除“奥巴马医改”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特朗普及其团队对推动立法改革的准备和能力不足，无法调和党内保守派与温和派的矛盾。彼时共和党内右翼保守派主张较为激进的大幅取消医保计划，温和派则始终强调要准备好合理、可靠的替代方案，并公开呼吁两党合作。面对党内分歧，特朗普持续吹嘘自己的新医改计划更便宜、更好，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保险”，同时频繁借助推特等舆论工具向投反对票的温和派施压，却始终未能提出真正有利于解决争端的具体政策。《华尔街日报》因此批评特朗普根本没有做好立法准备，其医保改革只是一场“寄望于共和党同僚不敢反对”的“政治豪赌”。

**第二，夸大许诺，客观上增加了兑现竞选承诺的难度。作为以“政治素人”之姿参选的反建制人物，特朗普更需要也更愿意提出一些夺人眼球的夸张承诺，以求在选举中崭露头角。**以其兑现经济承诺的情况为例，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经济成就是通过了美国自198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减税法案《减税和就业法案》，但他兑现经济承诺的情况并不算好。特朗普做出了大量夸张且难以达成的经济承诺，包括彻底取消遗产税、永久减免个人所得税等，减税法案在推进过程中始终面临可能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长的质疑。民主党团结一致抵制该法案，共和党内对该法案也存在较大分歧，直至众议院最后一轮投票时仍有12名共和党议员持反对意见，法案最终能够获得通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彼时共和党的议席优势确实足够明显。为避免夜长梦多，特朗普竭力加快立法进程，该法案从提出到正式生效历时不足两个月，以至于“立法条款都被潦草地写在页边空白处”。最终他绝大多数竞选承诺都打了较大折扣，只能算作部分兑现。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了大量相互矛盾的竞选承诺，如以“减税（削减财政收入）—投资基建（增加财政支出）—平衡财政开支（降低负债）”为代表的不可能三角。

**第三，根深蒂固的财政保守主义偏好限制了特朗普兑现承诺。相比减税和废除“奥巴马医改”，特朗普对加强基建投资、重振制造业的诚意明显不足，不愿兑现跨意识形态立场的承诺是他未能达成更大立法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为吸引工人选民，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出“再工业化”，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修复老旧的道路、桥梁、水坝等公共基础设施，振兴国内制造业。在2016年大选胜利之夜的演讲中，他再度强调其国内议程的首要任务是关注基础设施，并会将之与税收激励措施相结合，实现未来10年新增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和2500万个就业岗位。可他执政后并未在这方面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仅在2017年5月公布的2018财年预算报告中粗略而含糊地提出了初步计划。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关于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纲要，表示联邦政府仅将为此出资2000亿美元，不及承诺金额的一半，且直至2018年中期选举，特朗普都没提出任何正式立法动议，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将推进基建法案视作共和党“一致政府”时期的优先事项。

事实上，基建法案本是特朗普任内最可能达成的标志性立法成就。早在他当选之初，就有相当数量的民主党人提出愿意就该问题与共和党进行合作。2018年中期选举后，时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多次公开释放善意，表示自己“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与他的每一次谈话几乎都涉及两党如何在基建设施法案方面展开合作”。但出于对财政保守主义根深蒂固的偏好，特朗普关于增加基建投资、不削减社会保障等承诺悉数作废。当民主党人主动提出两党可以合作通过基建法案时，特朗普却以之要挟其通过修墙拨款法案，表示自己拒绝签署任何不包括边境安全资金的立法。足见对特朗普而言，坚持意识形态立场远比兑现竞选承诺重要。

**▍**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情况及影响因素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竞选口号，成功击败特朗普。拜登称自己施政的四大重点议题分别是抗击新冠疫情、重振经济、推动种族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他兑现防疫、经济和气候领域承诺的情况较好，但在推进社会公平议程方面表现不佳（详情如图2所示）。

