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袁昊然事件，而想到的_风闻

袁昊然火了，具体怎么火的，众所周知，就不多说了

网络正能量大V，开始连篇累牍的讨伐袁昊然

那么想问：早干什么去了？

天天抓反贼的大V难道都看不见了？平时普通人发几句牢骚，记者去查一下油罐车，帽子扣的飞起，袁昊然却大摇大摆，相安无事。

拿出冲农夫山泉，冲新京报，对付普通人牢骚的几十分之一力气，去冲，袁这样类似的，早拿下了。平时是不敢？无能？

而且，据说袁昊然是两面人，表里不一

那这些网络正能量大V，有没有可能，也有表里不一的问题呢？

也许是相反的，也许表面正能量，私下里买美国房子，私下里怎么说，也不一定的呢？

假设有这么一位医生，来到这个一个落后地区，进行宣传，要防止病从口入，要勤洗手，勤理发，要锻炼身体，等等。

有人跳出来说，别看这个医生向大家宣传讲卫生，但是其实他自己是不讲卫生的，他私下里，就爱吃生冷食品，也不爱洗手。

那有什么关系？他在公开场合，在职业场合，说的话，做的事，是对的啊？

再比如，数学教师教数学知识，比如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啊，加法满足交换律啊什么的，教会了许多知识，让你考上了大学。后来有人跳出来说，那个教师其实表面上教勾股定理，但私下里根本就是不承认勾股定理的成立的，并给看这个教师写的这个这个笔记，那个那个时候的讲话，统统都是数学错误，其实那个教师这也坏那也坏，一些个错误的数学推导，绝对是他本人写的。

《爱因斯坦旅游日记》，其中有若干对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性”言论，引发很大争议。但爱因斯坦的那些话，只是写在他的私人日记上的；而他在公开言论中说中国人“是一个勤劳的，在奴役下呻吟的，但却是顽强的民族”。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爱因斯坦一再向全世界各国呼吁，对日本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爱因斯坦曾联合罗素、杜威等英美知识文化界知名人士对”七君子“表示声援。另外，爱因斯坦还直言不讳地批评过白人的种族主义，发表过反种族主义演说，参加过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等等。如此说来，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当然不是种族主义者。

要让世人彻底消除种族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几个能做到。要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消除种族偏见，“狠斗私字一闪念”，并无必要，况且也不可能。只要他在公开的言论和行为中做到了尊重他人，承认他人的平等权利，那就够了。如果他还能对种族歧视的现象公开反对，为种族平等大声疾呼，那就更好了。

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

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法律和规则是相当公平的；相比之下，一般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观念也是比较淡薄的。但是美国的种族问题依然很严重，就因为美国的种族太杂太多。一些在美国的华人抱怨，他们说美国并不象它标榜的那么种族平等，种族歧视现象还是时有所闻，至于在私下里抱有种族偏见的，就更普遍了。所以他们忿忿地说，美国人标榜的种族平等实际上是虚伪的。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可惜把事情的逻辑顺序给说反了。

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这说的很好，但实际上难以做到，看肤色很容易，一眼就看见了，想不看见都不行。看清一个人的品格何其难。如果不靠特殊的情境和事件，那就需要长期的近身接触。如果生活在熟人社会，大家都朝夕相处，彼此都知根知底，比较容易做到，不是根据皮肤的颜色，而是根据品格的优劣来评判别人以及被别人评判。

然而在今天，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绝大多数是陌生人；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了解很少、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而且这些互动常常是一辈子也只有一两次。对于这千千万万的陌生人或者半生不熟的人，无法看清他们的品格；但是在很多情境下，又要求必须迅速对对别人作出判断，以便决定怎么去对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贴标签了。就只好根据某些简单的、一目了然的标记或线索进行归类匆匆地给别人做出评判。肤色既然是最容易看到的标记，这就怪不得人们往往会根据肤色做评判了。911世贸大厦的遇难者有两千多人，据统计来自多八十个国家。在这么多不同族裔混居的地方，发生摩擦的机会太多了。

正确的说法是：你看，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在骨子里抱有种族偏见，但是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却并不太多，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几乎做到了种族平等。这该是多么不简单。

如果你要说这是虚伪，这种虚伪岂不是很好吗？既然一般人的种族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顽劣难除，种族平等的思想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那无非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虚伪或曰伪善。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在某些问题上，能让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得比较好（即伪善）也就很不错了。

如果硬要祛除这种伪善，并不能得到真善，而只能导致真恶，彻底的恶。要是这么多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偏见都赤裸裸地表现为公开的种族歧视，还要把这种歧视公然写进法律定成制度，那敢情倒是不虚伪了，那岂不是更糟吗？

