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义 | 改革的关键是从认识上转向“可错论”_风闻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近日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界而言，要紧紧围绕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广泛组织动员力量开展研究阐释，推出更多体现中国改革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成果，为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节点上，如何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迫切需要方法论的指导。改革虽无定法，但是40多年改革的经验和方法依然值得提炼和总结。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曾推出“40年改革的中国之道——方法论的视角”圆桌会议，希望回到40年改革历史现场，从改革的鲜活实践中反思、总结并在改革哲学的高度，凝练改革方法论。值此之际，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分别从改革哲学、解放思想、倒逼机制、底线思维、中道而行、成熟定型、改革创新等维度，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方法论支撑。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认识论上的可错论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改革开放，不断打破束缚思想、阻碍发展的藩篱，开创了新的前进道路。深有同感。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打破思想的桎梏，关键的一点，就是从认识论上打破了“独断论”，转向了“可错论”。而其开端则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这一代老人，从受正规的理论教育开始，其实是吮吸着独断论——教条主义的乳汁长大的。尽管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深感“毫无顾忌的理论兴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时时感受到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风貌。但是，灌输给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教给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文件上写的，都是绝对真理，容不得任何的怀疑和讨论。你若有疑义，那就是你自己有问题。理论如此，政策更是如此。像我这种遏制不住地会胡思乱想的人，则常常会因说错话而挨整。有的时候，把心中所思披露出来，并为此而受到批评。所以自我批判，成了常态。久而久之，形成的心态，就是要求自己少想，少犯错。不想、不说、不写甚至不听。当然，独断论在不同的人身上打上的印记，表现形式可能是多样的。有些人照搬被视为绝对正确的东西，就颐气指使地充当对他人的评判者。不仅知识界是这样，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也受到独断论的禁锢，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思想解放，而其重点就是从独断论中逐步解放出来。**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的时候，是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开动脑筋”这四个字。一方面是对领导干部说的，指出由于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思想僵化，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条条框框多，随风倒，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不敢独立思考，不从实际出发，“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来说的。就是要解除对党员和群众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禁锢，要求各级党委鼓励和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后一条，我们都有切身体会。当时知识界受到的禁锢非常严重。不要说是“敢讲话”的人不多，就是敢于做独立思考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禁锢太久，已经在内心中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生怕想错了，说错了，更怕写错了。记得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讲话是气体，文章是固体。所以，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给我们带来春风雨露般的解放感。

**“思想僵化”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认识论上的独断论——教条主义。**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这一概念来自苏联。即俄文中的ДОКTРИНЕРCTBO。但权威性的俄语词典十分明确地指明，这个词来自法语，与英语中的doctrinism和dogmatism同义。其词根出于拉丁文doctrina，源于希腊文δογμα。这些词都有两个相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意思。一个是把理论教条化，脱离实际；一个是独断，不容异议。由这一词根衍化出来的两个术语，分别意指“顽固地信奉自己所采用的理论，甚至当这种理论同现实发生矛盾时还这样做的人”，以及“不容异议的，绝对的”，也就是独断和武断的意思。前一个意思，通常翻译为“教条主义”；后一个意思就翻译为“独断论”。尽管这一概念是外来语，但是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也有同样的东西。已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先生称之为“经学独断论”。而其现代表现，冯先生则称之为“变相的经学独断论”。这是导致思想僵化的一个认识论上的根源。要破除独断论，就需要在认识论上承认“可错论”。

**首先，要看到人的认识是可错的。**人所取得的认识，只是自在之物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往往是非常无知的。人类认识是逐步由无知发展到知，由知之不多发展到知之甚多。而无知是知的出发点和对立物，它和知老是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在有限的时间内，人们不可能全知全能。不仅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类也是如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无知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相反对知识的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惊诧、疑问是思想之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人们往往难免要“以不知为知”。这样也就在主观上犯了错误。