（1）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侧重点和不足

**第一，拜登在竞选期间最关心医疗改革和社会福利保障问题。由于2020年大选正值美国新冠疫情高峰期，抗击新冠疫情成为拜登的第一要务。**他提出了大量与应对疫情相关的承诺，包括加快生产防护用具、出台科学办法、增加医保覆盖范围和补贴额度等；这些承诺在他上台后很快得到兑现。拜登就任总统不足2个月通过的第一项重要立法《美国救援计划法》中包括数项关于扩大补贴、减免中低收入者医保税费的条款，随后他又在《通胀削减法》中扩大了部分医疗保健政策的覆盖范围，可见他抓住了社会亟需应对新冠疫情的契机兑现医改承诺。不过，拜登此举很大程度上与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背景相关，不能完全反映其政策偏好和执政能力。在社会保障问题上，为削弱民粹主义、缓和社会矛盾，拜登还积极承诺加强社会保障，但兑现情况不佳，他提出的增加住房补贴、提供儿童保育、免除社区大学学费等多项社会公平议程最终均未实现。一是因为拜登这方面的承诺数量众多，很难全部兑现；二是他为达成其他立法主动放弃了部分共和党无法接受的社会公平议程。这种取舍也意味着尽管拜登在选举中反复提及族裔和社会平等，但这并不是他的核心政治主张，必要时可以做出妥协。

**第二，拜登兑现经济和气候能源领域承诺的情况较为理想。**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承诺会加强两党合作，共同扶持中产阶级，促进经济繁荣，推动美国实现“再工业化”。为此他提出“救援”（rescue）和“复苏”（recovery）的两步走计划：前者强调新冠纾困，主要包括为州和地方政府、中小企业及个人提供补贴；后者侧重疫情后的经济发展，拜登主张将之与气候治理相结合，经由扩大公共投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复兴国内制造业，增加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就业岗位。**拜登上台后先兑现了完善公共事业、扩大失业救济、为小型企业提供“重启”资金等承诺，后又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芯片和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要求拨款数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半导体和清洁能源产业。**这三项大额支出法案帮助他成功兑现加强公共投资、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兼顾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承诺；前两项法案均由两党合作通过，也显示出他确实做做到了加强两党就经济议题展开合作。此外，拜登上台后还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优先事项，试图借此在推动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帮助美国重拾国际领导力。

**最后，拜登在传统上总统权力较大的贸易和对外关系领域兑现承诺的表现相对一般，对外目标的内在冲突严重制约着其兑现竞选承诺的意愿和效果。**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公开批评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承诺当选后将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推动美国“重返世界”。他执政后一方面强调多边主义，做出了重返《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努力；另一方面积极尝试修复盟友关系，并在升级印太地区战略合作框架、重新拉拢欧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又处处以其一己之利为优先，组建起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菲三边同盟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军事、安全联盟，推行“小多边主义”。“小多边”机制通常相对短视和排他，从根本上冲击着传统多边合作的国际秩序，也不利于美国自身盟伴体系的长期管理。**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为例，美国新建“盟中之盟”的做法极大损害了法国等其他盟友的利益，加剧了其联盟体系的内部分歧。**此外，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保护政策。**拜登曾于竞选期间抨击美国联邦采购中对“美国制造”的判定标准过于宽松，承诺当选后会收紧规则，以确保商品更多反映美国工人的工作和产出。他上台后签署行政令要求“购买美国货”，指示联邦采购监管委员会将“美国制造”的判定标准由特朗普任内规定的“一种产品55%以上在美国国内生产”进一步提升至60%，并规定2024年将这一比例升至65%，最终于2029年达到75%；政府采购的某些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商品和材料的价格可以被放宽至比外国同类产品高出20%～30%，其“美国优先”底色显露无疑。

