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领导人命丧德黑兰，伊朗反情报能力又一次被“羞辱”？_风闻

作者：兰顺正

首发自：澎湃新闻∙澎湃防务

当地时间8月1日，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悼念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仪式并主持悼念活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在仪式上致辞，并称哈尼亚在伊朗遭遇的“暗杀”事件不会没有答案。当地时间7月31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袭身亡。

事发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话，指责以色列发动了这次袭击，以色列则未发表任何评论。不论此次事件的真相如何，在明知哈尼亚是以方“眼中钉”的情况下，实施暗杀的一方仍能够掌握哈尼亚的行踪并一击必杀，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打了伊朗情报系统“一记耳光”。

当地时间2024年8月1日，伊朗德黑兰，在伊斯兰革命广场举行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及其保镖的葬礼上，伊朗人跟随一辆卡车，卡车上载着他们的棺材。视觉中国 图

结构完整的伊朗情报系统

伊朗情报体系起源于20世纪中叶美苏冷战之际，当时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融洽。1958年，伊朗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以色列摩萨德的帮助下建立情报与国家安全组织，简称“萨瓦克”（据称萨瓦克的情报人员有不少接受过摩萨德的培训）。萨瓦克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秘密搜集情报并开展反情报工作，同时由于伊朗国内矛盾尖锐，反巴列维王朝声浪此起彼伏，因此萨瓦克也负责对内镇压异己，号称是伊朗“最受人憎恨和恐惧的机构”。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王朝彻底覆灭，伊朗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援助下，创建了伊朗伊斯兰政权统治下的第一个情报组织——萨瓦玛。1984年，伊朗情报信息部在萨瓦玛基础上正式成立，伊朗国家情报体系逐渐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机制进一步健全（期间苏联为伊朗情报体系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为伊朗情报系统发展贡献了重要作用）。

在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意识到国防军下属情报网络存在工作效率低下的弊病，下定决心创建一支新的情报力量，因此授意伊斯兰革命卫队组建情报组织。1996年，伊朗最高情报事务委员会创建，其规模在上世纪末达到顶峰，其下辖12个部门，雇员人数达到2万余人，促进该国情报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通过四十余年建设，伊朗情报体系结构已日渐完整。在伊朗情报体系中，哈梅内伊既是该国宗教界最领袖也是该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更是伊朗情报体系的最高负责人。在最高领袖之下的情报机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着伊朗情报机构的中枢决策作用，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义负责人，不过实际工作却掌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手中，秘书长通常负责这个部门的日常运营与维护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共有12名正式成员组成，包括总统、议长、司法总监、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情报安全部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军司令、革命卫队司令、计划与预算组织主席以及最高领袖任命的两名代表。

整体来看，现在伊朗情报力量主要有四支主干，分别是情报安全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国防军下属的情报部队J-2 小队和执法警察力量。

其中，情报安全部是伊朗国内主要负责情报和安全工作的机构，其职责包括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间谍活动、防止外部势力渗透等。不过近年来，武装力量下属的情报组织作用逐渐增大，目前已超越情报安全部在该国情报体系中的分量。

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情报组织力量包括圣城旅、巴斯基民兵、直属最高领袖的“101办公室”、伊朗网络防御指挥部等诸多军事力量。而伊朗国外情报信息获取渠道主要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部队。这支部队自1990年建立伊始就深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信赖，投入大量资金予以筹建，并且圣城旅司令有单独渠道可直接向最高领袖汇报重要情报，这是其他情报组织均不具备的特权。

而国防军至今依旧难以获得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信任，其下属的情报组织作用也相对较小，其装备水平和情报工作方面均不及革命卫队，其下属的情报部队名为J-2小队，该支部队主要在城郊和农村地区活动，搜集基层情报，作用并不突出。同时伊朗执法警察力量也是搜集情报信息的重要力量，主要承担反恐和维稳等任务。

另外，伊朗宗教界凭借遍及中东域内外的什叶派宗教网络系统（以清真寺为主要结点）也能够为该国情报系统提供更加细微的情报信息。

亟待改进的反情报能力

目前伊朗情报体系相较于其他中东大多数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受制于本国国情，伊朗反情报系统工作仍存在突出短板，亟待改进。

首先，近年来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语权畸高，伊朗政府下属的情报安全部声音日渐降低，导致两支情报力量间的矛盾逐渐增多，也缺乏相应机制体系居中协调机制，这样的内耗会让伊朗情报系统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其次在技术情报搜集领域，伊朗侦察卫星总体技术能力相对有限，尽管具备一定图像侦察能力，但相比以色列以图像、电子、导弹预警及核爆炸探测卫星构成的立体式侦察情报搜集体系仍有较大距离。同时伊朗情报系统信号情报能力进步速度比较缓慢。如为扩大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2006年伊朗在戈兰高地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增设了两个情报信号收集站。这些情报信号收集站均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暗中资助与运营，主要用于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持。但这些情报信号收集站在后期运营时往往面临缺乏资金支持的窘境，目前已开始陷入停滞。伊斯兰革命卫队具有派遣无人侦察机收集情报的能力，但相对而言技术依旧不够先进，存在一定安全风险。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伊朗组建了网络情报防御部队，但是在网络空间里进行反情报行动需要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科技，而这些都是伊朗缺乏的。

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伊朗反情报系统错漏频出，内部人员失职渎职情况严重。 如1996年伊朗情报组织重要成员前往德国居留，造成伊朗情报系统内部大震荡。2020 先后发生“苏莱曼尼被刺事件”和“ 核物理学家莫森·法赫里扎德遇害案”两起危害伊朗国家安全的恶性事件；同年11月30日，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沙赫丹也在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被无人机袭击身亡。有消息显示，这些危害伊朗国家安全的恶性事件背后都与本国内部情报人员叛变存在直接关系，再结合此次哈尼亚被导弹“定点清除”，很难不让人提出质疑：伊朗情报机关内部是否已经“千疮百孔”？

表面上看，伊朗眼下需要着重展开情报搜集人员的防间保密工作，加强对内部情报搜集人员的背景审查等工作。但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与伊朗近年来日益凋敝的民生状况存在密切关系。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伊朗受到经济制裁压力也愈加增大，改善民生的动力更是缺乏，再加上新冠疫情爆发等多种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内部人员可能会对政权以及自身的前途感到渺茫，从而更为容易的被西方势力策反或拉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