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华语最高分,不该无人讨论_风闻
Sir电影-Sir电影官方账号-31分钟前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原创。
有这么一位导演。
她的名字,你一定听过。
她触及过电影最高大的殿堂——
获得了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终身成就奖,是全球范围内荣获该奖项的首位女性导演。
她却也始终注视着,热点、流量之外的真实人间。
在第4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上,她的老友,同时也是她开幕首映纪录片的主角之一,黄灿然说:
“她拍的题材,是所有香港事物中最没人知道的。
就像在黑暗的广场上,一盏聚光灯聚焦于一棵小树下的几株青草。”
她是许鞍华。
诗

年逾70的许鞍华,从疫情期间开始筹划的电影。
最后推出来,却是让大家意外的样貌。
它不是拥有明星脸的剧情片,甚至团队也只有5人。
形式,是散文式的对谈纪录片。
内容,也几乎与市场背道而驰——
总被大众话语束之高阁、却也被视若无睹的,香港诗歌与诗人。
不管聚光灯是否再次把热度、焦点、口碑,对准于她。
但许鞍华对这样一个题材,已经等待了太久。
01
钟情
“电影,如果是我的老婆或者老公,那文学就是我的情妇了。”
这是许鞍华曾在2020年纪录片《好好拍电影》中,直抒自己作为一名电影导演,和文学几十年的“地下情”。
当然这段“地下情”,已经人尽皆知。
许鞍华自小,就深受古典文学的熏陶。
小时候,爷爷和爸爸教她读的那些古诗,也成为了心底的文化回忆。
3岁的许鞍华,一句句跟爷爷念不太明白的“床前明月光”。
或许不知道,那轮明月,也成为了之后电影中挥之不去的意象。

△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中学时,许鞍华喜欢古典的浪漫派诗歌,比如济慈。
也爱徐志摩、冰心等现代文学新月派诗人。
港大比较文学系出身的许鞍华,也是香港新浪潮电影人中一抹独特的色彩。
吴君如曾经形容她是“电影圈里的知识分子”。
《好好拍电影》里,许鞍华说自己被好友徐克、施南生他们吐槽:怎么会有人喝醉了发酒疯,念的全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许鞍华的电影里,从未少过诗歌的痕迹。
自《客途秋恨》开始,片中人吟诵着古诗词,找寻着自己的文化身份。

即使是革命题材的《明月几时有》,也是苏轼的诗句作为片名,讲述了一段营救文化名人的故事。
对文学的迷恋还有她对文人作品的改编,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还有讲述萧红那一辈文学大家的《黄金时代》。
许鞍华的电影里,文学的墨痕从来不浅。
回到她最熟悉的香港,探访诗人、友人,自然也不奇怪,更重要的是,她仍旧在通过诗歌的讲述,坚持着自己的独立创作。
在《第一炉香》采访时,许鞍华说过:“文学跟电影的基本精神,就是自由地让人家去感受、自由地表达意见。”
02
再现
对于这次《诗》的创作,许鞍华在采访里表达,自己是在探索一条诗歌影像化的道路,而且,不喜欢这样的再现是套路化的。
首先,它不该是一种设立门槛的故弄玄虚。
提到诗,你会想起什么?
沐浴焚香、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地念一些经典永流传的佳章?
还是塞在书架的角落、始终没有拆塑封,只用于朋友圈一次性精修发布的诗集?
先不要懊悔自己始终没有勇气打开一页诗,或许是因为,“诗”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中,被包装得太有距离感。
而许鞍华纪录片《诗》的镜头,却是极度平实的。
她造访从前的老友、做客他们的日常,喝茶、聊天、看老照片。

在许鞍华的眼中,诗从来不是那些打着“唯美”旗号矫揉造作的MV,它只来源于生活本身。
纪录片中第一位诗人淮远讲道。
他的诗,灵感可以只来自于:
老婆让他打蟑螂,他却犹豫着捏着一根,即将被修剪的鼻毛。

纪录片里,另一位诗人饮江觉得,写诗更像是一种拔河。
自己通过逻辑构想出了头两句,第三句突然就从文字后面冒出来,而且完全推翻了前两句的逻辑。
作者反而是被诗句带动着,拉扯出自己的语言。
诗,可以“俗”,也可以灵动雀跃。
但核心,和许鞍华不故作高深的镜头语法一样,是拒绝粉饰的。

其次,诗歌也是一种形式的自由。
就像《诗》这个纪录片本身,它用的是碎片化的访谈形式。
一开始是多位诗人进行一些关于诗歌选材、文字风格的表达。
后来,核心突然变成了两个离开香港的诗人黄灿然与廖伟棠的生活。
到了最后,又各种打岔、穿帮、其他的作家穿插进结构中,进行着一些对诗的意义对话。

△ 《诗》中刻意保留的拍摄廖伟棠上课时的穿帮
电影贡献了几段极为精彩的再现手法。
摄影机也像是诗人手中的笔,从诗歌的语言再折射出一道,来到电影视听所能触达的本质真实的领域。
黄灿然《在茶餐厅里》里写了这么一位中年男子:
这是个没有希望的男人
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定了
不会碰上另一个女人
也不会变成另一个男人
更不会有剩余的精力去讨好人,或憎恶人
但是,在履行这个责任时
他身上隐藏着某种意义
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
而是因为他斜对面
另一个中年男人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
并悄悄地感动着……

