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领导人身亡, 犹太学者: “内塔尼亚胡的策略失败了”| 文化纵横_风闻

Tom Segev

以色列历史学家、作家和记者

慧诺(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7月31日，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遭遇暗杀，这离他的7个儿孙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仅仅过了3个月。在遇袭前日，哈尼亚出席了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的就职仪式，在一群伊朗议员的包围下，挥舞着胜利的手势。哈尼亚的身亡，为巴以冲突解决的长远预期增加了不确定性。那么，过去一百年来，为何所谓“两国方案”始终难以落地？

作为一名出生于1945年的犹太人，历史学家Tom Segev经历了以色列的建国初期以及此后的数次巴以（阿以）冲突，长期观察和研究犹太人对于巴勒斯坦的问题的真实态度。他在本文中指出，从始至终，巴以双方最深刻的诉求不是具体的利益和精心策划的策略，而是充满神话色彩的宗教信仰，包括暴力原教旨主义、“弥赛亚式”的偏见、幻想、抽象符号以及根深蒂固的焦虑。正是冲突的这种非理性特征，让双方的矛盾始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近百年以来各个版本的所谓“两国方案”也并没有回应这个根本冲突。

作者认为，自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以来，以色列精英一直都清楚问题的症结。因此，以色列人的主流实操就是：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多地获取土地，并在其中安置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对于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必须严格控制其数量，可以将其“转移”到其他地区，最终实现一个无阿拉伯人居住的领土。此后，以色列在数次战争中的军事优势，也与其宗教和民族情绪相互激荡，最终导致了其占领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致命决定——这是巴以双方几乎无法妥协的底线。

然而，本文也指出，是阿拉伯人的软弱，而非以色列的“强大力量”，导致以色列能进一步占领土地。随着埃及和约旦两个阿拉伯国家实质上放弃了对东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使其成为了中东地区“永恒的孤儿”。与此同时，缺乏绝对的力量压制，这也意味着地区冲突无法被完全解决，唯一能做的就是“冲突管理”，现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表现相比所有前任都尤为逊色。出于傲慢和自大，内塔尼亚胡试图用金钱收买哈马斯领导人，但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却被用于购买火箭弹，成为危害以色列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如今，“复国主义”承载着巴以人民各自的信仰，这些绝对的立场正是集体身份的核心，任何形式的妥协都可能被视为对民族和宗教的背叛，会遭到重要选民的谴责。若要试图调停当前加沙战争，各国不应再追求一种所谓“持续的和平”，而要引导巴以双方重新找到一种相对安全的共存方式。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十三，编译自《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4月23日最新文章《以色列永恒的战争：“管理”而非“解决”冲突的悠久历史》（Israel’s Forever War: The Long History of Managing—Rather Than Solving—the Conflict）。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以色列永恒的战争

“管理”而非“解决”冲突的悠久历史

如今的以色列人认为，2023年10月7日是该国75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成功突破加沙地带戒备森严的边境，进入以色列境内。以色列人认为此次袭击可比作二战时期的“大屠杀”，该国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更是将哈马斯比作“新纳粹”。

作为反击，以色列国防军在愤怒和报复心理的推动下，对加沙地带发起了持续的军事攻势。内塔尼亚胡誓言，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与哈马斯作战，直至取得所谓“全面胜利”。然而，即便是以色列军方内部，也难以明确界定“胜利”的具体含义。内塔尼亚胡并未具体说明战斗结束后的局势，只是强调以色列必须保持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全面安全控制。

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加沙地带的冲突是他们自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在那次战争中，大量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家园，沦为难民。他们指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数千名儿童，并使超过百万人失去家园。

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的攻势可能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吞并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并将他们完全驱逐出加沙地带。这一目标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部分成员身上有所表现。同时，巴勒斯坦人也怀有一个梦想，即有朝一日能够根据历史原则，从以色列手中收回他们失去的家园。然而，这种巴勒斯坦式的“复国”愿景，与以色列的最高理想（犹太复国主义信仰）一样，永远无法实现。

自19世纪末期首批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的设想以来，犹太和阿拉伯领导层均意识到，双方之间难以达成一个全面的和解方案。早在1919年，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就意识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和平之路充满挑战。他注意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均宣称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且均以民族国家的身份提出这一主张。本-古里安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无解，我们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填补这一鸿沟。”他认为，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至多只能被控制，无法彻底解决。