此外，人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受到许多主观条件的限制，容易把现象当作本质，把局部当作整体。加之认识过程本身不是直线的，充满了歧路，一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就认识的对象来说，本身就是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加之事物的本质是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的，真要把握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旦把自己的有限的局部的认识，或者非常局限的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框架，当作到处可用的模式的时候，错误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其次，要承认已经获得的认识，包括已经被上升为原理的学说，总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可错的。这里又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提炼总结出来的原理，经过了逻辑的论证和一定范围的实践的检验，被视为科学的认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就未必可以套用。若随便套用，原本正确的也会变成错误。所以要具体地历史地对待已有的学理性的原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原理是高度概括而且是极其抽象的，要用到具体的情景必须要结合实际，对所处的情况有深入的准确的把握，如若以这些原理为出发点，先验地加以演绎，那就是如恩格斯所批评的把原则作为出发点，导致错误的结论。第三种，是有些新观念或新学说刚刚提出，其中哪几分是真理，哪几分是错误，有待于进一步做逻辑的论证和实践中去检验。第四种，原本的认识就未必正确，却由于种种原因被误认为是绝对正确的科学原理。这种情况在认识史上也是常见的。

**再次，必须谨慎区分“真理”“知识”和“意见”。**古代哲学家已经提出区分意见和真理。人们从生活常识中也都会知道，个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只是一己之见，而不是什么普遍的真理，所以常常会谦虚地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由于每个个体不但要受所处时代的一般条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个人的特殊条件的限制，所以，无论对什么问题，包括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个体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个人意见之间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是经常发生的。然而，由于社会认识是无数个体的认识的积累，所以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就需要处理好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集思广益，使得不同的意见互相补充，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尽可能地寻求共识。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独断论者则相反，不仅不注意倾听和尊重“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而且武断地把自己的意见当作真理，而把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一律视为谬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问题就出在把一己之意见等同于真理。戴震就曾批评理学家说，“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结果导致“以理杀人”。更有甚者，有些独断论者，在“一”与“多”的关系上，只要“一”而排斥“多”，只要“一致”而不要“百虑”。结果，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堵塞了获得真知的道路。

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破除独断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凡是……”这种语言表述方式预设的前提就是存在着不会有错的全知全能者，或者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正确的信条。确立了实践标准之后，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纠正了积累多年的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以及相应的政策、举措。终于迎来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局面，开启了生机勃勃的改革历程。

改革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纠错。就宏观的角度来看，改革起始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的重新认识。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许多采取了“××不是社会主义”的表述方式（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要旨就是要纠正以往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不恰当的认识。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启动，从认识上看也就是从纠正“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成见开始的。近日读到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命题：“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见解独到，发人深省。他认为，改革一定意义上就是纠错。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

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他还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周说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认识论上的可错论也获得了新的意蕴，即我们不仅要承认认识是可错的，而且需要在构建纠错机制上多下功夫，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少走弯路。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与可错论也息息相关。**其中最为直接的是，打破了独断论以及与之相伴的“知识无用论”之后，人们开始懂得，我们并没有掌握什么终极的宇宙真理，我们还面对一个尚未认识的客观世界，一个庞大的必然王国。如若以无知为知，就必定会犯错。避免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求知。由此发端，整个民族，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持续不断地追求知识，开始了全方位的求知的热潮。40年间，持续不断。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同仁都会记得那个时候洛阳纸贵的情景。其中，对外开放更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闭关锁国多年之后，打开窗户，往外一望，大为惊讶，“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当然，走出国门，取得亲知，也成为大家向往的事情。求知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增强。无论是学理性的知识还是操作性的知识，都成为公众追逐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求知热中，我们的民族展示出强劲的学习能力，不仅学得了各种建设国家需要的知识，而且大大提高了学习和消化各种知识的能力。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一幅美景。对民族的未来而言，也许这要比GDP的增长或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

