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运会开幕式谈社会多数与少数之关系_风闻

一百年前，自由恋爱也是伤风败俗

能支持义和团，能支持拆门槛，拆土地庙，拆孔庙，砸佛像。。

为什么不能支持法国人的“开放”和“先进”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按这样的标准，这才哪到哪？就是让看场秀而已，够温良恭俭让了吧？

任何社会，都有多数和少数的关系问题

少数人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发生冲突，怎么解决？

从民主原则来说，少数需要服从多数，但这只是是一种必要，并不等于服从真理，也不等于多数就成了真理的化身，道义的化身。

把某种事情规定为行为上的义务，这意味着，不论单独的个人对该事持何种态度，他必须予以实行。当个人的看法与规定的事情相一致时，实行会是理所当然，所以，履行义务尤其是指当个人不同意这一事情时，他也应该实行。规定义务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家看法不一定一致。反之，在众人意见完全一致之处，便无需规定义务了。规定义务就是在承认意见可能有分歧的基础上，要求行为的一致。因此，它当然允许人们在行动上实行的前提下，对规定为义务的事情本身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反对意见。

少数服从多数，是指在行动上服从。但是多数人必须同时保护少数人坚持己见，言论表达的权利，少数人意见有充分的机会变成多数的权利，多数人不得在行动上侵犯少数人的这个言论权利（包括新闻自由媒体自由也属于，见世界人权宣言十九条）。

为什么必须如此？人类的进步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从一小部分人特立独行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完成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反之，如果多数人有权限制少数人想什么、谈什么、做什么，一切进步都会中止。

科学进步也是如此，“我们的知识”乃是分散地存在于我们各个不同的人的头脑里的，即便是最好的计算机也不能把它们全部都集中储存在一个地方。一切创造在本质上都是不可预见的。“发现”、“发明”是什么意思？不正是意味着认识到了以前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吗？未来与过去当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由于这种相关的线索、可能性太多太多，用最好的计算机加上最好的大脑也不可能作出唯一正确的判断。

科学的发展也并不是新知识在旧知识上的平稳的逐渐累积，而是通过周期性的根本变化和主要观念的更替来实现的，也就是经过周期性发生的科学革命来实现的。

一个能够使相当一批领导、权威首肯的“攻关”目标，本身几乎必然是合乎正统观念的，要等一种新东西得到公认并因此列入计划、定为目标、拨出款项时，它必然已经新得太久了。

每一代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性，每一个人的认识都有着个体的局限性，对于每一新的一代来说，他们当然有权进行新的思考，表示新的意见。

任何真理，在成为众人的认识之前，往往先从少数人的认识开始，认识事物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真理最初总是在少数人手里

一般人都喜欢和周围的人——朋友、同事、同辈，以至陌生人——在言行举止上保持一致。人是社会动物，人生活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和他人保持一致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滑，能够给人带来若干便利；反之则可能造成种种麻烦。社会中的每一群体通常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言行模式或规范，这就对任何一个希望被该群体接纳的人构成一种群体压力。所谓从众性，就是指一个人感受到群体期待的压力而力图在言行上与众人一致。

 从众性可分两种。一种是内化，一种是屈从。当你内心认为某群体的规范是正确的或正常的从而采纳之，这叫内化。当你仅仅在外部言行上采取那套规范而内心持有异议，这叫屈从。

大多数人的从众性介乎两者之间。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接受某群体的规范，既非出于对之坚信不疑，也非出于违心的屈从。事实上，我们往往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明确的观点。我们只是贪图便利，人云亦云，随大流而已。我们并不以为“群众”必定高明，不过我们相信和群众站在一起总不致于太错，再说，天塌了自有高个子顶着，倒霉的又不是我一个。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都没有坚持己见的愿望，问题在于，我们常常形不成自己的意见。因为要形成自己的意见，往往需要借助于和别人的自由交往。倘若别人都众口一词，我们便很难对自己的不同意见产生信心

一个社会越封闭，越一元化，其中的个人越难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见，而坚持一种有悖常轨的意见，所付出的代价也越大。于是，整个社会的从众性便越强。

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也可能导致从众性的强化，乍一看去，情况似乎应该是相反的。既然反传统意味着突破原有的思想模式，它理当鼓励独立思考的精神。然而，一旦反传统激烈到对传统的一概否定，一旦这种激烈的反传统本身成为一种传统，事情就会正好颠倒过来。托克维尔指出．如果个人不再依靠传统，他就必然会环顾四邻以求确认自己的判断。于是，拒绝接受既定意见和急于遵从同辈的意见，便构成了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托克维尔就讲到过“舆论的柔性专制”。托克维尔发现，在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中，多数，具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极大权威，它“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