自10月7日的袭击事件以来，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们批评他“纵容”哈马斯，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时，排除了巴勒斯坦问题；指责他试图控制而非结束冲突。然而，这种批评忽略了历史背景。内塔尼亚胡的主要错误并不在于他回避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而在于他在一个世纪以来，比任何人都更无效地处理这一问题，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实际上，冲突管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及国际对话者自始至终唯一的真正选择。从一开始，这场冲突就是由宗教信仰和神话——包括暴力原教旨主义、“弥赛亚式”的偏见、幻想、抽象符号以及根深蒂固的焦虑——而非具体的利益和精心策划的战略——所驱动。冲突的这种非理性特征是其始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

只有正视这一持久的现实，世界领导人才能开始有效应对这场危机。当前，我们不需要更多关于未来解决方案的空谈，而是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更好地应对当前局势。

**▍**这里是我的“应许之地”

在耶路撒冷，靠近政治犹太复国主义（political Zionism）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埋葬之地，有一座山以他的名字命名，其上矗立着一座国家纪念碑，纪念多代恐怖主义的犹太受害者。

通过这座纪念碑，以色列旨在展现一种历史叙事：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抵达巴勒斯坦之前，犹太人就遭受阿拉伯人迫害。纪念碑上记载的最早的受害者是一位立陶宛犹太人，他在1851年因与耶路撒冷老城犹太教堂重建相关的财务纠纷以及一些阿拉伯人的驱逐，而被一名阿拉伯人杀害。此外，纪念碑还记载了在阿拉伯抢劫中遇害的几名犹太人，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轰炸中丧生的13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学和纪念文化中，同样呈现出对这种历史的倾向性解读。

19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不足7000人，大约占当时奥斯曼帝国省份总人口的2.5%。一些犹太社区已经在当地存在了数个世纪。随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持续迁入，该地区的人口逐渐增长，犹太人的相对比例也逐步上升。

大多数阿拉伯移民来自邻近国家，主要是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大多数犹太人则是出于宗教动机以及逃避东欧大屠杀的难民，他们更倾向于在耶路撒冷老城定居。这些移民当时并未追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实际上，那时大多数犹太人并不信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甚至有不少人基于宗教理由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

至19世纪末期，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已达到约五十万，而犹太人口虽然在逐渐增加，但总数仅有约五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十分之一。即便犹太人口比例不高，赫茨尔的国际行动——包括他在1898年访问耶路撒冷并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会面——已经开始引起巴勒斯坦阿拉伯领袖的忧虑。

紧接着的一年，在给法国首席拉比的一封信中，耶路撒冷市长优素福·迪亚-哈利迪（Yusuf Diya al-Khalidi）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担忧。哈利迪以礼貌且充满同情心的法语开场：“谁能质疑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天哪，历史上那是你们（犹太人）的国家！”然而，他随即也指出，那是早已远去的历史。“巴勒斯坦如今是奥斯曼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更重要的是，这里还居住着其他种族的居民”。他最后总结说，世界广阔，有许多未开垦的土地可供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来巴勒斯坦**！**”

从法国首席拉比那里看到哈利迪市长的信件后，赫茨尔在回信中向哈利迪保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将致力于开发这片土地，造福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所有居民。然而，他在此前的著作中曾提出，犹太复国主义项目可能涉及将贫困的巴勒斯坦人迁移到邻国。

在1904年赫茨尔去世前后，一群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是东欧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抵达巴勒斯坦。其中就包括大卫·格鲁恩（David Gruen），他后来改名为大卫·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出生于波兰，1906年，20岁的他来到巴勒斯坦，并加入了加利利地区的犹太工人团体。他的早期政治活动之一是推动“希伯来劳工”运动——即要求犹太雇主优先雇用犹太人而非阿拉伯人。

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购买土地的行为也导致了一些阿拉伯农业工人失去土地，引发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应。1909年春，本-古里安所在的定居点遭到攻击，他的两名同伴遇害，其中一人就在本-古里安面前被杀。这位未来的以色列总理由此得出结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此外，**本-古里安对阿拉伯人的立场还受到了他个人两次重要经历的深刻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奥斯曼帝国当局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境。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时刻，他重逢了一位曾与他在伊斯坦布尔共事的年轻阿拉伯人。当本-古里安告知自己即将被驱逐的消息时，这位熟人表达了双重情感：作为朋友，他对此表示遗憾；但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却感到高兴。本-古里安回忆称：“这是我首次听到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的真诚回答，他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我。”

