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背后的政治竞争：1957年围绕宇称不守恒展开的国际争夺战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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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政道与杨振宁发表于1956年的论文极具颠覆性与影响力，加之二人的特殊身份，在美苏争霸、海峡两岸对峙的时代背景下，美国、苏联、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四方围绕李、杨的科学理论及其获得的诺贝尔奖，展开了一场国际争夺战。
撰文 | 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56年10月，中国籍留美青年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以下简称“李、杨”）提出检验弱作用下宇称是否守恒之后，旋即于1957年1月被吴健雄等的实验证实，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巨大震动，并于当年10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速度之快，实属罕见。
正因为李、杨在1956年的论文极具颠覆性与影响力，加之二人的特殊身份，在美苏争霸、海峡两岸对峙的时代背景下，美国、苏联、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四方围绕李、杨的科学理论及其获诺贝尔奖，展开了一场国际争夺战，典型反映了科学背后的政治竞争，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
一
两大阵营对峙：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的表与里
李、杨的文章在1956年10月发表之后，虽然受到科学界尤其是物理科学界的关注，但其影响并未扩散至社会和政治层面。原因在于，普通公众并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弱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还未得到检验与证实，很多知名物理学家并不认可。比如，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泡利在给韦斯科夫的一封信中就曾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个没用的左撇子，我愿意打一个大赌，实验一定会给出一个守恒的结果。”[1]
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召开记者发布会的方式，公布吴健雄等人的两组验证宇称不守恒的实验，一下子让李、杨的理论假说变成了革命性的科学理论。与此同时，采取新闻发布会这一特殊方式，也让这个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科学理论进入了社会舆论场域。
1957年1月16日，《纽约时报》围绕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发布会和宇称不守恒理论，以两篇专文、两篇实验报告给予了充分的报道，显示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于这一重大科学发现的强烈关注。
标题为《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在实验中被报失效：核理论中的宇称守恒定律受到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的科学家的质疑》的长篇报道，全面解读了前一天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该报道援引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赖比的话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结构的根基已经被摧毁了，我们不确定该如何重组这些碎片。”[2]该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物理学家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曾经多年在一扇紧闭的门上捶打核物理学，但最终却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一扇门，而是绘于墙上的门的画像。现在，科学至少已经进入了再次寻找真正的门的状态。”[2]整篇报道对李、杨的科学理论充满了溢美之词。不过，《纽约时报》并未强调李、杨二人的中国国籍，反而是用了他们“都出生于中国”这样非常模糊的表述。
在标题为《外表与真实》的编辑部文章里，则重点解释了宇称不守恒在理论与实验上的重要性。文章最后的一段话写道：“人们相信，这件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移开了通往建立一个关于构成物质宇宙的基本单元的统一理论的主要路障。理论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还要花上二十年时间，但是物理学家们现在感到有信心，他们至少从现在的‘宇宙丛林’里找到了一条出路。”[3]
另外，《纽约时报》还在同一天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两组实验的报告文本，并说：“以上两组实验都是在两位理论物理学家的建议下展开的，即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4]这反映了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官方的态度，或许也无意中埋下了9个月后吴健雄未能与李、杨一起获诺贝尔奖之伏笔。
1957年正值美苏争霸的高潮期，美国大张旗鼓宣传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自然会引起苏联的关注和反击。2月1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报道苏联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朗道提出的复合反演论，文章说，朗道院士的复合反演论说明宇称守恒理论不具有普遍性，“最近有消息说，在美国，物理学家们所做的这种实验得到了肯定的结果。”[5]很明显，苏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发布会的一个月后高调宣传朗道的复合反演论，就是针对美国的，意在与美国争夺这一热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
美国媒体对此有着敏锐的嗅觉，比如，《纽约时报》就在2月21日发表了针对苏联《真理报》长篇报道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关朗道教授的猜想的报道被刊登在了上周的《真理报》上。发布这个不同寻常的公告，可能目的在于确认朗道教授做出该科学发现的优先性。因为《真理报》说，朗道的新理论去年12月11日已经投给了苏联的一家物理学期刊，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告早一个月。”[6]