（2）影响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主要因素

第一，拜登立法能力较强，能够有效利用策略性技巧推动立法。

作为美国前副总统和联邦参议员，拜登精通立法细节和谈判流程，擅长根据法案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策略，并愿意为实现优先事项做出妥协。得益于此，拜登能够与国会达成合作，成功通过三大支柱性经济立法。与2016年大选后的共和党一样，2020年大选后的民主党同时占据了总统之位和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席，但在参议院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拜登就任后推动立法特别是经济领域立法的可行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同特朗普一样借助和解程序绕过阻挠议事，依靠党派路线通过立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较高，缺点是只能调节与联邦预算相关的支出，且受到“伯德原则”（Byrd’s Rule）等的限制。由于彼时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极其微弱（与共和党各占50席，需要依靠副总统哈里斯的一票打破僵局），采用此法意味着民主党不能失去任何一位参议员的支持，这并非易事。二是吸引足够的共和党人士支持，实现跨党派合作。

为尽可能通过立法，拜登选择针对不同法案采取不同策略。对于发放新冠疫情救济、增加清洁能源投资等两党之间分歧巨大、民主党内意见较一致的议题，拜登主要依靠团结党内，借助和解程序推动立法。《美国救援计划法》和《通胀削减法》在国会均只遭到一位民主党众议员的反对，同时获得了所有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美国科技竞争力等两党存在一定共识的问题上，拜登力求实现两党合作，以达成更全面和不受限制的支出性立法，如《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和《芯片和科学法》。**在此过程中，拜登借助党外支持弹压党内反对声音，防止立法因少数极端诉求而流产。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通过前，民主党左翼团体“国会进步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曾以拒绝支持法案相要挟，要求拜登推进儿童保育、增设免费社区大学、构建社会“安全网”的立法；民主党内包括“进步派四小将”在内的6名众议院议员直至倒数第二轮投票时还坚决反对该法案。由于彼时民主党仅占众议院432个议席（另有3席空缺）中的220席，拜登最多只能承受4名本党众议员“叛变”，最终法案获得通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部分共和党议员的支持。能够适时推动两党就存在一定共识的议题达成妥协，实现立法合作，是拜登任内兑现经济承诺情况较好的根本原因。

第二，民主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客观上制约了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程度。

在肯定拜登为达成立法妥协努力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在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前提下，两党合作背后往往暗含着难以调和的党内矛盾。民主党进步派和保守派的巨大分歧严重挫败了拜登的社会公平议程。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将“重建更美好未来”，这主要包括应对新冠疫情、增加基建投资和加强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三个方面。他上台后先是借助党派路线通过《美国救援计划法》，随后将后两项议程“打包”，计划同样依靠团结党内实现关于基建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一揽子”计划。然而，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 Ⅲ）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西内马（Kyrsten Sinema）等民主党保守派人士认为，增加公共开支会进一步加剧财政和通胀压力，因此坚决抵制该计划。彼时民主党在参议院的优势极其微弱，失去保守派支持的“一揽子”法案很快流产，拜登被迫转向先推进基建投资法案。由于此举势必遭到党内进步派的报复，《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最终只得以诸多共和党人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通过。同时，民主党内的严重分歧还导致拜登在后续加强社会保障相关立法时面临极大困难。直至2022年8月，民主党才赶在当年中期选举前匆忙通过议题范围和拨款额度均大幅缩减的《通胀削减法》。该法开支规模为7500亿美元，仅为此前众议院通过版本（约2.2万亿美元）的1/3，且删除了大量关于儿童保育和住房保障的条款。

