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王在贞观：仅靠600人撑起盛世，办事效率这么高？_风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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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年间（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对内选贤举能，整饬吏治，同时轻徭赋税，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对外先后平定突厥、吐谷浑、薛延陀，与吐蕃和亲，并加强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此时的唐朝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贞观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既会治国理政，又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人才群体。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如此评价：“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

但颇令人意外的是，贞观年间唐朝在京诸司职事官其实只有643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其办事效率可谓相当之高。

由此我们不禁好奇，以区区几百人完成如此多的壮举，贞观群臣为何这么牛？

贞观名臣的来源

官僚体制自战国、秦朝形成后，虽然出现了文、武分工，但彼此并无绝对的鸿沟，因统治需要而常有“出将入相”之说。例如，西汉建国之初：

“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稀。”

到隋唐时期，杨素、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及郭元振等人，都先后因军功而入朝为相。由此可见，“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是汉唐时期名臣的“标配”。

说起唐初名臣，“关陇集团”是绕不开的概念。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关陇集团”是西魏北周实际统治者宇文泰秉持“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而成的一大政治集团，其中混合了多种民族，且文武不分途，隋唐皇室及功臣勋贵大都是此集团中人物。这一观点在之后几十年中被广泛接受。

具体而言，属于关陇集团的人员有三类：一是北周八大柱国家族及其后裔，他们是关陇集团中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如宇文泰、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等；二是宇文泰所笼络的关中汉族士族，包括京兆韦氏、杜陵杜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陇西李氏等，他们或为州内著姓、或拥有重兵、或累世为簪缨盛族，势力极大；三是与关陇集团成员结成姻亲关系者，如窦威、窦抗、长孙无忌、高士廉等。由此可见，关陇集团实为关中本位政策下所集结的各类人员，以北周八大柱国家族及其后裔为核心，以关中汉族士族为主体，加之与关陇集团结为姻亲关系的人员。

然而，在隋末唐初，关陇集团遭受重创，对治理唐朝日益扩大的疆域逐渐力所不逮。当时，出于争夺天下的需要，各方势力纷纷不拘地域广泛搜罗人才，李唐自然不例外，来自山东和江南的人才纷纷被接纳，这就使得关陇集团在政坛上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例如，太宗在武德年间以秦王、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的身份，招揽了李勣、尉迟敬德、秦琼等“山东豪杰”为己所用，并在秦王府内开设文学馆，吸纳山东文人与江南文士，包括房玄龄、高士廉等，建立起为自己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据统计，武德年间太宗麾下的幕僚集团共计115人，其中来自关陇地区者有45人，如长孙无忌、杜如晦、柴绍、李孝恭、侯君集、刘弘基、宇文士及、屈突通等，占比约40%，余者均为山东、江南人士。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关陇集团成员多以军功作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在治国理政、经国济世方面不如山东及江南士人。另一方面，武德年间太子建成地位稳固，长期坐镇关中，得到了大批关陇集团成员的拥护，是太宗最大的竞争对手。为在政治上获得优势，太宗只能争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帮助。此外，李密、窦建德、刘黑闼等人此前占据的关东地区刚刚被唐朝平定，需要慎重对待，免生祸乱。因此，太宗对山东人士加以安抚，注重提拔庶族寒门人士，如魏征、张行成、张亮、戴胄、马周等，以此缓解山东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山东豪杰”“江南名士”等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政治背景、不同文化类型的名臣，纷纷加入秦王集团。玄武门之变的成功、贞观盛世的开创，除了太宗本人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外，也离不开这些名臣的帮助。

太宗的用人之道

作为我国历代封建帝王中被人称颂的皇帝之一，唐太宗李世民的驭下用人之术可谓已入化境，贞观年间君臣相得益彰，共同开创一代治世。

登基称帝后，太宗首先面临着“组织危机”。当时，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实际上有三个政治派别：一是高祖李渊派，包括起兵旧部、前朝官吏和皇亲国戚，这些人倚仗着“太上皇”的荫庇，想让新皇帝听从他们的摆布；二是太宗亲信派，他们是秦王府旧人，多年来追随太宗南征北战，自然有一种恃功挟赏的优越感；三是太子建成派，大多受“成则王侯败则寇”的影响而惶惶不可终日。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公平公正地使用人才，形成一个坚强的统治核心，那么一切雄图大略都无从谈起。

首先，太宗做到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即不以恩仇亲疏作为选任官员的标准。太宗的堂叔李神通率先举起反隋义旗，又在太子建成谋害太宗时施以援手。但在议定爵位时，李神通却位居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下，因而愤愤不平。对此，太宗解释为：李神通先后大败给窦建德、刘黑闼，而房玄龄、杜如晦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劳远在李神通之上。众将对此心悦诚服。太宗对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则内举不避亲，坚持以才行取人，并强调了他的用人标准：

“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襄邑王神符（太宗叔父）是也；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魏征等是也。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

对魏征和薛万彻的任用上，太宗可称为外举不避仇。魏征以前为太子建成幕僚，曾建议建成先下手为强，趁早除掉秦王。玄武门事变后，魏征被俘，太宗很欣赏魏征的人品和才华，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自此成为历史上一代诤臣，与太宗成就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薛万彻本为太子建成麾下的猛将，在玄武门事变中曾拼死保卫太子建成，事败后率部逃往终南山，最终被太宗感动而投效。太宗封其为右领军将军，后又晋升为行军大总管。薛万彻在攻突厥、战回纥、征讨吐谷浑等历次战役中立下战功。太宗能够不计旧怨宿仇，唯才是用，是他用人的高明之处和为人君者之大气所在。