应当说，苏联《真理报》的宣传是很牵强的，因为即便朗道的复合反演论确实是1956年12月11日投稿的，也不能说明他在推翻宇称守恒理论上的优先性，因为李、杨已经在1956年10月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假说，哥伦比亚大学在1957年1月召开新闻发布会所公告的，只是实验物理学家对李、杨理论假说的实验确证。
1957年也正值中苏合作蜜月期，那时，处于西方封锁之中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全面向苏联学习，特别是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新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此背景下，苏联的宣传自然也会引起新中国的关注与声援。
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1500多字的长篇通稿，全面介绍2月15日苏联《真理报》上关于朗道的复合反演论的文章，《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这篇通稿，并且没有突出李、杨这两位中国籍科学家的工作，只是在“编者按”中极为简略地说：“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去年夏天在美国也已提出了类似的观念。”[7]其实，中国物理学家非常清楚李、杨的工作和贡献，因为在这之前的2月18日，中国物理学会已经给李、杨发去了贺信，“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8]仅仅一个星期之后的新华社通稿却抬高兰道而淡化李、杨，其背后的政治缘由已不言而喻。
面对苏联在科学发现优先权上的“挑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附和，美国媒体也不甘示弱，发表重磅文章，给予回击。
2月25日（与中国新华社的通稿同一天），《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真理报＞隐藏了什么》的评论文章，矛头直指苏联和中国。该文在第一段就尖锐指出，《真理报》的行为是要“努力‘证明’科学技术的每一项重要产物都是最先在苏联发现的。”[9]接着，该文认为《真理报》的报道“在几个方面具有误导性”：“对于不知情的读者来说，这份报纸给人的印象是，物理学中的宇称守恒定律首先受到了朗道院士的质疑。它没有提及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贡献。去年，这两人在这个国家首先对这个定律提出了质疑。《真理报》也没有提及上个月哥伦比亚大学发布的科学实验的结论，这个结论证实了李和杨对宇称定律失效的怀疑。《真理报》只是含糊地提到了一些‘美国物理学家所做的实验’。”[9]
该文最后完全脱离了科学转而从意识形态上攻击苏联和新中国：“很明显《真理报》试图隐藏的是什么。李和杨都出生于中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吴健雄也出生于中国。在对宇称定律的无效性进行实验验证的过程中，吴健雄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真理报》来说，告诉读者全部的事实就等于承认华裔科学家们正在美国自由且卓有成效地工作着。这就无疑会完全摧毁其所做的宣传，他们宣称中国学生和科学家们在这个国家正遭受迫害。因此，对于那些承担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研究的科学家，《真理报》毫不犹豫地否认了他们所做出的贡献。”[9]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向滞留海外的知识分子发出公开信，号召他们回国参加国家建设，大批滞留在美国的科技工作者因此纷纷要求回国，形成了一股回国潮。而美国是不愿意看到大批学有所成的科技人才回到红色中国的，因而想尽一切办法从中作梗。在此背景下，李、杨的出色工作显然给了美国人显示优越性并大做文章的机会，上述《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含沙射影指摘中国，用意已十分明显。
二
美苏争霸：诺贝尔奖对决人造卫星
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李政道、杨振宁折桂；不仅如此，李、杨二人还是该年度唯一一对在美国工作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对李、杨获诺奖之事高度关注，大肆炒作。
在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之前，瑞典媒体已经提前知晓该奖项的结果，因此斯德哥尔摩当地报纸在10月30日就报道说，在美国工作的两位中国物理学家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纽约时报》旋即于10月31日转载了这一报道，并配以《在美国的中国人获诺贝尔奖》的标题[10]。值得注意的是，与1957年初淡化李、杨的国籍身份不同的是，这时的美国媒体突出强调了李、杨的中国国籍身份。
10月31日，诺奖物理学奖揭晓，11月1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被颁发给了两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文章开篇写道：“10月31日———今天，两个出生于中国并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1]
在同一天该报的第八版，还刊发了题为《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享用安静的晚宴：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像往常一样办公之后回家吃饭》的通讯文章，介绍李、杨获奖当天的工作和生活。文章同样多次谈及李、杨的身份，比如：“杨说他今早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杨武之。他的父亲是上海一所大学非常有名的数学家。”“20世纪40年代初，这两位年轻的科学家在中国昆明的一所大学里遇见，但当时他们还没有开始一起工作。一直到1948年，两人都来到美国学习。他们都不是美国公民，但都是美国的永久居民。”[12]显然，在已经不需要与苏联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情况下，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是有明显好处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宣传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的开放性、包容性，说到底，是借机宣传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就在美国人铺天盖地宣传李、杨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争霸的另一方苏联则是另一番景象。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抢在美国的前面，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这件事显然更为意义重大，因为卫星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其军事意义，是美苏双方都极为看重的。因此，尽管1957年没有苏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但苏联并不示弱，他们在人造卫星上做足了文章，包括中国在内，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对苏联成功发射卫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与此相对的是，有关诺贝尔奖的消息则极少出现在苏联媒体上。即便苏联媒体报道诺贝尔奖，也要与苏联科学家扯上关系。比如，苏联什穆什凯维奇教授就在苏联《科学与生活》上发表长篇文章介绍李、杨获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认为这“的确是极重大的科学成果”，并同时认为，“苏联科学家朗道院士也研究了同类现象。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复合反演论’来解释它们。”[13]总之，苏联在科技上毫不示弱，而其在卫星科技上的成功，使其风头力压美国。