由于平等观念的流行，人们很容易在思想、感情、趣味和行为方式上趋于一致。这就筑起了一圈多数的思想高墙，任何人倘若胆敢越出雷池一步，他虽然没有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危险，但必将遭到多数的排斥与歧视。多数的精神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托克维尔要说：“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在思想的独立性和讨论的真正自由方面一般说来不如美国。”

密尔的观点与此类似。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提醒人们要防止“多数的暴政”。他特地指出，所谓多数的暴政，不只限于那种借助于政府权力施加的暴虐，同时也包括那种借助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而施加的暴虐，尽管后一种暴虐通常不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但是，它“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人生活细节更深入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在一九六八年欧洲的"五月风暴”中，马尔库塞被奉为与马克思、毛泽东一起的三大精神导师（3M)，马尔库塞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具有这样一种组织结构，使得权势者可以凭借暴力镇压之外的手段，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全社会，从而使得民众无法形成实质性的不同意见，那么，这里的言论自由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而已。

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称之为“单向度的人“，指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丧失了否定性、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人。

“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求。”

人类在正常社会中，理应拥有两个方面的向度：肯定现实、维持现状的态度；否定、批判和超越现实的向度。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其高生产、高消费压制了社会中的对立性因素。人作为一个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的主体，其个性、自主性、否定性的特点逐渐消失，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只剩下了单一的维度。丧失了价值与尊严的人，表现出一种一味地顺从、肯定和维护现状

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个极权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导致了人们的需要、愿望、生活标准、闲暇活动以及政见的一致。自动化削弱了工人的力量，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的思想。

科学技术越发展，当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就越具有控制性，社会可以借助最新的“意识工业”手段——无线电、电影院、电视、报刊、广告等加强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它们对人们进行说教和操纵，压抑人们的自由意识、规定人们的思想观念，建立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人们把受操纵的生活当作舒适的生活，把压抑性的社会需要，当作个人的需要，把社会的强制当成个人的自由。

文化被高度商业化，成为一种单纯的消费品。高层次文化作为表达人们理想的文化和高于现实、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文化，被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拒斥。艺术也发生了严重异化，失去了传统功能，变成了纯粹的商品，成为维护现存社会的工具。艺术虽然可以得到普及，却变成了单向度的艺术。

社会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当大的满足。人们享用着大致相同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就难以意识到阶级差别、发现现存社会的弊端，就会完全认可现存秩序，而非反思和否定。日常生活世界变成“单向度”，时时刻刻影响、操纵着人，人也难以逃脱成为“单向度的人”的命运。

假如托克维尔对当年美国的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后来的事实则表明，他所批评的那些现象并没有维持得太久。后来的美国，在思想的独立性和讨论的真正自由方面并不比别国差，而是比许多国家还要高明。

马尔库塞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在当代西方社会，某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反对意见，由于它们的合法化似乎反而削弱了它们的影响力。

但不可否认，这些自称被体制所压抑、所消音的观念其实并未被社会所忽视，它们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可观的影响。在一九六八年欧洲的"五月风暴”中，马尔库塞被奉为精神导师，可见其影响非同小可。至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巨大影响更是有目共睹，乔姆斯基猛烈地抨击西方社会对像他这样的异己思想进行压制，然而正是在西方社会之中，乔姆斯基平安地获得了广大的声名。由此可见，当代西方社会并没有剥夺言论自由的批判功能，并不是什么新型的极权社会。

当代法国政论家贺维尔认为，当代西方民主社会并没有像托克维尔担心的那样导致“舆论的柔性专制”。

后来的美国，在思想的独立性和讨论的真正自由方面并不比别国差，而是比许多国家还要高明

在当代西方民主社会，贺维尔也认为“舆论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一律或越统一，事实上，它倒是变得越来越发散和越来越歧异。”

在这里，人人都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彼此间很少理解，甚至也很少有理解的愿望。整个社会陷入了分裂与涣散。这才是当代西方社会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并不只是为了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去获得真理，择善而从。言论自由给了我们坚持己见的权利，但是如果缺少了对真理的严肃承诺，我们就很容易在自由的名义下变得固步自封，变得不进油盐，变得使气任性。这样一来，讨论将不成其为讨论而成了各说各话，它不但不会帮助人们接近共同的真理，反而会促进人们彼此的分离和对立。