其次，太宗能做到知人善任，各安其位。他平时喜欢观察、了解臣僚的性格与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因而在使用时能够尽量扬长避短。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品评朝中官员，他认为长孙无忌善于避嫌，不好招惹是非，待人接物聪明敏捷，但不善于领兵作战；高士廉通晓古今，处理事务清明通达，遇到危难不变气节，在朝做官不结党营私，所缺乏的是正直进谏；唐俭能说会道，善于处理问题，化解矛盾，明理知趣，但从不提出建议和指出皇帝的过失；杨师道本质纯洁，处事公平，严于律己，极少差错，但性格怯懦，缺乏紧急应变能力；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有些脱离实际；刘洎果决忠贞，但太重朋友义气，经常偏袒亲友。对朝中武将，太宗评价道：

“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由此可见，太宗对手下文臣武将的各方面都了如指掌。

在此基础上，太宗才能做到量才适用。例如，房玄龄为人心细，做事很有章法，处理国事一直孜孜不倦，于是太宗任用他为中书令，即宰相。但房玄龄处理问题时往往优柔寡断，无所适从，而杜如晦虽然考虑问题没有房玄龄细致周全，却处理问题果断，办事雷厉风行。于是，太宗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二人搭配起来，共同执掌尚书省大权，这就是著名的“房谋杜断”，由此形成了典型的优势互补型人才结构。戴胄是隋朝旧臣，当年曾任门下事，史载其“性坚正，干局明强”，能够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但他却“无学术”，文化水平较低。于是太宗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卿，让他负责审案判案。戴胄上任后果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使贞观时期的刑狱风气为之一新。

另外，太宗把握住了“威权独运”和“布德施惠”间的平衡。作为一个驾驭人才的高手，太宗深谙恩威并用、布德施惠之术。用人过程中，双方除权力关系之外，尚有人与人之间必要的情谊，包括相互尊重和信任关系的维持，否则双方间的关系随时有断裂的风险。太宗积极与臣下培养出一种施惠与受恩的关系，同时运转权力驱动与信谊驱动两个动因去达到成功用人的目的。例如，贞观年间的著名番将契苾何力被薛延陀挟持，誓死不降。太宗为将其赎回，愿以自己的女儿新兴公主和亲作为交换，最终换得契苾何力的誓死效忠。大将军、兵部尚书李勣患病，需要使用胡须灰做药引子，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烧化后为李勣煎药，使他感动得“顿首流血”，跪地恳谢。太宗却回复：“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李勣病愈后又被加封特进，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备位宰相。然而，太宗晚年病重时，突然贬李勣为叠州刺史。原来，这是太宗担心李勣对太子李治不忠，故意留机会给儿子施恩于他。由此可见，太宗施恩驭人，不但造福于当下，也为后世进行人才准备，可谓深谋远虑。

太宗的用人之道造就了“贞观之治”蔚为壮观的人才气象。虽然在选用人才方面也有一定的缺点，但整体上依然是从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德才兼备为原则来择官用人，这也是促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

精简高效的官僚群体

贞观年间虽然人才济济，但中央政府的官员数量并不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政府”。

唐高祖武德时期，社会经济百废待兴，却出现了“民少吏多”的现象，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贞观元年（627），太宗命下属统计中央官员，发现了许多不必要的职位，秉承着“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管理思想，太宗命房玄龄裁减官员，将原本的2000多名官员裁剩为643人，大刀阔斧地对中央机构进行调整，从而有效提升了政府的办公效率。到贞观中期，官员数量逐渐增多，政府办公效率也随之降低。贞观十一年（637），刘洎上疏指出：“年老及老，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如果依旧逗留在岗位上，既降低行政效率，又妨碍新进人才的引用。因此，他建议在保障政治待遇与生活待遇的基础上，让这些老臣退出朝廷并妥善安置，回家颐养天年，得到了太宗的批准。

除淘汰老弱外，贞观年间还制定了严格的官员绩效考核标准。为了能准确分辨贤愚忠奸，保证人才的质量，太宗令有关部门制定“四善二十七最”来考核官员，作为官员升降、任免的依据。“四善”指的是“德高望重、清廉谨慎、断事公平、勤劳不懈”，而“二十七最”是指27个政府机构里官员办事称职的准则，可见考核法所坚持的是“才行俱兼”的原则。这反映出太宗的用人观：朝廷官员不在于人多，而是要选拔出德才兼备者量才授职，宁缺勿滥。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官员，除予以升迁外，太宗有时还会另加奖赏，“官得上下考者，给禄一年”；而对于失职、渎职或触犯法律的官吏，往往给予降职或罢黝。如贞观五年（632）时，监察御史权万纪便因滥用职权，为非作歹，遭魏征弹劾后被太宗罢职。

官僚是管理国家的群体，也是实现国家职能的具有人格的工具，任何一项政策效能的发挥，都需要落实到官僚的实施上。因此，官僚队伍的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作用。贞观时期德才兼重的人才选拔机构、严谨有效的官员绩效考核标准，使唐朝拥有了一支精干、高效的官僚群体，为“贞观之治”的缔造奠定了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武玉林：《唐太宗的知人善任与“贞观之治”的人才气象》，《领导科学》2012年第1期

李君：《从潜邸幕僚到贞观重臣——李世民功臣集团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桂雨晴：《唐太宗时期的官员流动管理研究》，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研究论文，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