这一轮求知热，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还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条理性的明晰知识与操作性的默会知识并重，甚至有向后者倾斜的趋势。自从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命题之后，认识论发生了实践转向。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各自的探索，而且对社会上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的时候，一度出现了“波普热”。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强调“科学知识”必须具有“可证伪性”。越是具有可证伪性的，就越具有科学性，而那些抽象的难以被证伪的学说则往往不具科学性。此后，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认识论上的默会知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OECD（经合组织）1996年科学、技术与产业展望》的报告，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为题，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对于知识分类的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内容是，把知识分为know-what，know-why，know-how，know-who四类。所谓know-what就是指知道是什么的知识，即关于事实的知识；所谓know-why就是知道为什么的知识，即关于自然原理和规律的知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理论，它可以简称为原理知识；所谓know-how是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即做某种事情的技艺或能力，可以简称为技能知识；所谓know-who则涉及某人知道某某事和某人知道如何做某事的信息，也可以称为人力知识。报告强调，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典型的技能知识是各商家发展和保存在其范围内的专门技术和诀窍，对于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人力知识比起其他知识来，属于企业内部的程度更高。报告把这后两类知识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以区别于前两类“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这些观念随着我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日益在社会上发生影响。

**其中第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对“怎样做”的知识——可以简称为“能力之知”（knowing how）越来越重视。**这当然与我国面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息息相关。人们越来越关注“怎么做”。笔者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接触社会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许多人，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希望知识界“拿办法出来”，而不大喜欢听那些一般性的道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折射出社会上务实精神的提升。

**务实精神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认识的重点从对一般性原理的认识，转向了探究（inquiry），或者说实验探究。**所谓探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通常说的“问题导向”。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是像传统的“旁观者式的认识论”那样静观地沉思，也不是从原理出发去演绎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付诸行动通过试验进行探索。而这一过程，也就是一个试错与纠错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在尝试与错误（try and error）中寻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回顾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到这种务实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跃动。改革开放初期，从民间来看，普通的百姓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也走出了“傻子瓜子”，后来又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从高层看，从经济特区开始不断地推出了各式各样的试验区，从试验区中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各种政策举措。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总结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事业。”他还强调，要及时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及时解决”。此后，敢于试验成为务实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提供的广阔空间中，各种创造层出不穷。在加入WTO，迎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创新”观念凸显，成了舆论场上的主旋律。于是走出了网络购物、共享经济等一系列的新业态，社会经济充满了活力。

当然，上上下下的大胆试验，也会带来野蛮生长，所以在试验中及时地纠错，也就成为务实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何及时纠错改错，也就成了我们回顾总结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视角。粗浅地回顾，可以看出，有些错误是会自动地在社会和市场的运行中得到纠正的，因为犯错者会被淘汰出局。有些错误则是需要主管当局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纠正的。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易纠正的错误。这里既有客观上的困难，也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这就是通常说的深层次问题。但是无论哪一种，都有待于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加以解决。在这里，可错论可以使我们清醒，也可以给我们信心。人类的认识就是在试错、改错中不断提高和深化的，没有必要过于悲观。

从上面的论说可以看出，认识论上的可错论兴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思想面貌。**从认识论的视角去解读和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也许能丰富我们对这种社会变迁的理解。**对此，笔者没有多大把握。因为无论就哲学界本身，还是就社会舆论场来看，认识论已经淡出多时。几年前在上海社联举办的“哲学季”上，笔者曾经发出过重视认识论的呼吁，《人民日报》也做了报道，但是，应者寥寥。或许是学界认同了美国哲学家罗蒂等人提出的抛弃认识论的主张，或许是对操作性知识的重视走到极致，把包括认识论在内的哲学都视为无用之物了。或许这也是可错论被推向极致的后果。由此想来，每一种学说都不免有自己的弱点，必定有所见也有所蔽。可错论之“蔽”大概就在于对于普遍必然知识的轻视，不加警惕的话可能导致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但是想要防止和克服这些弊端，借独断论加以制衡恐怕也不是办法。正如冯契先生所说，独断论与虚无主义往往是相辅相成的。重归马克思开创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