多年后，本-古里安与著名的阿拉伯巴勒斯坦政治家穆萨·阿拉米（Musa Alami）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这次交流中，本-古里安再次承诺，犹太复国主义者将致力于巴勒斯坦地区所有居民的共同发展。然而，根据本-古里安的说法，阿拉米表示，如果必要，他宁愿让这片土地荒芜一个世纪，直到阿拉伯人有能力自行开发。

本-古里安经常批评他所认为的同事们提出的“简单化解决方案”，包括鼓励犹太人学习阿拉伯语，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在同一个国家和平共处的想法。他认为这些想法忽视了现实。**本-古里安自己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未来的看法始终基于一个核心目标：****尽可能多地获取土地（即便不是全部领土）并在其中安置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同时尽量减少阿拉伯人的数量。**他对于这场冲突的视角始终如一，直至生命终结，这也一直影响着他处理这一冲突的方式。

**▍**建立“犹太版的瑞士”

1917年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个关键胜利，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宣布了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支持，这一声明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许多人认为，这一宣言是英国战略性地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圣地计划的一部分。**然而，与这片土地相关的几乎所有决策一样，贝尔福的决策更多是基于情感上的宗教信仰而非纯粹的政治考量。

贝尔福本人是一位坚定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深信犹太人——上帝的选民，在历经两千年的流放之后，应当返回他们的故土，以实现其圣经中的预言。他渴望作为促成这一历史性救赎的关键人物而被铭记。

与当时许多西方官员一样，贝尔福对犹太人的尊重背后，也潜藏着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错误地认为“犹太人”享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包括左右历史进程的能力，说服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能力。人们期待《贝尔福宣言》能够促使美国犹太人推动该国加入协约国一方的战争。

到了1917年底，英国成功征服了巴勒斯坦，开启了对该地区近三十年的统治。在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未来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基础。随着大量主要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不断涌入，犹太社群与阿拉伯社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进入1920年代，犹太移民的动机并非出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而是由于美国实施的新的严格移民限制。在整个1930年代，超过五万名犹太难民逃离纳粹德国，抵达巴勒斯坦。若不是情况太过绝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愿意留在自己的家园。

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激起了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以及被视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英国当局的更多暴力行动。这种情况在1936至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中达到高潮，巴勒斯坦人通过全面罢工、武装起义以及对铁路和犹太定居点的攻击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这场动乱中，英国开始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委任了所谓的皮尔委员会（Peel Commission）进行调查，该委员会提出了将土地分割为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方案——这是第一个“两国方案”。

图1. 1933年，巴勒斯坦地区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图2. 1947年，联合国提出了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方案，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将由国际社会托管；图3. 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控制了包括西奈半岛在内的领土，这些地区最终在1982年返还给了埃及。来源：英国政府档案、联合国文件以及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的资料。

**尽管根据该计划设想的犹太国家面积较小，仅占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地总面积的17%，但本-古里安仍然表示支持。**引人注意的是，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将计划中将阿拉伯居民从犹太国地区转移到阿拉伯国地区的规定称为“强制转移”，并在这个词下面划了粗线。然而，他的许多同僚则希望犹太国拥有更多的土地，这在中左翼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和右翼的“修正主义者”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后者在约旦河两岸推动着一个更广泛的以色列国家的梦想。

尽管阿拉伯人理论上将控制大约75%的土地，但他们从根本上反对建立犹太国家的概念，英国最终也撤回了该计划。这再次证明了本-古里安多年前所指出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而这一分歧在大屠杀和1948年的战争之后变得更加显著。

1942年1月，就在纳粹领导人召开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的几周前，《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一篇文章。魏茨曼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当时，除了德国之外，无人知晓纳粹关于建立灭绝营的计划，但在他们占领的西欧以及残酷侵略苏联期间，已经清楚表明了纳粹对犹太人生存的威胁。只有彻底击败第三帝国，才能结束对犹太人的灭绝。

尽管魏茨曼表达了对战后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希望，但他的文章实际上是对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紧急呼吁。他写道，对于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难民而言，巴勒斯坦是唯一能够生存的地方。

