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丨英国骚乱的根源在于扭曲真正工人阶级的不满_风闻

2024年8月4日，英国东北部港口城市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穆斯林居民与极右翼抗议者之间发生冲突。图源: Gary Calton/The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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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骚乱的根源在于扭曲真正工人阶级的不满

基南·马利克（Kenan Malik）

《旁观者》周刊（Spectator）的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告诉澳大利亚前副总理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英国的灵魂正在觉醒，对这些人所作所为的愤怒情绪正在酝酿当中。”这个评论听起来或许像是回应最近的骚乱，但实际上是去年录制的（经过编辑的旧采访片段上周上传至安德森的网站上，但随后被撤下）。（道格拉斯·穆雷，生于1979年，英国作家、保守派评论家。——译注）

穆雷说的“这些人”指的是移民。他坚持表示，“我不希望他们在这里”。“我非常乐意这么说，因为这是必须要说的。”穆雷认为，警察已经失去对街道的控制，“假如不派军队进入，那么公众将不得不进入，而且公众将不得不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那将是非常非常残酷的”。这些评论或许听起来像是有先见之明的警告，但听起来也像是对暴力行为的危险道歉。

回顾一下这次失序如何开始，是值得的。南波特（Southport）一个舞蹈班发生针对三名女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事件后，许多人迅速得出结论，认定凶手是一名穆斯林，早些时候乘坐一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这一偏执的猜测成为坚持认为这一悲剧事件源自“不受控制的移民”以及移民拒绝融合的出发点。

第一波“抗议”发生在南波特清真寺外，那里的窗户被砸碎，一堵墙被摧毁。哪怕在人们得知所谓凶手名叫阿克塞尔·鲁达库巴纳（Axel Rudakubana），出生在加的夫（Cardiff），父母都是来自卢旺达的虔诚基督徒移民之后，抗议者仍继续攻击清真寺，放火焚烧移民旅馆，袭击黑人或亚洲路人。许多评论家也继续将抗议说成是反对“自由派精英”的愤怒的免不了的倾泻。（加的夫，是英国西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因为将支持错误的政客或对移民持错误观点的工人阶级选民当成种族主义者或颟顸无知之人，自由派评论员总是正确地遭到斥责。在回应南波特事件后的骚乱时，许多批评家自己对待工人阶级就好像他们确实愚蠢而偏执，把种族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愤怒混为了一谈。

在桑德兰（Sunderland）或斯托克（Stoke）这样的市镇，从缺乏住房到优步化的劳动力市场，从找不到的国民医保系统（NHS）牙医到崩溃的公共交通系统，工人阶级的不满是真切的。但攻击清真寺和移民旅馆，袭击肤色不对或信奉错误神灵的人，这些都是毫不掩饰的偏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揭示出，在一场执迷于将诸多社会问题甩锅给移民的全国性对话中，不满情绪可以怎样被扭曲。

对学者马修·古德温（Matthew Goodwin）来讲，他对南波特三名女孩遇害案涉嫌凶手的描述，不过是“卢旺达移民的儿子”。（马修·古德温，是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译注）

哪怕只掌握极少信息，人们仍有很多方式可以描述鲁达库巴纳。英国人。出生在加的夫。基督教家世。童星。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毫无疑问，在对他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将对他有更多了解。

但对古德温来说，鲁达库巴纳的存在，只有一个方面是重要的，即他是“移民的儿子”。对一些人来说，“移民”成了一些社会悲剧和痼疾的一站式解释。

为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必须理解一系列相互交织的进展。首先，悖谬的是，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正在成长，与半个世纪前不同的是，今天的英国人对种族差异更加坦然，只有极少数人认为，要成为英国人，你必须是白人。

谈论一个更加自由的英国，眼下或许显得像是个古怪的时刻。但当前种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与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偏执截然不同，尽管许多人认为两者有相近之处。英国当日骨子里还是种族主义的，但眼下不再是了，尽管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

但自由化也必须放在背景下考虑。就在不久前，英国还在祝贺自己对待移民比其欧洲邻国态度更为宽松，并且避免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地区可见的极右翼政党的兴起，尽管改革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但假如说英国提前阻止了一个真正的极右翼政党兴起，英国那里也像在欧洲那样，形成了一种反动的身份政治，滋生出对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敌意。目前的混乱是这种敌意的产物，它并非通过法国的国民联盟或德国的新选择党这样的组织表现出来，而以一种更初期的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

工人阶级中的一些群体对身份至上主义论述的态度已变得开放，因为相当多左翼人士——实际上是社会上的相当多人士——在接受身份政治的同时，也在贬低阶级政治。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理解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框架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不如说是文化上或族群上的——“穆斯林”、“白人”、“英国人”。

随着社会民主党离开传统的工人阶级选区，令许多人感到被抛弃和丧失了发言权，那些选区中的一些人转而诉诸身份语言以寻找社会支柱。身为“白人工人阶级”的感受，通常和对阶级所在地的感受差不多。

无论是在白人社区还是少数族裔社区，身份至上主义已经牢固确立了宗派运动的地位，推动人们将那些在自己身份界限以外的人视为威胁。身份至上主义还允许极右翼将种族主义重新包装为白人身份，这种重新包装被主流保守派赋予了正当性，他们现在漫不经心地谈论欧洲白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自杀”，谈论英国人“放弃他们的领土”，哀叹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变得不那么白了。

“我们不被允许谈论移民问题”，批评人士声称。过去十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停止讨论移民问题。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充分地用身份至上主义的术语讨论移民问题。关于移民问题，很多事情有待讨论，不只关乎数字，还关乎融合、凝聚力和归属感。用身份语言框定该讨论将是灾难性的，妨碍了围绕任何这些议题进行理性辩论的可能。

与此同时，这场骚乱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法律和秩序问题，更不应像现在这样，被利用来进一步限制权利，扩大恐怖主义法律的范围，壮大审查制度，常态化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

自由问题与移民和身份问题以及工人阶级社区被抛弃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纠葛，将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长期影响。

（作者是英国专栏作家。本文原题“The roots of the UK’s unrest lie in the warping of genuine working-class grievances”，由英国《卫报》网站发布于2024年8月11日。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