在苏联发射卫星的巨大压力下，美国也投入巨资，加紧研制。在科研经费投入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这无疑会挤占其他领域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经费，进而引发争论。事实正是如此。当时，美国国会、行政当局尤其是企业界，对基础科学及其价值提出了质疑，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类似研制卫星这样的应用科技上，而减少对类似宇称不守恒理论这样的纯粹基础科学的支持，以便在与苏联的争霸中赢得主动。
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科学观自然会引起美国基础科学工作者和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和反对。1957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高能加速器小组发出的警告称：“苏联的高能物理装置见证了以下这些事实：(1)几乎完全无视建设经费，并且强调加快施工进度；(2)在该领域开展有关活动时迅速提出管理决策。”[14]显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要告诉美国人，苏联不仅重视卫星等应用科技，而且在建设基础科学重大装置上也“完全无视建设经费”。言外之意，美国绝对不能减少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与投入。
李政道也卷入了关于基础科学是否有用的争论，他接受记者采访，发表他对于基础科学研究重要性的看法。11月24日，《纽约时报》就基础科学及其意义发表了长篇署名文章，文章援引李政道的话说：“我们这些做基础研究的人并不低估实际应用的重要性。但是作曲家最主要的兴趣是作曲，如果没有他们，交响乐团永远不可能演奏出乐曲来。拿电作为例子来说，现在，每一件家用电器都是与电能有关的。但是当电的原理被发现时，它是纯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实际应用，如果有的话，我也是完全不清楚的。”[15]
应当说，李政道的话是非常深刻的，形象说明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从后来的发展来看，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基础科学的投入，而且凭借其强大的国力财力，在美苏争霸中不断增加科技和军事投入，最终让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占据上风。
三
谁能代表中国：海峡两岸对峙下的中国代表权之争
与苏联对诺贝尔奖的冷淡不同，新中国高度关注李、杨获诺贝尔奖，原因即在于李、杨二人的身份是中国科学家。新中国对李、杨获诺奖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中国官方科学组织在第一时间向李、杨发去贺电表示祝贺。11月1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再次致电李、杨，祝贺他们获诺贝尔奖，电文中说：“中国物理学家对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16]
二是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从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到12月份中旬李、杨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典礼，《人民日报》均给予了跟踪报道。此外，《科学通报》《物理通报》《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科学刊物，也持续介绍李、杨之获诺奖的科学理论。对于这一主题，笔者已有较详细探讨[17]，此不赘述。
三是中国政府派员参加李、杨之授奖典礼并争取李、杨回国。当时，瑞典是较早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在瑞典设有大使馆。因此，当李、杨二人乘机抵达斯德哥尔摩时，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机场迎接。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这里的中国大使馆的三名成员迎接了他们，并为他们迅速返回中国提供一切便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者是中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当被问及其目标是否是诱导两位科学家回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时，他向新闻记者回答道：‘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18]
中国政府还决定委派重量级科学家前去参加李、杨的授奖典礼。经多方考虑，中国政府委派时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张文裕教授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李、杨的授奖典礼。之所以委派张文裕前去，主要是考虑到张文裕本身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时期张文裕曾是李、杨二人的老师。张文裕旅美期间，与李、杨之间也有联系——李、杨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获诺贝尔奖的科学论文的预印本就是张文裕在1956年10月份回国时带回来的。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张文裕说服二人回国工作。据张文裕回忆：“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李、杨获奖，同时争取他们回国工作。”[19]
据张文裕回忆，在瑞典期间，“尽管授奖活动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是抽时间到旅馆里看望了他，并且邀请他参加授奖典礼和瑞典皇家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当然，张文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向杨振宁和李政道转达了周总理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听了很感动，两人都表示很感谢国内的关心。”此外，张文裕还谈到杨武之请他为杨振宁捎信之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曾让我给杨振宁带信，信写得很长，叫杨振宁回国。”[19]