第三，少数关键选区和关键群体的掣肘作用。

中西部“铁锈带”的工人选民极大影响着拜登的全球经济议程，成为他在外交领域建树不多的重要原因。**以拜登为首的建制派在坚持“美国优先”的同时并未放弃“重返世界”，希望能通过深化国际经济合作，重拾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但由于工业选区选民强烈反对贸易自由化，相关议程长期受到阻碍。**2022年11月，拜登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印太经济框架”，很快招致以俄亥俄州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和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为首的“铁锈带”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该框架的贸易竞争条款或再度伤害制造业工人，要求停止框架下的贸易谈判。由于“铁锈带”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地位极其特殊，拜登最终不得不妥协。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伊努·马纳克（Inu Manak）指出，缺少贸易支柱导致框架协议的效力大打折扣，同时拜登政府过度受到国内政治掣肘，引发各参与国对美国达成和执行框架协议能力的质疑，这些都致使框架面临提前搁浅的威胁。没有实质性经贸政策的支持，美国“重返世界”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特朗普和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比较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特朗普和拜登兑现竞选承诺的侧重领域、风格特点和兑现效果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详情如表2所示）。

第一，在侧重领域和兑现能力方面，特朗普和拜登均存在竞选期间与执政后侧重点不一致的情况，拜登兑现承诺的能力相对较强。由于难以与国会实现合作，且对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具体细节不够了解，特朗普高度依靠总统单边行动实现目标，仅在总统权限较大的军事、外交和贸易领域较好地兑现了承诺。**特朗普在任期间共发布220条总统行政令，是自吉米·卡特以来美国单届政府中发布行政令数量最多的总统。拜登则更擅长以立法形式兑现竞选承诺，借助拆分法案、分别寻求党内外支持，他兑现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承诺。**以二者均非常重视的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产业升级为例，2024年5月8日，拜登宣布微软公司将在威斯康星州一块原定用于建设富士康工厂的土地上斥资33亿美元，建设美国第一个专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当地创造约2300个建筑工作岗位和2000个永久工作岗位。事实上，2018年6月，特朗普也在该地挥舞着金铲子宣布，富士康公司将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一座雇佣1.3万名员工的超大型科技制造园区。富士康建厂计划曾被视作特朗普重振美国科技制造业的先声，但由于此类计划承诺的高额税收减免难以在缺乏联邦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实现，富士康园区建设长期滞后，最终于2021年被放弃。相比之下，拜登可以利用《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和《芯片和科学法》提供联邦资金支持。

**第二，关于总统上台后更注重兑现自己在哪个竞选阶段提出的承诺，拜登和特朗普的表现有所不同。作为反建制政治家，特朗普相对重视自己凭直觉提出、一呼百应的早期竞选承诺。**他2015年6月宣布参选时就称要通过“在贸易协议上击败中国、墨西哥、日本”，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他上台后坚持将保护主义关税政策作为自己全球经济战略的核心，在相当大程度上背离了共和党贸易自由化的传统。并且对特朗普而言，夺人眼球、争取选票是最优先事项，越接近竞选后期，他越可能提出完全不考虑可行性的夸张甚至虚假承诺。据统计，仅在2020年11月2日，也就是当年大选投票日的前一天，特朗普就在集会演讲中发表了503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比他就职后前100天说过的不实言论之和（492条）还要多。**建制派的拜登则相对偏向较晚提出经过仔细设计的竞选承诺。**拜登在2019年4月底以“为美国灵魂而战”的口号参选，将捍卫民主和平权作为竞选核心，很快于5—6月提出了多项旨在确保堕胎权和非裔投票权的主张；但他执政后在这些领域的投入远不如承诺的多。与之相比，拜登任内花费最大力气推动的大规模基建计划直至11月中旬才发布，主要内容为呼吁国家投资基础设施，检修、翻新道路、桥梁、高速公路，这也是他此后推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的重要基础。**拜登较晚提出部分承诺的原因可能是希望能在竞选初期与左翼进步派拉开距离，以温和派的身份吸引更多中间选民。**早在2019年3月尚未正式宣布参选时，拜登就已经考虑将基建法案列入自己的竞选和执政议程。但由于党内进步派同时提出了数项大额社会开支计划，长期支持平衡和削减政府债务的拜登需要尽力平衡党内诉求，因此对正式发布计划更显犹豫。