诗歌中,观看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碰撞,产生了新的火花。
而在纪录片中,将这一段泛着油渍的茶餐厅画面,用了演员来演绎,再配上庄重的古典弦乐声。
影像的声画对位,建立了第二段观看关系:
诗歌中的黄灿然,观看着中年男子。
而镜头后面的许鞍华,也在观看着黄灿然的生活。
通过艺术手段,从他的存在状态又挖掘出一层隐藏的意义。
如果说《在茶餐厅中》,让黄灿然感到崇高的是路人平凡的生活。
那么,《诗》中许鞍华再现的崇高,则来源于黄灿然记录那一刻的诗。
除了对位、冲撞,摄影机也表达着诗歌的言外之意,比如,它与现实的距离感。
《阳光是伟大的》这首诗,诗人讲述着劳动者在阳光、风、雨中的艰辛。
镜头始终是俯瞰大全景,酷烈的阳光,将万物视为刍狗。

这更加深了诗歌中“阳光普照”的讽刺味道。
而之后那段《俯身》,“城市向我俯身/它就要蹲下来,把我抱起”。
但这一切真的如此和谐吗?
镜头呈现的,是主观视点的逆流。
人流涌动,但是他们的动作全都是倒放。

诗人像一个局外人,置身于迷宫般的城市人群中,熙熙攘攘,却又漫无目的。
诗歌与影像的反思性,就此而来。
最后,诗歌也只是一种表意手段,它最终再现的,还是许鞍华的永恒母题,寻找“我城”。
许鞍华不带任何粉饰地、甚至有些笨拙执拗地,问自己的诗人朋友们:
“你怎么看现在的香港?觉得精神上有没有出路呢?”
她是在与诗人旧友的交流中,拾取旧日香港精神的碎片。
只不过,答案是遗憾居多。
香港年轻人和诗人眼中的香港,几乎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

就像淮远在《天堂无雾——悼戴天》里写的:
你站在九龙
看不见香港
五十三年后
我站在香港
看不见香港

这部纪录片,本质是对往昔世界、尤其是往昔精神世界的悼亡。
就像片名,诗的英文,elegies,本义是哀歌。

此时的许鞍华镜头一转,她将大量的篇幅留给了两个离开香港的诗人。
因为“经济流亡”长居深圳的黄灿然,在台湾任教的廖伟棠。
一者出世,一者入世。
而他们的人生选择,当下状态,更能贴近许鞍华想要捕捉的,“我城”的影子。
就像写山水的诗并不一定关于山水。
镜头对着别处的许鞍华,却是在书写着“我城”。
黄灿然,这个几乎写尽了香港事物的诗人。

认为成为一个诗人的基础,是让自己“一无所有”。
他不被功利、大的概念、流行趋势所绑架。

并且玩了一个文学圈的地狱笑话梗:现在清贫没关系,我等着死后成名就好了。

他也直说自己离开香港的原因,是物价太贵了。
对他来讲,香港不是固定的地域,也不是自己曾任职的《大公报》的名号。
它更贴近,一杯茶餐厅廉价柠茶的滋味,一张在小店里淘到的古典乐CD。

在诗人的眼中,现实世界并不等于文学追寻的本质真实,诗歌是为了构筑后者的工具。

黄灿然和他笔下人物的生活,总是隔着一道无形的栅栏。
但或许,就在拒绝了香港的一切物质符号之后,他能够抵达那片心中的,真实的香港。
面对许鞍华的问题,黄灿然以一种自洽的放逐,保存着昔日的独立精神,以及自己对外界普通人本质的洞察。
03
抵抗
而这些无论出世还是入世的诗人,都在表达自己通过诗歌,对套路化的社会的一种抵抗。
这也是诗歌本身能够从现实的平庸中将人拯救的作用。
最为入世,在台北任教的廖伟棠,在谈及诗歌时,仍是锋利的反叛。

他在课堂上讲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我偏爱自由无拘的零/胜过排列在阿拉伯数字后面的零”。
当不被集体、物质的价值所绑架时,0才是自由自在的。
而廖伟棠认为,比起更偏爱的具体事物,更重要的,是有偏爱的权利。

廖伟棠一直守护着,自己作为现实世界记录者的独立选择权。
他给许鞍华看曾经拍摄的北京旧照片,坦率道:“如今的北京,已无兴趣可拍。”

虽然外在表现不同,对社会的参与不同,但是纪录片中的诗人们在追寻的,可以说是一种“绝对隐喻”。
用文学理论的一句话来说,是“打倒象征主义,活生生的玫瑰万岁。”

即,写诗是扩展事物的意义,而不是通过象征把事物的意义收窄。
如果说茶餐厅里某个中年男人那一瞬的叹息与沉默,是“活生生的玫瑰”,那么诗人依旧该暴露自己对此的本质感受,而不让审判性的、政治的、修辞的、功利的、标签化的云雾去遮盖它。
当纪录片探究到这一层的时候,也不仅仅是现实世界的反抗,更是丰富了原有的“我城”概念:
不仅仅是某时某刻的香港本土,更是那一座我依据我存在着的一切过往,搭筑起来的,无人可以推翻的精神城池。
保罗·策兰用一句话指出了追寻“绝对隐喻”者能够有效行使的现实路径:“我是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
同样,许鞍华也是这样一位践行“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并以“诗”为载体。
在浓艳的商业港片风靡时,她的电影主题总聚焦于现实的“野草”,从《天水围》《桃姐》,再到这次的《诗》。
她也察觉到,即便再努力入世、再保持质疑,也难以抵挡现实的无力与无意义感。
而诗歌,是在面对着整个时代的无话可说时,仍可进行的语言的反抗与冲撞。
它总在现实受限的情况下,在无意义的荒诞打捞出一个“我”。
无论是牢狱里,或者困于疫情中。
诗在人最无助、最失败、最孤独时发挥作用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如此,电影也如此。
年逾70仍在面对真实与精神困境的许鞍华,她的坚持与纪录也是一种投身于“绝对隐喻”的英雄主义,有一股把已故灵魂拉回地面的引力。
毕竟,辛波斯卡也早就说过: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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