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erPunch 丨分配不平等与自由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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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unch 丨分配不平等与自由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 Wolff）

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最近所披露的那样，资本主义总是倾向于产生越来越大规模的经济不平等，这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全球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报告称，2022年，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的财富加在一起，是最穷困的31亿人的六倍。工作场所或企业内部缺乏民主，既是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原因，也是结果。

当然，不平等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欧洲各地的强大封建领主早就将独裁统治和他们庄园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融为一体。事实上，领主中占有庄园最多、最具实力的那一位，即被称为国王的人，通常也最富有。尽管反抗君主制的叛乱最终让大多数国王和王后解甲归田了(不论以哪种方式) ，但同样富有的独裁者作为大股东和首席执行官再度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粉墨登场。今天，他们的豪宅模仿着国王城堡的恢弘气势。国王和顶级首席执行官的财富一样极尽铺张之能事，他们吸引了同一类型的嫉妒、奉承和尊敬。他们还蒙受如出一辙的批评。不平等作为欧洲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标志，再度出现在资本主义那里，这与许多反封建人士的意图无关。问题在于: 相较于资本主义拥趸为确保大众支持他们反对奴隶制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而曾经希望、认为和承诺的，雇主/雇员关系远远没有与生产的奴隶主/奴隶和领主/农奴关系中断。

定义了资本主义的那种雇主/雇员关系令雇主得以完全控制生产过剩，进而制造了惊人的不平等。在过去，不平等撩动了对富有资本家的不同称谓，比如“强盗大亨”或“产业领袖”（取决于公众对他们的感受）。今天，他们被称为“富人”，有时也被称为“超级富豪”。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是事实吗？答案取决于“自由”的意涵。比较一下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或其他富有资本家的自由和你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一些收入分配给你，一些分配给马斯克、贝佐斯和其他富有的资本家。但是，说资本主义让你们每个人都自由了，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相对于马斯克、贝佐斯和其他富有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不均令你不自由。

自由从来不只关乎阻止政府打扰你，还总是关乎能够行动、选择和创造一种生活。称我们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对每个人使用同一个词，这抹去了我们在获取维持生计所需要的资源、机会和选择的渠道方面的真正差异。马斯克可以自由享受生活，去任何他喜欢的地方，做你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事情。他或许会去工作，但不必去。他可能想要或需要的任何东西的财务花费都与他完全无关。绝大多数美国人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自由。要说在资本主义那里，一切都像贝索斯先生那样是自由的，那是痴人说梦。他的自由取决于他所掌握的资源。你缺乏采取各种行动和选择的自由，因为那些资源不在你的掌控之中。

富人的自由不只不同，他们的自由还否定了其他人的自由。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总是在富人那里触动焦虑。他们担心自己的财富所激发和招惹的嫉妒。为保护他们作为系统性特权收入的接受者以及因之而来的财富积累者的地位，富人寻求同时控制政治和文化机构。他们的目标是塑造政治和文化，让它们赞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为之辩护，而非质疑它们。眼下我们转向了富人如何出于他们的利益而塑造文化。

不平等的文化渠道是资本主义的一项特征。文化关切人们如何思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如何学习、创造，和交流关于世界的意义。我们的文化塑造了我们认为可以接受、我们喜欢的东西，以及我们开始认定需要改变的东西。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绝大多数农奴接触文化的渠道主要由教会的传授所塑造。教会反过来细致入微地组织了它对圣经和其他文本的解释，以强化封建的规范和传统。领主和农奴为教会提供资金，以完成这一系统。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世俗公立学校与教会和其他私立学校一道或代替它们从事正规教育。在当今世界，学校教育赞美并强化了资本主义。反过来，国家向雇主和绝大多数雇员征税，以为公立学校提供资金，并补贴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也向学生收费）。

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利奥·休伯曼（Leo Huberman）等作家撰写的美国历史展示出，美国标准的学校历史教科书在叙述反对资本主义的相当多阶级斗争方面是大有缺失的。相反，有关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之类白手起家人士的故事广为流传。可对那些反对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以及强加给美国工人的各种艰苦条件的起义和反叛之由来的深入研究却没有这样。（霍华德·津恩，生于1922年，卒于2010年，美国历史学家、活动人士。利奥·休伯曼，生于1903 年，卒于1968年，美国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霍雷肖·阿尔杰，生于1832年，卒于1899年，美国儿童小说家，作品多达130部，大多讲述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成功。——译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流媒体源头自身绝大多数是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组织起来的。它们仰赖、理解并支持利润最大化，以之作为它们企业的驱动力量。关于什么被播出了，如何解释事件，谁的职业生涯节节攀升了，谁的事业结束了，主流媒体的首席执行官能够做出且确实做出了形形色色的重大决定。他们招聘和解雇员工，晋升和降级下属。在主流的广播、电视和电影中，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关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者的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故事，那些革命者成功地说服员工加入他们，从而赢得了胜利。相比之下，资本家富的人白手起家是无数主流媒体作品中司空见惯的故事主线。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文化被迫强化这一制度。哪怕是私下批评资本主义的个人，在他们职业生涯早期也学会了私下批评。意识形态斗争可以周期性地爆发，而且确实周期性地爆发了。假如且当它们与社会中其他地方的反资本主义浪潮联手，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就已经是、而且可以再次成为推动系统性变革的一支强大革命性力量。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者本能地、不断地塑造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强化这一制度。