**第三，在意识形态立场和兑现竞选承诺意愿方面，二人也存在差异。在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二者的竞选承诺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特朗普的右翼民粹倾向严重，且他兑现承诺时受个人主观认知和意识形态偏好的影响很大，对自己所持观点态度坚定、拒绝妥协。**特朗普为增强竞选噱头提出了大量难以兑现的承诺，在考虑是否兑现特定承诺时常常不以议题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为先，而更看重自己的偏好，因此兑现承诺的总体状况不佳。**针对部分他认为重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承诺，例如打击移民、发动对华贸易战，特朗普态度异常坚定，不惜动用使政府停摆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等对抗性手段来达成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他反复炒作的标志性议题——修建美墨边境墙。**为迫使国会批准修墙拨款，特朗普先是试图将修墙资金与基建投资法案捆绑，间接导致法案流产；后又将之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借政府“关门”向国会施压。前述尝试均失败后，他最终选择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通过挪用军费达成目标。

**拜登的竞选承诺同样带有较强的进步色彩，但他兑现承诺特别是经济承诺的诚意较足、较为务实，协调政策议程时相对灵活可妥协。作为建制派民主党人，拜登总体能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优先事项，以实用主义为价值底色。**拜登竞选期间曾提出确保移民权利、通过保障少数群体免受歧视的《平等法案》（The Equality Act）、以立法形式废除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资助妇女堕胎的《海德修正案》（The Hyde Amendment）等，试图加强医疗教育保障、推动族裔和性别平权。他上台后的确做出了一定努力，但由于阻力巨大，他没有投入太多资源，相关立法均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于参议院不了了之。为推动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拜登最终选择删除免除社区大学两年学费、保障儿童学前教育、增设经济适用房相关条款。此外，拜登执政期间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始终严峻，他先是沿用特朗普政府以防治新冠疫情为由发布的移民管制政策“第42条”，加强边境管控和打击非法移民；又于该政策到期后发布了新的墨西哥边境庇护限制，并向美墨边境增派1500名士兵。

**第四，二人兑现承诺的效果不同。特朗普时常打折兑现承诺，然后夸大成果，承诺兑现相对流于形式、浮于表面。**以修墙为例，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数次承诺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边境墙，并让墨西哥为此付出代价。尽管他态度坚决地与国会展开了艰难立法拉锯，最后也仅部分兑现了承诺。其一，在费用来源方面，墨西哥从未支付任何费用，修墙相关开支全部由美国承担。其二，在修墙规模方面，特朗普的口径一再变化，从最初的1000英里（约1609公里）缩减到2020年大选前的537英里（约864公里）。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美墨陆地边界长度约为699英里（约1125公里）。特朗普任职期间，美国共修建了458英里（约737公里）的边境墙，其中371英里（约597公里，约占修墙总长的81%）是对既有墙体的翻新和加固，新修部分仅为87英里（约140公里）。就这样，通过夸大许诺、打折兑现、口头篡改事实的方式，特朗普成功构建起“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边界”。

**拜登则擅长以特定政策议题为抓手，联动实现多方面目标。**拜登执政后对外借口重塑美国供应链韧性、维护所谓的“国家经济及科技安全”，在以产业链回迁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同时，尝试通过加强“友岸外包”巩固盟伴关系，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友链”。对内他将经济发展和气候治理相结合，一方面加大对电动汽车及其充电设施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尝试将绿色经济融入美国未来发展规划，推动新增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将之作为美国重回多边外交和加强全球治理的核心，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扩大清洁能源生产、减少环境破坏、加速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在对华方面，拜登在强调中美气候合作的同时持续对华施压，提出包括要求中国停止煤炭出口补贴、共建“一带一路”取消化石能源项目补贴等一系列主张。根据《通胀削减法》的要求，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的最终组装需在北美进行，且其电池应主要使用来自美国或其贸易盟友的零部件和关键矿物制作；从2024年开始，在中国生产电池零部件的汽车制造商将不再有资格获得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