西班牙哲学家奥德嘉指出，当代西方文明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群众的反叛”。奥德嘉把人分成两种族类：“严格自我要求，树立起艰难与责任，这是一种族类；另一种则是，对自己并没有甚么特殊的要求，而只是依照自己本然的样子曰复一日地生活，不会把臻于完美的奋斗加诸于自己的身上，只是随波逐流。”

他把前者称为“少数的选民”，后者称为群众。这种区分不是社会阶级的区分，也不是智力才能高下的区分。它和中国古代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区分颇为相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是君子不知利，而是君子知道有比一己之利更高的理想。他能够把是非真伪和一已之利害分开，把善恶美丑和一己之好恶分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大量的群众，这不足为奇。

奥德嘉强调：“任何人若希望有观念，则必须有渴求真理的欲望，而且接受寻真理这场游戏所必须遵守的规则。”

群众却根本否认有甚么价值鉴别的标准。他们没有追求真理的诚意，而只是一味地随心所欲。如果我们把自由理解为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便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上进，也可以自由地不求进取，甚至自由地堕落。其实，不求进取以至堕落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这样做还心安理得，志得意满，反过来对他人真诚的追求表示蔑视，并依仗着人多势众对之进行打击。这就对自由本身造成巨大的威胁。

伴随着物质的丰裕，传播工具的发达，以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众文化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可谓有利亦有弊。大众文化的好处是，它使得更广泛的大众有了更多的接触各种文化和娱乐的机会；有利于大众增长见闻，扩大经验；有助于社会成员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从而产生同情心和共识；还能够帮助大众丰富生活的内容，增进人生的意义；如此等等。

 大众文化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一本格调不高的小说能赚大钱，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读者乐意花钱买它来看，这只说明那些读者的欣赏趣味本来就不高。某些粗俗低劣的大众文化无非是投其所好而已。但是，好比吸毒会上瘾一样，某些大众文化既以迎合与满足人们的低俗品味为目的，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和加强了人们的低俗品味。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实，品味高尚者也常常免不了会有一些不那么高尚的欲望。这种人也会对大众文化感兴趣，作为调剂，作为娱乐，甚至也作为增长见闻和认识人生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并未放弃对高尚品味的执着与追求。只是对于那些缺少高尚追求的人来说，大众文化的作用就弊大于利了。

曲高和寡，自古已然，因此那并不算甚么严重的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是，那些缺少高尚品味和追求的人，不仅沉湎于低俗的大众文化之中而难以自拔，而且还反过来对高尚的文化投以轻蔑。这就是所谓“群众的反叛”。在健全的社会里，这种群众同样也只欣赏低俗的文化，不过他们承认那种文化是低俗的，他们对高尚文化怀抱敬意，虽然是敬而远之而不是敬而近之。“群众的反叛”却意味着他们显出桀傲不驯之色，对高尚者不再尊敬，竟而要反客为主。

真理具有高于一己利害的价值，然而，真理乃是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真理要求普遍的承认。你认为你应该追求真理，你就会希望别人也应该追求真理；你认为什么是真理，你就会希望别人也承认它是真理。

可是，言论自由只给人们追求真理、讲出真理提供了保障，它并不能担保所有人都去追求真理，接受真理。

相反，它倒容许别人不追求真理、不接受真理。

自由的获得，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用一句美国人的口头禅，叫“成为你自己”。其实，“成为你自己”的本义是“成为你应该成为的自己”，它要求我们设置一个更优秀的自己而不断地向这个标准努力。可是人们也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不要一切标准的指引或约束，理直气壮地自我放纵。这就是自由的全部问题之所在。

马尔库塞批评当代工业文明把大众变成了只追求物质欲望的“单向度的人”。这种批评暗中假定了大众本来都是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的，只是让不良的体制给“异化”了而已。

但是，在高尚的精神食粮和绝非必需的奢华物品同样能够自由提供的情况下，有些人要舍前者而取后者。在既能够自由地参与公益活动与政治活动又能够自由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情况下，有些人要舍前者而取后者，那怎么能说都是体制的毛病呢?