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视角来看，魏茨曼的提议体现了一种妥协精神：20多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上，他曾展示过一幅以色列领土的地图，其边界依照圣经定义，延伸至约旦河东岸——这比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能期望的领土要广阔得多。相较之下，文章中并未具体划定边界，而是提出了一个民主国家的构想，这个国家将为所有居民，包括阿拉伯人，提供平等权利，并允许犹太人无限制移民。

尽管魏茨曼在文中提到，必须向阿拉伯人明确表示，将鼓励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并将控制他们自己的移民，但他同时强调，阿拉伯人不会受到歧视，并将享有完全的自治权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他还提出了新犹太国家与邻近阿拉伯国家建立联邦的可能性。与本-古里安相似，魏茨曼也预见到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进行某种形式控制的必要性，提出如果阿拉伯人愿意，可以为他们提供方便，转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

为了让读者相信犹太人应得到帮助，魏茨曼承诺说，犹太人将不再是西方社会中反犹主义刻板印象中的形象。他写道：“当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土地重聚时，将会释放出能量”，如果有一个出口，就可以创造价值，甚至服务于更富裕、更幸运的国家。他将设想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比作瑞士——一个自然资源同样稀缺的小国，却成为了“欧洲最有序、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七年后，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然而，与此同时，纳粹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未能落到实处的收益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巴勒斯坦分割方案，该方案旨在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提供大致相等的土地面积，并将耶路撒冷老城置于国际管理之下。阿拉伯人拒绝了这一计划，因为他们历来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接受了这一分割提案，尽管本-古里安预见到了冲突的可能性，并****希望最终能实现一个无阿拉伯人居住的领土。

随后，阿拉伯民兵对犹太人发起了一系列攻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对阿拉伯社区进行了报复行动。到了1948年5月，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独立，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决策。面对来自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外约旦的阿拉伯正规军和志愿军的即将到来的入侵，犹太武装力量的高级指挥官对战胜他们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

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双方立即实现停火。本-古里安也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尚未完全准备好迎接战争。在联合国分割计划公布前，他曾尝试说服英国在巴勒斯坦继续留驻五到十年，以便为犹太人争取更多时间增加移民并巩固力量，但未能成功。

然而，面对宣布建立犹太国家的历史机遇，本-古里安决定遵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诉求，他表明这种诉求自他三岁起就开始引导他。他后来阐述道，以色列之所以能够胜利，并非因为他们在战斗上更为优秀，而是由于阿拉伯人更弱。

本-古里安坚信，建立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国家比单纯扩张领土更为关键，因此他指挥军队驱逐了大多数阿拉伯人（约75万），这些人逃往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区，以及邻国的阿拉伯地区，而本-古里安并没有选择占领这些地区。

从20世纪2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用犹太人替代阿拉伯工人的运动，到1948年将阿拉伯人从新兴犹太国家领土上驱逐出境的行动，可以看到一种直接的连续性。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损失了近6000名士兵，占当时新国家犹太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1949年初，随着战争的结束，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停战边界被划定，这条边界被称为“绿线”（其划定过程中使用了绿色铅笔）。加沙地带成为了埃及的保护地，而约旦河西岸则被约旦王国所吞并。此时，以色列所控制的领土面积超过了联合国原先分治计划中所分配的区域，并且这些新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数量极少。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遭遇了军事统治，这种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制的，有时还伴随着腐败。

当时，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这种状况可以接受，它被视为一种理性的冲突管理方式。而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则将以色列的存在视为一种必须被纠正的羞辱。在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不允许巴勒斯坦难民融入当地社会，而是迫使他们居住在临时营地，并鼓励他们保持返回自己家园的愿望。

在独立后的前二十年里，以色列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赢得了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为全世界的犹太人民提供一个安全的民族家园——尚未完全实现。世界上的大多数犹太人，包括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更愿意留在他们当时所在的国家；而在苏联等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犹太人被当地政府禁止移民。

1948年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居住在中东的犹太人，其中许多人的家族已在该地区生活了数千年，感到在穆斯林国家不再安全，因此选择或被迫离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定居在以色列，最初往往是作为贫困的难民。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以色列独立以来抵达的移民约占到了以色列总人口的60%。这些移民大多还没有熟练掌握希伯来语，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甚至在如何定义犹太人这一问题上，常常存在分歧。

