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建议我卖掉女儿”，全球小额信贷的阴暗面_风闻

译言网

2024年07月31日 15:07:17 来自北京

两位银行代表在达拉家（匿名）门外站了几个小时，他们来自柬埔寨一家小额信贷机构Amret，来收取达拉拖欠的月供。

“当他们看到我16岁的女儿从家里出来时，其中一人建议我把她卖给酒吧KTV来还贷。”达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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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是柬埔寨东北部拉塔纳基里的一个农民，去年他向Armet申请了一笔2400美元（约17455元）的小额贷款，用来买除草剂和其他农产品。Amret很快就批准了这笔贷款，Armet的主要持股公司为英国国际投资公司等几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将以5.43亿美元（约40亿元）的价格出售给台湾的永丰银行。

但是木薯的收成并没有达到达拉的预期，他无力偿还欠下的债务。在Amret的催债压力下，达拉卖掉了一块地来还债，但仅还上了一半的钱，剩下的一半一直拖欠着。这时，银行代表建议他卖掉女儿来还债。

“我们村没有人会卖掉自己的孩子。”达拉说。

在达拉的设想里，这笔贷款给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带来的应该是粮食丰收和家庭富足，但此刻却让他们陷入绝望之中。过去，达拉一家一天吃三顿饭，每顿饭有鱼有肉，但现在为了还贷，达拉一家一天只吃两顿饭，食材通常是木薯叶。

上世纪80年代，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的服务，他创立的格莱珉银行专门为那些太穷而没资格贷款的人提供小额贷款，用来帮助贫困人民获得必需的资本，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努力工作实现自己的发展，因此他也被称为 “穷人的银行家”。继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国成功运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国际捐助协会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大量小额信贷机构。

格莱珉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复制，如菲律宾的ASHI、Dungganon和CARD项目、印度的SHARE和ASA项目，尼泊尔的SBP项目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借款者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联合国更把2005年命名为“国际小额信贷年”。次年，穆罕默德•尤努斯与孟加拉乡村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成为了底层民众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

但长期以来，一直有迹象表明格莱珉模式可能存在缺陷。达拉所在的拉塔纳基里村几乎每天都有穿着光鲜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来访，这些年轻人是柬埔寨小额信贷机构的代表，他们一方面来村里收债，一方面来寻找新客户。达拉所在村庄的大多数村民都申请了小额贷款，这也让许多人都陷入了债务陷阱，所以村民们看见这些人就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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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达拉的邻居湖西（匿名）来说，他的债务轮转始于妻子的一场车祸。在这场摩托车事故中，妻子的腿严重受伤，为了支付医药费，湖西从一家非正式贷款机构贷款，为了还债他又从Amret申请贷款，但很快湖西一家就发现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

“Amret的代表建议我卖掉孩子或妻子，我不愿意，他又建议我可以卖掉些农田。”湖西说。

Amret的代表只给了湖西一周的时间，湖西被迫接受了低于市场的报价，卖掉了部分农田，但这笔钱只够偿还部分贷款。

湖西所申请的贷款是多年来全球小额信贷市场演变的典型案例。

里约热内卢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副研究员米尔福德·贝特曼对于全球小额信贷有着深入研究，他表示，格莱珉银行的补贴型小额信贷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鼓励快速扩张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营利型小额信贷模式。格莱珉模式原本用于资助个人创业，但如今只用于支付生活费用、医疗保健、教育费用和消费品。

“早期，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者和慈善机构，后来为了维持经营，小额信贷机构开始以盈利为目的，这也间接导致了达拉和湖西的困境。”

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家庭靠着小额信贷摆脱了贫困，小额信贷的官网上有着这样一个故事：拉丁美洲的一个穷苦女人向小额信贷机构借了60美元（约436元），以此为本金开了一家又一家店，不仅能供养孩子接受教育还盖了新房。但在米尔福德·贝特曼看来，这些都是罕见的例外。

米尔福德•贝特曼表示：“我不否认小额信贷带来的一些好处，但这些好处都很微不足道，并且自2000年以来，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模式带来的不良影响越来越明显。”

“小额信贷现在被全球金融市场视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之一，”米尔福德•贝特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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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小额贷款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尤其是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因小额信贷引发一系列的自杀事件，但柬埔寨才是小额信贷负面新闻最多的国家，柬埔寨人口不到1700万，却有近300万笔小额贷款，总额达160亿美元（约1164亿元）。

上世纪90年代，柬埔寨仅存在数家设有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但从2010年起，柬埔寨的小额信贷行业被外国私人投资者发现，随着商业资金的注入，小额信贷行业开始迅速增长。

商业资金的注入导致掠夺性贷款行为的频繁出现，包括强迫农民出售土地、威胁和恐吓欠债者。2023年，在一项对717个欠有小额贷款的柬埔寨家庭的调查研究中，18%的家庭表示因为欠债而挨饿，6%的家庭卖地来还债，3%的家庭至少一个孩子辍学。

柬埔寨小额信贷协会(CMA)是柬埔寨小额信贷行业的代表，通讯部门负责人康彤表示小额信贷行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为穷人服务的范畴，小额信贷并不是促进减贫的唯一机制，其他方面和机制都必须发挥作用来减少贫困。

没有人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因为还贷而挨饿。

一位名叫“梅塔”的柬埔寨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

2019年，梅塔从普拉萨克申请了一笔贷款，一方面用于给患有心脏病的母亲治病，一方面用作面馆的本金。但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梅塔的面馆被迫关门，贷款也一拖再拖，为了省钱，梅塔不吃早餐，整个人也郁郁度日。

“我必须要还清贷款，才能去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