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周欣：南印，为什么让莫迪政府至今难以掌控印政治全局？_风闻

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4年4月20日，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在南印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举行的印度人民党竞选集会。

自2014年上台至今，印度总理莫迪及其政府似乎已完全掌控印度政治，但实际上其仍无法赢得更为富裕的南部地区的支持。**中央政府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长期难以单独执政南印任何一个邦，其谋求的“印度教国家建设”进程也在南印受阻。**尽管近年来，莫迪政府和印人党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南下”策略，在今年6月结束的印度大选中，印人党及其阵营“全国民主联盟”（NDA）也在南部取得一定突破，但南印五邦（即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特伦甘纳邦、泰米尔纳德邦）本土政党的力量依然稳固。**近年来，在印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在南印也普遍遭遇降温。**那么，为何莫迪政府及印度教民族主义难以在南印获得大量支持？

一、根源上，南印为何难推进

**从历史上看，南印各邦级政党的诞生和发展根植于语言民族主义和文化身份认同，长期强调与北印在语言、族群和身份上的区分。**上世纪20～30年代，泰米尔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南印“达罗毗荼人—泰米尔语—非婆罗门”的政治行动模式以对抗北印的“雅利安人—梵语印地语—婆罗门”模式，在这个文化—语言—种姓—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过程中，南印民众对北印的对立情绪开始形成。此外，南部各邦基于语言身份划分邦界，本土政党如达罗毗荼进步联盟、泰卢固之乡党也以母语进行政治动员并获得支持。因此南印的政党政治势力划分不像北印的全国性政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全印穆斯林联盟那样以宗教为基准，而是基于语言和文化身份，这种共同的文化身份恰恰是依靠南印广大非婆罗门大众的“反印度教”思想起家的。因此，1947年独立后，国大党政府推行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理想化治理模式在南部曾持续遭到抵制。

**长期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煽动的印穆冲突在南部也缺乏土壤。**在前述南印达罗毗荼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为团结广大非婆罗门群体，上世纪30～40年代，穆斯林群体也被纳入其中。印度独立前后，南印达罗毗荼民族主义者曾分别和全印穆斯林联盟及印度穆斯林联盟携手，组成“非婆罗门”联盟，对抗婆罗门特权，及（在他们看来）由印度教高种姓担任领导层的中央国大党政府。因此，当前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不断激化印穆矛盾并将穆斯林群体边缘化的现象，只会引起南印民众对穆斯林的同情。

**此外，莫迪政府上台后，其诸多政策常在南印引发不满。**在中央集权的联邦体制下，财政权力一直是印度中央与邦政府互动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莫迪政府上台至今，印度国内呈现出快速集权的态势，其推广的经济政策尽管大多如期实施，但经济实力更强的南部各邦对地方自主权限的压缩、经济成果分配不公等问题普遍不满，这也导致印人党难获更多南印选民青睐。

二、经济上，南印强烈不满

**南印对莫迪政府在经济成果再分配上的不满，以2017年正式实施的商品与服务税（GST）改革为最。与农村人口比重更大的北方不同，南印的传统是轻宗教、重经济。**南印五邦约占全国人口的20%，经济总量的30%，是印度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的心脏，其人均收入是印度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约2.3亿人）的三倍，也比北印大邦之一的比哈尔邦高出五倍。尽管长期来看GST改革有利于统一印度市场并促进财政联邦制发展，但自推行GST改革以来，南部各邦不断强烈反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不公”，反对自身对印度税基的巨大贡献被莫迪拿去给比哈尔邦、北方邦等相对贫穷的北部各邦发放优惠待遇，南印认为这些邦在发展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上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政府资金，而这是中央政府对其的“背叛”。

**早在莫迪上台前，印度南北财富再分配的矛盾便已存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等北印各邦所获政府投资往往是它们所缴税款的两至三倍，但印人党让情况变得更糟。**在今年2月初公布的印度2024～2025财年临时预算中，中央政府分配给北方邦的税收收入约为219万亿卢比，而南印五邦总共才获得约193万亿卢比。随后，喀邦、卡邦和泰邦发起“南部税收运动”，卡邦首席部长希塔拉迈亚及该邦主要领导人同月在新德里发起“去德里”抗议活动，反对中央政府税收分配的不公。希塔拉迈亚批评称，“卡邦是印度第二大纳税邦，2023年贡献了超4.3万亿卢比税收，但我们每给中央政府上缴100卢比的税，只能得到12至13卢比的回报。”卡邦国大党议员苏莱士甚至称，若中央政府不能向南部各邦提供其应得税收份额，“它们将不得不成立为一个独立国家”。类似的声音在过去几年也常出现在泰米尔语社交媒体上。有南印分析人士担心，印人党政府或将从经济分配不均开始，从各邦夺取更多决策权，并在全印开展全面的印度教特性实验。

