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_风闻

一、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学技术天花板，产业转型，大国竞争外部挑战等因素叠加导致短期内国内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矛盾积极的一方面，压力之时往往也是改革之机。

为了重新激活经济，国家与地方必将出台一批经济刺激政策，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合理且必须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讲，从哪些领域激活经济则值得深入思考。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国家哲学和国情来分析经济刺激的重点。

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则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学说，因此经济发展不能单纯看作是经济问题。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看经济发展要能更加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从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经济发展要能够促进群众头脑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增长。

2、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

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手段，因此应该围绕更新的科学技术来规划经济发展的领域和方向，经济刺激政策也应如此，应该加强科技产业投资。另一方面，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考虑充分释放这部分高素质人才的人力价值。

3、 应该充分注意物质与意识的相互作用

从我国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看，绝大部分群众并没有积极的社会主义意识。过度的竞争带来的压力让人忽视了经济社会改善背后的社会大生产中合作这一基础属性，个体往往将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合作当作社会背景而倾向于将个人的得失看作单纯的个体竞争的结果，这进一步加剧了竞争，产生了过多的社会生产（交易）成本。这使得我国的社会大生产还缺乏了充分的主动合作属性，生产社会化的质量还不高。因此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压力，在社会层面则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意识落后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危机。

当前，社会矛盾中物质驱动的部分（即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挑战）已经越来越困难，我们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意识驱动的部分上来，通过主动塑造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合作来推动物质发展迈过下一阶段发展门槛。

4、 国—民矛盾及其不稳定性需要缓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同步发展国有与民营经济，但是由于民营经济控制者的意识往往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国有与民营经济的消长会恶化社会内部的舆论氛围。在这种环境下，共产党人要以更高的觉悟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更细致的工作发展生产力，要主动创造新的业态。对民营企业的管理要通过法律，税务，行业规范等间接引导。

在人民群众的意识还没到位之前，国家权力直接进入民营企业只会让矛盾更对立和突出，必须实事求是地在较低的民众社会觉悟条件下制定政策。意识形态的推动一方面靠教育，但根本上还是需要不断展现先进意识形态可以塑造的美好生活来体现吸引力。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不是管制群众，而是让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二、建议

从以上四个特征出发，建议在下一步的经济刺激政策中设立专门的基金，用于投资未来科技类新创企业，但是该基金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限于培养未来产业，更是要促进该企业向社会主义属性转化。就目前的阶段而言，即推动部分新创企业往集体所有制方向发展。

建议该基金投资所占的股份，在特定条件（比如已经回收成本，或者公司达到一定的规模或交税能力）下转为所投资企业的员工委员会的虚拟受限股，甚至签订投资协议在特定条件下将所投资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转为员工持股。持股模式可模仿华为，股份是资本收益分红的凭证但不是资本占有的凭证，因此股份不能进行交易，通过企业资本集体化从而员工与企业家之间要摆脱单纯的雇佣关系，更多往体现共建共享的原则发展。

      在科技领域推动建立集体企业，优势在于从业人员素质高，其创业领域更符合科技不断推动新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特征；这些人也更可能从理性角度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在矛盾中妥协合作，成为新社会形态的引领，否则其他被动或自发的改革也只能停留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或许能短时间满足公平，但难以满足社会主义持续发展需求。

在非革命斗争时期，社会建设不宜使用二分法，显然国有与民营这种二元对立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应该主动填充空白地带，建设中间力量，利用多元力量来分散原本集中的社会矛盾，优先消灭最落后的矛盾。从私营企业到国有企业跨度太大，需要一个过度，集体企业是个较好的形式。推动建立高产业价值的集体企业，就将民营与国有的对立变成了民营、集体、国有的三个部分的合作与斗争，民营企业就必然成为矛盾的焦点而被迫改变。

       只要让人民群众看到集体与合作是比私人雇佣更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民群众的意识就会主动的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在华为和联想之间只能保留一个企业，绝大部分群众都会选择保留华为，因为华为代表了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员工的收入更高，荣誉感更强。

社会主义民主的特征是全过程民主，但根据唯物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应该是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族建设的主要路径不应该重复华盛顿模式直接作用于政治领域，而是应该从人民群众最切身的经济领域入手。新形式的集体企业中，由于个体失去了完全占有资本的运行机制，并且早期集体资本是由国有资本转移而来，企业对建立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培育将不再抵制。同时不存在资本剥削的矛盾，在集体企业内部实际上可以更佳地进行有引导的民主（以人民为主，为人民做主）意识和运行机制的练习和试点。

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的集体企业中，控制和占有资本相分离，员工持股但不享有决策权，企业决策人不拥有私人股份，利益分配只能源自劳动。但是企业资本集体化并不必然能保证企业能够良好运行，企业运行机制与员工意识觉悟必须匹配才能避免重现早年集体企业失败的状况，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此做特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