可以说权势者能够利用丰厚的经济技术资源向大众传播一套错误的观念，可是，别人是否接受是否信从，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有人宣称消费者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但是正如许多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的可耻失败所表明，消费者不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从根本上说，广告是做生意的一种成本，企业家都想从付出的钱中得到更大的好处。设法满足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和愿望，比起试图制造人为的需要和愿望，不是更为合理吗?  同制造人为的需要相比，向消费者出售满足他们现有需要的商品，一般是比较便宜的。

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更是如此。只要存在着不同观念的公开竞争，只要人们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没有理由认为财大气粗的一方一定能占多大的便宜。俗话说得好，有理不在高声。声音大的好处无非是收听面广。但是，声音小的一方，如果其观点果能打动人心，终究还是会被大家收听和被大家信从的，充其量要多一点时间而已。

在任何社会中，人们对资源的占有都不可能完全均等，那么，由于声音大小造成的传播快慢这一缺陷就在所难免，不过那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承认人们可能不懂得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人们可能分不清真理与谬误，甚至还可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可能会消极被动，目光短浅，或者是受到一时的情绪与欲望的支配。因此，让人们享有自由不是没有风险的。

但是，剥夺人们的自由则更危险，因为那意味着赋予极少数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照例会是绝对的腐败。再说，剥夺自由的理由是担心人们不成熟，可是，剥夺自由的结果却是使得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成熟。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

尽管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永远具有其弱点，但我们还是倾向于相信人民，而不是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无条件地交付给极少数统治者绝对的权力，在这两者之间宁肯冒前一种风险而不冒后一种风险。

自由民主就是社会甘冒某种长期混乱的危险，使其人民在心智和责任感方面成熟的方式。一方面，自由不等于放纵；另一方面，自由又排斥强制。

一种危险是夸大真理的绝对性，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进行强制，否定自由；另一种危险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真理不是一个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唯有通过理性的自由运用，我们才能发现真理。这就是说，自由是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

社会领域的真理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不大一样。自然科学中的真理是非个人性的。例如落体定律，我们可以找出一种公认的测试验证手段，其结果决不会因人而异。

然而，在社会问题上，不同的个人有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因而也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换言之，人们的观点常常免不了有个人性。但是，那又和纯粹的口味或趣味问题不同，观点又不只是个人性的。它同时也有公共性，因为它不只涉及到个人，而且还涉及到每一个人在其中分享共有的共同世界。

一事当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既不能说只有公的理才是理，婆的理不是理；又不能说公婆各有各的理，因此没有一个共同的理。

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正是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尊重、理解和综合。我们说某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实就是说他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不完整，思虑不周详，对别人的立场、观点缺乏理解。

我们称赞某种观点正确，无非是说这种观点较为全面，周到，在理解和综合各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如此等等。

社会真理不是建立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排斥上，而是建立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理解和统摄上。这样的真理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和对话才能获得，并且只有通过不断的自由表达与对话才能丰富和充实。

绝对主义肯定真理，但它以真理的名义否定了观点的多样性，从而也就否定了思想言论自由。相对主义肯定观点的多样性，但它以观点的多样性否定了真理，到头来使思想言论自由失去了意义，因为思想言论自由的意义不仅在于自由的表达，更在于自由的讨论，以及通过讨论去追求真理。在实现了自由之后，我们既需要防止绝对主义的卷土重来，又需要防止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泛滥成灾。

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社会有许多麻烦：有了思想言论自由，社会又会出现另外的许多麻烦。但是，这两种麻烦到底不是半斤八两。

思想言论自由，保障了人的尊严，保障了理性的自由运用，保障了精神世界的无比丰富性。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思想言论自由既是自由，它给了好观念的自由，也给了不好的观念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我们并不能担保真理和道义必然获胜，尤其不能担保它们能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但是，唯有凭借这种自由，我们才有了为之努力的良好条件。事实上，真理与道义的胜利本身就只存在于不断的追求过程之中。

一种既无休止，又无最终结果的追求，又有什么不好呢?它与其说证明了人生的荒诞，难道不更证明了人生的意义?

出于对人性不完美的体认，我们不能奢望人人都成为君子，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君子的标准，不断地呼吁、劝导和勉励大家——首先包括我们自己——向这样的标准看齐。

虽然人的理性也是不完美的，我们谁也不能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但这决不等于说世上根本没有真理这种东西，这也决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有任何坚定的信念。

开放的心灵与执着的追求，不是彼此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大家都承认，医生的工作很伟大、很崇高、很重要。我想，医生、起码是现代大部分医生，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可能消灭一切疾病，根除一切痛苦，一劳永逸地使人类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长生不老。

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沮丧．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奋斗有着天然的极限，然而，在这个极限之内，他们确实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工作可做。他们并不在人类现有的疾病、痛苦面前投降，他们总是努力去克服这些病苦，延长寿命，他们总是力图超越现实。因此，医生也都是理想主义者。

实际上，医生体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正确结合。

医生对人体健康的态度，正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对人类社会的态度，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