在本-古里安不懈努力维持国家稳定的同时，包括许多新移民在内的众多以色列民众仍旧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不安。极少数本-古里安的密友知情，他秘密推进了一个核项目。在边境冲突频发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甚至拟定了应急计划，以备不时之需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

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以色列军队对埃及发起了进攻，并一度占领了加沙地带与西奈半岛，但数月后便撤离了。在一次内阁会议中，本-古里安戏谑地表达了一个愿望，他说如果他真的相信奇迹，他会希望加沙地带被大海所吞没。

1963年，本-古里安辞去了职务。随后，以色列面临着领导力薄弱和决策迟疑的问题，同时伴随着严峻的经济危机。公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开始动摇。到1966年，选择离开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首次超过了移入人数。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在国际机场的出口处挂着一个标志，上面写着：“请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记得关灯。”

**▍**四战之地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的一代巴勒斯坦难民在“纳克巴”（大灾难）的阴影和回归故土的愿景中长大成人。他们组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该组织誓言对以色列发动战争，并建立一个覆盖其全部历史领土的阿拉伯国家。随后，巴解组织开始对以色列的军事和民用目标发起攻击，一些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从叙利亚和约旦渗透进入以色列境内。

以色列采取了军事报复行动。1967年5月，埃及官员公开发出了“消灭以色列”的威胁。随着局势的紧张，许多以色列人对国家的存续感到怀疑，一些人甚至重新回想起了大屠杀的恐怖。全国的游乐场被迅速改造，准备作为预计中数万死者的集体墓地。

1967年6月，以色列决定对埃及发起攻击，这一行动既是先发制人的打击，也是在极度恐慌中做出的决定。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攻击触发了后来被称为“六日战争”的冲突，以色列国防军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在短短几小时内，埃及空军在地面上被摧毁，**以色列的生存恐惧迅速转变为几乎不受控制的胜利主义。

在战争前夕加入以色列紧急内阁，并最终成为总理的修正主义反对派领袖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其他几位内阁成员，这些著名以色列政治家开始要求“解放”他们所称的“大以色列”——一个圣经上的土地，包括整个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这些野心反映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但在战略上却颇具争议。在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以色列国防军、总理办公室和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高级官员曾举行会议，讨论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可能被居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推翻的情况。当时以色列领导层的结论是，国王正在努力根除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以色列最好，甚至是必须，不进行干预。

然而，在六月战争胜利之后，内阁中没有一位部长质疑占领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是否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经历了国家的一次复兴之后，他们决心要夺取尽可能多的土地。这种冲动更多是出于情感，而非理性。

本-古里安对攻击埃及持反对态度，主要出于对可能失败的担忧，包括担心以色列迪莫纳的核设施遭到摧毁。在六日战争后，他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称如果在一个“小而和平的以色列”和一个“没有和平却边界扩大的以色列”之间做出选择，他会倾向于前者。尽管如此，当以色列军队在战争初期进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控制区时，他的情感也变得激动起来。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强烈要求立即拆除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以此来确保耶路撒冷永远“统一”。

以色列占领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决定是致命的，**因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不太可能在这座城市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尽管过去曾有努力试图控制这一敏感地区，但这些尝试往往会失败。耶路撒冷这座永恒之城，自此成为持续冲突的情感中心。

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激发了类似的宗教热情，几个月后，以色列人开始在那里建立定居点。只有少数人预见到，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将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多数地位及其脆弱的民主构成威胁。六日战争前的紧张局势，以及战争后的无节制扩张，都缺乏合理的根据。

尽管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这场战争只是加剧了阿以冲突中长期存在的潜在紧张关系。阿拉伯国家再次确认了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立场；巴勒斯坦人对失去家园的渴望变得更加迫切。每隔几年，该地区就会爆发新的战争。双方都在尽其所能应对这一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局面。

埃及能在1979年与以色列达成和平，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不需要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做出让步；基于相似的逻辑，约旦在1994年也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在这些和平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埃及和约旦两个阿拉伯国家实质上放弃了对东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使得巴勒斯坦人成为了中东地区永恒的孤儿。