不过，那时的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加之1957年“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因此二人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邀请。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文裕还谈到一个细节：“1957年国内开展反右派运动以后，我(张文裕)又在日内瓦碰到他们时，李政道明确表示不回来了。他说：‘我在国内的老师和同学都被划成了右派，我们回去也有可能当右派，因此，不再考虑回国的事情了。’不久他们便分别加入了美国国籍。”[20]
彼时的中国，海峡两岸处于对立状态，李、杨滞留美国期间，持有的是国民党于20世纪40年代还在大陆时颁发的护照，并且李、杨还都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的学生。在上述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李、杨荣膺诺贝尔奖让台湾国民党当局极为兴奋。在李、杨获诺奖的消息公布后，整个岛内掀起了一股李、杨热潮，岛内当局竭尽全力拉拢李、杨，社会各界纷纷祝贺李、杨获奖，新闻媒体更是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报道狂潮。一时间，李、杨在岛内几乎家喻户晓，童叟皆知。
首先，岛内当局各部门尽力拉拢李、杨，促其返台。10月31日，李、杨折桂诺奖，恰逢蒋介石70周岁生日，台湾当局异常兴奋，31日下午台湾教育部门在发给李、杨的贺电中说：“阁下荣膺诺贝之殊荣，亦为我全民族之光辉。今日适值蒋公七十晋一诞辰，此为最有价值之祝寿礼物……殷望阁下等早日返回一行，做短期讲学，以嘉惠学子，而民心士气，亦将受极大之鼓励。”[21]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张其昀还委托台当局驻美国文化参赞前往李、杨寓所，当面呈递贺电，并“面致贺忱，洽请返还一行。”张其昀还向媒体发表谈话，再次强调，“佳讯遥传，实为最有价值的祝寿礼物。”[22]由此可见，台湾当局对李、杨返台的渴望可谓迫不及待，无以复加。
其次，社会各界特别是岛内名流，通过致电、发表谈话或是举行盛大宴会等方式，高度评价李、杨之成就。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台湾岛内名流如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蒋梦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台大校长钱思亮等都通过媒体发表谈话，盛赞李、杨及其科学成就。李、杨获诺奖后，这些岛内名流再次给李、杨发去贺电，对李、杨获诺奖表示祝贺并邀请二人返台讲学。合肥旅台同乡会也致电皖籍杨振宁，向其表示祝贺[23]。在美华人团体也纷纷设宴，以致祝贺。11月11日旅美各界人士在纽约设宴祝贺李、杨获奖，“百余位中华民国的学术界人士于今晚在此间举行宴会以庆贺李杨博士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与会人士与他们二位相见均甚为愉快。历时四小时之久。孔祥熙及陈立夫等分别在席间致辞，对这两位青年科学家表示贺意。”[24]
再次，新闻媒体全方位报道李、杨之事业、家庭、成长经历等各个方面，树立典型。台湾媒体特别强调李、杨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身份，对他们当年的求学表现和趣闻等给予了深入挖掘，目的在于把他们二人取得的科学成就部分地归因于当年西南联大的成功教育。蒋梦麟就认为“西南联大自由研究的精神”是李、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23]。
另外，台湾媒体还对他们二人在美学习情况、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研究工作等进行详细的介绍，甚至于他们担任副教授、教授的时间和年龄都给予了清晰的考证。总之，台湾媒体使出浑身解数挖掘李、杨成长成才之趣闻与因缘。
比较海峡两岸对李、杨之重大科学成就及其获诺贝尔奖的反应，差异是明显的。就新中国大陆方面而言，官方的表态及时、积极而谨慎，媒体的报道仅涉及李、杨科学成就及获奖本身，并不涉及与二人相关其他社会文化信息，媒体报道的频次和密度也大大少于台湾地区。
反观台湾地区，台湾当局的反应不仅积极而且异常高调，官方与社会各界积极互动，千方百计拉拢李、杨，积极促其回台，媒体对李、杨的介绍也更为立体和全面，报道的频次和密度可谓铺天盖地。但是，不管是新中国政府及其学术组织还是台湾地区及其社会各界，不管是大陆媒体还是台湾地区的媒体，在对李、杨身份的表述上，都使用的是“中国科学家”“我国科学家”，都视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高度认同一个中国的背后，是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也就是中国正统之争。因此可以说，海峡两岸对李、杨荣获诺奖之事的反应和报道，见证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四
结 语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苏争霸、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时代背景下，李、杨提出的重大科学理论及其获诺贝尔奖已不再是单纯的科学事件，其影响已不再仅限于科学领域，而在科学之外的社会与政治场域产生了令人意外的重要影响。美苏双方围绕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这一重大科学事件所展开的舆论战，既是一场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更是美苏双方透过科学进行的一场争霸较量，典型地体现了科学与政治、无国界的科学与有国界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复杂关系。
李、杨提出的重大科学理论及其获诺贝尔奖的特殊性还在于李、杨二人的中国国籍身份，这一特殊性使得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都卷入到对李、杨的宣传与争取当中。海峡两岸围绕李、杨的身份，为争取李、杨回到己方，为争夺中国代表权而打起了舆论战。尽管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争取到中国代表权，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却是鲜明而坚定的。或许，这也是李、杨的重大科学理论及其获诺贝尔奖留给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特殊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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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六期，获作者授权转载，《返朴》发表时有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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