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_风闻

远读    2024年08月03日 08:01 北京

罗岗罗岗在复旦大学“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刊于《东方学刊》2024年第2期。

刚才前面好几位老师都讲到生产力问题，我还想回到上层建筑，或者更想回到和在座的诸位有关的思想领域。在座的很多学者都是80年代过来的人，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思想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是靠“矛盾”在推动，其中最重要的矛盾，就像今天大家的发言或多或少都涉及到的，就是现代化和革命的矛盾。

80年代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建立在告别革命上，所以要结束疾风暴雨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将工作的重点放回到经济建设上，也就是进行现代化建设。那时的矛盾体现在思想层面，最明显的特征是根据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可以构造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譬如在文学史领域，革命史观转换成现代化史观之后，原来评价高的作家作品如左翼文学，现在评价低了；原来评价低的作家作品如新感觉派，现在评价高了。

这样的转换必然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革命和现代化之间是矛盾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思路来展开的，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曙光”，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把中国革命解释为传统的回潮，充其量是一场农民革命，甚至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因为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缺乏和现代文化深入结合，所以必然有各种各样的“封建”弊端，如个人崇拜、帝王思想、缺乏法制观念、不尊重人权等等。正是按照一整套对于现代化的想象，来检讨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

**可以说，80年代的思想构筑了两对核心矛盾：浮在意识形态表面的是现代化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而隐含在其下的则是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在80年代最为形象化的表达是“河殇”史观，中国传统包括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革命，构成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河殇》最后一集不出意料的叫“蔚蓝色”，它郑重其事地宣布告别黄土文明，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所在。

电视纪录片《河殇》（1988）第六集片头截图80年代对于这两对矛盾的构造，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不能简单地进行否定。正如今天有人特别指出，既然我们不要对中国革命做后悔史学式的否定，那么也不要对80年代进行后悔史学式的否定。80年代的路全部走错了？显然不是的，它也是当代中国历史构成的一部分。但必须看到的是，这两对矛盾在80年代虽然用了比较激烈的方式进行表达，却没有解决矛盾本身。正是这两对矛盾的持续存在，才有了90年代大家所熟悉的围绕着这两对矛盾所展开的激烈论争。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认识论转变，就是充分地意识到革命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譬如把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即毛泽东思想解释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最早是德里克提出来，后来汪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其核心就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新的历史视野，把中国革命理解为既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同时也追求自身的现代化。

这就突破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了某种“同一性”，由此，则有必要重新检讨中国革命/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和传统的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和传统的关系，它们开始合二为一了。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如果认为中国革命是反现代的现代性，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反现代的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成功源于对以绝大多数农民为主体中国社会进行有效动员，必然需要挪用传统资源。因此，90年代思想讨论同样围绕着这两对矛盾来展开，只不过人们的立场开始有了微妙的改变和位移。首先是强调革命和现代化的合二为一，这样的想法一般被概括为新左派思想，虽然中国的新左派思想开始的时候更多地借用了西方文化左派的资源，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抵抗和批判来肯定中国革命，但只要主张肯定中国革命的立场，必然会逐步转到重视20世纪中国革命自身经验的重要性上，而重视中国革命自身经验的重要性，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很显然，80年代那两对矛盾在90年代发生了转化，但矛盾依然存在。具体而言，与80年代将传统理解为“现代化”或“革命”的巨大障碍不同，虽然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乃至今天的中国崛起，其根本的动力都来自于中华文明传统。所谓“文明论”的论述会越来越强势，是因为这一论述认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被中华文明传统化了。但如此极端用传统因素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也引发了不同意见，因为中国革命在挪用传统的同时也在批判传统改造传统。

中国革命/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在90年代之后逐渐转化为“文明论”与“革命论”之间的矛盾，这也导致了90年代以来直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左右的时间，当代中国思想空前的活跃，各种各样的观点互相碰撞，甚至也不乏极端的观点，这种活跃与极端源于矛盾的真实存在，也对应了现实社会中某种力量的存在。不过，在今天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认为矛盾是真实存在的，但随着党中央提出一些新的说法和新的论述，这些矛盾需要重新理解了。

**第一个说法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革命和现代化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当然离不开中国革命，如果离开了中国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怎么能实现？1999年，甘阳在清华大学讲“通三统”，我当时印象很深。“通三统”是一种巨大焦虑的表现，因为当时大家并不认同“通三统”的观点，怎么可以把三个时代统起来？首先，“革命”的毛时代和“现代化”的邓时代是有矛盾的；其次，如果从“五四”的立场来看，毛时代和邓时代都是后“五四”的时代，“五四”   打倒孔家店，当然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所以，作为“现代”的“两统”与作为“传统”的“一统”，根本无法“统”起来。就“通三统”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现在把“革命”与“现代化”这“两统”“统”起来了，对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个结论式的回答。

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第二个说法是“第二个结合”，它要解决的则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加复杂，“文明论”和“革命论”的矛盾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站在“革命论”的立场上来处理与传统的关系，也许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许会强调古为今用和拿来主义，与站在“文明论”的立场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显然有所区别。可是，具体到“第二个结合”，也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从传统中去简单地寻找资源，还是需要现代的转化？怎么定义现代？从晚清算起，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否构成了独特的经验？今天是不是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构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个现代传统是否已经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譬如鲁迅是不是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假如讲“第二个结合”，引用鲁迅的话，算不算“结合”的成果？我估计，这个不会算“结合”的成果。因为今天一讲“第二个结合”，一般都是引用传统文化的经典，现代还没有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但这样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塑造今天中国人想法和行为的力量恰恰与中国现代经验紧密相关，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人和古代传统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如何把这种“断裂”也转化为传统的一部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这一系列由党中央给出的理论观点和论述面前，我们怎样来讨论上述这些问题？是不是推动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思想前进的矛盾已经解决了？如果矛盾真的已经解决了，是否也可以宣称“当代中国思想的终结”？如果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以别的形态重新出现，那么我们如何把握矛盾的新形态，并且在这种把握中再次推动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罗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