**▍**遏制冲突，还是等待“灭世灾难”？

与本-古里安等以色列前领导人一样，内塔尼亚胡并不相信巴以冲突能够得到根本解决。但**与他的前任们相比，内塔尼亚胡在冲突管理上的表现显得尤为逊色。**为了削弱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并阻止他们追求独立，内塔尼亚胡采取了一种策略，即接受并鼓励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他后来错误地认为，2020年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的和平关系能够削弱巴勒斯坦的立场。

以色列的政策中包含了一种幻想，即认为可以通过金钱收买哈马斯领导人的方式来控制该组织：以色列因此允许卡塔尔向哈马斯提供数百万美元的现金，这些现金被装在手提箱中送入加沙。以色列政府还发放了工作许可证给加沙居民，希望这种经济激励能够抑制哈马斯的活动。**这种贿赂行为反映了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长期居高临下态度——**一种对其他民族及其情感的根深蒂固的蔑视。

**实际上，**哈马斯使用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购买了数千枚火箭弹，定期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作为回应，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封锁，进一步加剧了加沙人民的贫困状况。哈马斯建立了一支战斗部队，并建造了被一些专家称为“现代战争史上最庞大”的地下隧道网络。

最重要的是，内塔尼亚胡的策略忽视了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和情感承诺，其中一些承诺对哈马斯成员来说甚至比生命还重要，这从该组织在去年十月及其后几个月的暴力行动中可见一斑。以色列通过对加沙及其人民进行报复性的破坏，试图应对这场深重的灾难，但五个多月后，这场军事行动显然未能实现其宣称的“全面战胜”哈马斯的主要目标。

阿以冲突的历史见证了无数未能实现的和平倡议。从最初在1920年代由犹太知识分子提出的简单“两国方案”（该概念在1940年代再次被提出），到将约旦的哈希姆王国转变为巴勒斯坦国的设想（这一想法自1967年战争以来一直被反复提出），提议的内容广泛多样。多年来，人们构想了多种看似可行的两国解决方案，理论上都试图允许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对耶路撒冷的争议圣地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管。

数十年间，多届美国政府都支持了这类提议，但它们往往未能超越理论阶段，无论这些提议对冲突的任何一方看起来多么有吸引力。以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提出的“世纪协议”为例，这是一项短暂的两国解决方案，它基本保留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并赋予以色列对这两个地区的完全安全控制权。

然而，即便是犹太定居者也没有支持该协议，因为它将西岸的部分地区和东耶路撒冷的一些郊区划给了巴勒斯坦人。那个“交易”只不过是长久以来幻想的一个变种。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制定的“后加沙和平计划”会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历史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偶尔展现出至少部分妥协的意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平的希望似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不仅让双方领导人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还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成就也未能持久。仅仅一年后，一名以色列极端分子在希伯伦的一座清真寺内杀害了29名巴勒斯坦人，引发了巴勒斯坦人新一轮的恐怖袭击。紧接着，另一位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这与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在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后被本国狂热分子暗杀的情形惊人地相似。双方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导致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终结，而从后见之明来看，这一和平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成功的可能性。

**这些国际和平努力的共同缺陷在于未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不接受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力量从未采取足够有力的措施，用来阻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造成的系统性人权侵犯。

然而，冲突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也不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而**是两个民族对于一片不可分割土地的不可动摇的承诺。**这些绝对的立场已经日益成为双方集体身份的核心，任何形式的妥协都可能被视为对民族和宗教的背叛，从而遭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要选民的谴责。

显然，基于相互对立的国家构想所形成的存亡冲突，不可能通过双方都不支持的宏大解决方案来终结——特别是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的背景下。然而，这样的冲突仍有可能通过或多或少合理的手段得到处理。如果一个世纪的失败尝试已经表明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实现最终和解，那么加沙冲突则揭示了冲突管理不当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随着战斗的结束，进行富有创意、机智和同情心的冲突管理，对于双方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对于美国和其他主要强国而言，不应该继续将资源和政治资本投入到那些极不受欢迎且不可持续的和平方案上，而应该采取更多行动，以确保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能在一个缺乏和平的环境中，找到更为安全和容忍的共存方式。

在解决冲突的漫长过程中反复失败，已经催生了一种假设：似乎只有圣经级别的灾难，才能促使双方中任何一方重新审视他们关于国家的幻想性信念。以色列和加沙当前的事件可能暗示，双方目前所承受的苦难还不足以引发这种反思。不过，或许也因为这种宗教性的假设本身，也并不完全基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