有人说，公开的两面人，那些隐藏的两面人更可恶更可怕，真是这样吗？

公开的两面人，当然更容易找到证据去惩罚，而隐藏的两面人，却无法找到公开的证据，去惩罚。

这样下去，最后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无非就是：惩罚老实的人，却放过狡猾的人，惩罚那些还愿意讲道理，相信公共言说空间的人，放过那些拒绝一切对话的人。惩罚那些愿意公开的发表自己错误观点的人，放过那些不愿意公开、但不放弃错误观点的人。

这最后的实际效果，岂不是，更加鼓励了本来思想错误的人，搞阴谋，讲假话，怂恿思想错误的人，隐藏错误观点，当两面人吗?   那样危害不是更大吗？

对中国人来说，说话就不只是理性对谈，倒是对话语中的情感更为敏感，要求他人在内心深处的”思想正确“，最后人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为什么只以公开发表的言论为依据呢？为什么不可以在一切家庭中安放窃听器？为什么不可以拆阅私人信件、检查个人日记？

另外，内心深处的想法，还可以通过语气，通过表情，甚至通过沉默来表示。

那到底要不要惩罚那些“非法的哭”、“别有用心的笑”和”阴阳怪气的调侃“和“错误的沉默”呢？

别说，实现不了这一点，就算实现了这些，就是一个好社会吗？那些对于话语中的情感如此敏感的人，以为自己就不会成为受害者吗？

​中国人的“金牌至上”论已经淡了不少，连奥运会也不像当年那么受人瞩目了，但现实证明，很多人与其说是在欣赏体育本身，不如说是在享受一种碾压对手的快感。日本选手早田希娜0:4败给孙颖莎之后，流泪说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很遗憾自己没能发挥出百分之百的最佳状态，高赞评论大抵都充满了揶揄：

“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不行，16次对战全输的战绩，还有什么好说的？发挥出百分之百也赢不了。”

“这不是你的错，因为莎莎实在太强了。”

这是一种特殊的观众心态：人们代入进去，仿佛是自己在赛场上横扫对手，他们不仅想赢，还要对手输得心服口服，彻底屈从于己方的实力和意志。本质上，这已经不是基于规则、彼此尊重的竞争，而是想要享受权力的快意，要的就是一个“爽”。

在这样的心态下，人会很自然地只想听赞美，而拒绝承认、正视问题的存在，对任何批评都会异常敏感，哪怕别人无意批评，都会自动代入进来，做出激烈的反应。

不久前，一个美国黑人女孩在五天上海之行后吐槽“体验感太差”：很多出租车司机拒载；餐馆的菜单很少能照顾到素食主义者；中国人都很冷漠，“无论是保安还是酒店前台，大都是一副冷脸”。

这篇10万+的文章，底下的高赞评论，一边倒的都是在回怼：

“对的，美国警察怼黑人那可是相当的友好。”

“我很不同意她的观点，她说上海对外地人冷漠我相信，要说对外国人冷漠，打死我也不信。”

“你长的太丑了/如果是漂亮小姐姐，大家都会乐于主动帮你。”

“滚回漂亮国去吧，那里有你爱吃的花生米。”

不仅不接受批评，而且全是人身攻击。

还有个印度博主，去武汉旅游，去在世界出了名的海鲜市场去看看，结果下面也全是人身攻击

不是说免签是神器，外国博主来旅游，中国在外面的形象就会”入关后自有大儒辩经“的么？

怎么发展而先前说的不太一样？  是不是要像防外国记者那样，防外国旅游博主了？

这是近年来一个明显的社会心态变动：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自认“风景这边独好”，也就很难听得进逆耳的话，“就算我们有点什么问题，难道别人没有？他们的问题比我们还大！”

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是很难被容下的，最多只能有“建设性意见”，但不管怎么包裹上糖衣，批评总是比吹捧更难下咽。

更棘手的是，甚至很难寄望于理性的讨论、回应，因为一旦情绪被激发出来，在这些争议话题底下，往往都是那些最让人“爽”的反应才受欢迎。这样一来，什么探讨问题，都谈不上到理性那一步，常常得先满足情绪，情绪不对，说什么都没用。对中国人来说，说话就并不只是理性对谈，倒是对话语中的情感更为敏感，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最终往往是带来一地鸡毛，也无助于正视、解决存在的问题。

舆论监督的目的，也是为了拓展“公共性自主空间”，指向的是公域，是一种妥协，共识的协商，是一种公共理性的训练，如果一个社会只是深陷在自我感觉良好之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碾压他人的那种爽感，从长远来看是相当危险的——那其实是一种深深的自恋，只顾自身感受而不顾他者，然而，我们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才能真正“看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