资本主义时常损害民主和平等，因为这样做强化并实际上夯实了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作为资本主义败坏了民主和平等的一个例证，我们来看看美国中部密歇根州的城市卡拉马祖（Kalamazoo）。

和其他许许多多美国城市一样，卡拉马祖的企业和富人利用它们的财富和权力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通过向政客捐款，威胁要把他们的生意转移到其他地方，聘请比市政府能请得起的更优质的律师，富人减少了他们需要向当地政府缴纳的税款。他们向代价昂贵、针对性广泛的反纳税运动提供资金，这些运动在已经负担过重的普通公民那里找到了真心诚意的受众。一旦没有了富人的纳税收入，地方政客要么（1）将更多的纳税负担转移到普通居民那里，要么（2）在短期内削减公共服务，以及/要么（3）借钱，这样一来，他们就要承担长期内削减公共服务以偿还城市债务的风险。有时，他们向同样一批公司和富人借钱，那些公司和富人在向成功的反纳税运动提供资金后，需要缴纳的税款减少了。

最终，这座城市见证了其民众对公共服务不断削减（垃圾无人收集、街道被忽视、学校状况恶化）和政府税费不断增加的不满日积月累。在美国的许多城市，这类事态一再出现，人们已见怪不怪。最终，中高收入居民开始离开。这加剧了现有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更多的人离开了。然后，卡拉马祖两位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资本家——威廉·帕菲特（William Parfet）和威廉·约翰斯顿（William Johnston）——拿出了一项他们力推的方案，以“拯救我们的城市”。

帕菲特和约翰斯顿组建了“卡拉马祖卓越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xcellence in Kalamazoo）。据报道，他们每年向该基金会捐献超过2500万美元。由于这一类基金会通常有资格在联邦、州和地方层级政府享受免税待遇，这两位先生的捐献减少了他们的个人缴纳的税款。更重要的是，两人可以在当地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关于他们的基金会如何为卡拉马祖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他们原本可以讲出更多东西。在这座城市，过往的民主理念是每个纳税人共同为公共福祉提供资金，但私人慈善已取而代之。不那么透明、更加模糊的基金会活动取代了公开、合理透明的问责制。随着私人基金会的心血来潮越俎代庖，公共问责制变得黯然无光。

用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话来说，过去被称为“公司镇”(当一个主要雇主用它的规则代替了任何民主的镇规时)的东西，常常等同于“另一个名字的奴隶制”。在它们的现代形式下，它们以“基金会城市”（foundation cities）的形式出现。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过往的公司镇都被拒绝。但正如卡拉马祖的例子所昭示的那样，它们回归时改了名字。

尽管资本主义的总体趋势是朝向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偶尔的财富再分配仍会发生。这些时刻被称为“改革”，并包括对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福利待遇和最低工资立法。再分配改革通常发生在中等收入者和穷人不再容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之时。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重要的再分配改革案例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联邦政府的新政当时大大减少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然而，雇主和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新的再分配方案以及废除以往分配方案的努力。美国政治家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就知道，当他们倡导再分配改革时，会有什么结果: 批评如雪崩般轰然而至，政治献金转向他们的对手。于是，在美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雇主阶级改变了联邦政府的政策。过去八十年里，新政所斩获的绝大部分成就都被抹去了。

公司和富人雇佣的会计师擅长在国内外地方隐藏资金，从而逃避向美国国税局(IRS)报告。税收人员没有动过那些被称为“避税天堂”的藏匿地点保存的资金。2013年，乐施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藏在避税天堂的数万亿美元可以将全球的极端贫困消除两次以上。然而，自这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披露以来，在这个地球上的几乎每个国家，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都变得更加极端。避税天堂依然存在。

这样，围绕收入、财富分配和财富再分配的冲突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固有难题，而且一直如此。有时候那些冲突会变得暴力，破坏社会秩序。它们可能激发体制变革的需求，可能触发革命。

资本主义内部围绕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斗争从未找到“解决方案”。原因在于一个令一小部分人变得愈发富有的制度。合乎逻辑的应对首先是建议收入和财富理当加以更平等的分配，但这通常是禁忌。因此，这一应对很大程度上被无视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承诺，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他们失败了。他们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但没有实现平等。马克思的解释是，平等承诺之所以未能兑现，源自资本主义的雇主和雇员的核心结构妨碍了平等。在马克思看来，不平等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并将持续到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变。

本文作者近著封面

（作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荣休教授，196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本文节选自作者的近著*Understanding Capitalism*，原题“Capitalism’s Unequal Distribution Deprives You of True Freedom”。由CounterPunch网站发布于2024年8月9日。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