**此外，“印度制造”也是莫迪政府自上台以来加强与南部各邦联系时主打的一张经济牌。**今年大选前，莫迪前往南印五邦近20次，其在当地的演讲造势减少了在北部常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言论，而是将重点放在经济上。他承诺修建一条贯穿南印的高速铁路线，并帮助发展渔业和汽车制造业。然而，南部各邦政府似乎并不“领情”，多次指责中央政府拖延发放承诺的发展资金。南印企业家也认为本地制造业的发展成果并非得益于中央政府政策，而是得益于本地政府的支持、传统人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及明显高于北印的受教育率。因此，莫迪政府优先在南部发展制造业的决策似乎会形成一种矛盾循环：越发展制造业、南部各邦经济实力便越强、纳税也越多，进而对中央政府给予的“回报”越发不满，央地之间的张力不但难以缓解，反而有可能进一步紧张。

三、文化和宗教上，南印保持警惕

**在文化与宗教等方面，南部各邦对莫迪政府的政策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都保持警惕。**2020年，莫迪政府的国家教育政策一经推出便遭到卡邦、泰邦等南印各邦的抵制。次年，泰邦首席部长斯大林即在邦内启动了替代国家教育政策的“上门教育”计划，以反对印人党政府借教育政策推广印地语的行为。2023年，国大党重掌卡邦后，立即宣布从2024学年开始，停止执行国家教育政策，并将其称为“那格浦尔教育政策”，以讽刺该政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试图在全印推广的“护牛运动”也与泰邦的驯牛传统相冲突。驯牛活动是泰米尔人最重要的节日——丰收节期间的传统运动，曾因印度动物保护协会的抵制于2014年被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停办，对此，泰米尔人抗议印度司法部门做出“印度教特性判决”，干预本土传统世俗活动。驯牛活动展示了南印传统文化对英雄主义的定义，因此这项活动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泰米尔政治文化身份之间的斗争场域。

**印度中央政府与南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张力，实际反映出南北印度之间的长期固有矛盾。**近些年，南印对中央政府教育政策的抵制情绪正如上世纪60年代在南印达到顶峰的“抵制印地语”运动，南北印在语言和文化身份上的巨大差异难以被“印地语—印度教徒—印度斯坦”模式消弭，而这种长期存在的抵触情绪在莫迪政府更积极推广印地语的行动下更加激化。而另一方面，印度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中央政府对财政分配的不均，将使南印邦政府与中央政府长期处于“对抗”局面。南印内部仍未被中央政府解决的水资源争端，及无土地农民无法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等问题，也都将长期影响中央政府与南印的关系。

四、“南下”努力能否见效****

为改善局面，在南印获得更多支持，印人党一直在努力“南下”。从上世纪90年代起，印人党就采取了“泰米尔友好型”印度教特性政策，即基于泰米尔人的母语情结和对古典文学文化的崇拜心理进行拉拢，彼时印人党成功与本土的达罗毗荼进步联盟结盟并两次参选。而莫迪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在对南部的政治动员上“投其所好”。

**今年莫迪对南部五邦的访问空前频繁，还接受了泰米尔语电视台的专访，强调对南部的优先发展政策。**莫迪每次访问泰邦都十分注重细节，比如访问时身穿泰米尔传统服饰、在国际场合发言时引用泰米尔谚语，并在参加今年大选的竞选演讲时使用人工智能将发言实时翻译成泰米尔语等。

**而在喀邦，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正试图系统地将喀邦的文化领域转变为未来选举政治的沃土。**在被认为最缺乏印度教氛围的喀邦，一些印度教基层组织将印度教徒的社会性和主体性渗入日常生活中，强调营造一种广泛的“印度教氛围”，重视日常形式的动员而非以选举政治为目的的动员。因此在今年大选中，印人党在喀邦赢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民院席位，NDA在喀邦的选票份额也上升至20%，取得历史性突破。

**总体看来，莫迪政府的诸多政策在南印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印人党短时期内难以在南部取得较大突破。**但正因如此，莫迪政府及印人党积极采取各种策略扩大其在南部影响力，不仅在基层加强印度教氛围，还培养了南部达罗毗荼出身的政党政治领袖，这些策略会否在较长时间后影响南印政治格局仍有待观察。印度中央政府与南部的经济利益纠纷、文化身份差异，与南印对自主性的诉求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也彰显出印度央地政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