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之初：始于屯田，兴于避难_风闻

    古人早期过着集聚的城居生活，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分别叫作国、邑、乡、亭。汉代出现了更小的定居单元闾、里，它们的外围四周也都建有土墙，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便于国家对人的统治。然而，也正是在汉代，乡亭制和闾里制开始走向崩坏，最终“不设防”的村制兴而代之。这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一大重要变化，结果便是村的诞生，其过程可概括为：始于屯田，兴于避难。

    众所周知，汉代以后政府屡屡推行屯田政策，较早的是西汉宣帝时（前91—前48年）赵充国在羌中（今青藏东部地区）的屯田。不过，这时的屯田尚以乡亭制的存在为前提，并具有防止乡亭崩溃、加强并振兴农业生产和辅助国防的意义。《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记载了赵充国的一段上书内容：

    “计度临羌东至浩亹（今青海门源县境内），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木材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隍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雅砻江支流）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畮（古字，亩）。”

    说的是趁冬季让兵士万人分屯要害之处，入山伐取木材，冰雪融化后，趁春水把木材流送下来，修缮乡亭（里面的住房），疏浚沟渠，治理桥梁，到了耕作季节，分给一万名军人每人二十亩田，使其从事农耕。赵充国上书的下文还说，屯田兵从事农耕期间，可以征发郡的骑兵和属国骑兵，使之一边放马，一边保护耕作者。其中“缮乡亭”这句话非常值得注意，推测当时的屯田兵和人民一样，在耕垦季节居住在乡亭之中，每天出乡亭到田地上去劳作。

    这种状况，如果与尚无屯田之名的文帝时期（前203—前157年）晁错的上书对照起来看，就更加容易理解了。《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云：

    “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壑……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复作者令居之……如是，则邑里救助，赴胡不避死。”

    上述就是所谓的“移民实边政策”。这个政策要求移民们一方面在高城深壑中经营邑居生活，另一方面从事耕作，有事时就应征出战。赵充国的屯田政策，实际上就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一种变形，让军士作为临时的移民加强乡亭建设，当军事活动告一段落后就撤回内地。

    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屯田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或许是因为乡亭制已经基本崩溃，屯田成了乡亭之外并与乡亭对立的存在。《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傅燮传》载灵帝时（157—189年）傅燮在汉阳（西汉的天水）太守任上的事说：“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这里的“营”是和乡亭分开而建的营垒，或许就是屯兵生活的据点。

    不久，曹操（155—220年）就开始了许下的屯田，在许下屯田的影响下，邓艾又在淮上屯田，邓艾淮上屯田的情况，在《晋书-食货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澜沧江支流）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

    以营为据点，且佃且守。每五里置一营，安排壮丁六十人，这种小规模的聚落，西汉时期是没有的，因此后世的史论者指出，军士屯田乃是曹魏对抗吴蜀联盟的坚兵利器。然而，这一利器其实就是后世所谓的“村”的聚落原形。可以说，“村”即起源于屯田，“村”这个字本来就写作“邨”，毋庸置疑，说是在“屯”字的旁边加上一个表示聚落的“邑”字。

    古人以邑居为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可以说是“反社会性的存在”，盗贼集团就是如此。《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虞诩传》云：“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綖缝其裾为帜，有出市里者，吏则禽之。贼由是骇散。”以季宁为首的盗贼，在朝歌城外构筑居室，这种居室叫做屯聚。

    “屯聚”这个词，《赵充国传》中就已经出现，但那是就羌族而言的，然而就居于城外这一点来说，两者是一样的。由是观之，新式的屯田政策，作为政府的方针，创造出了一种与以前的邑居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方，这就是“村居生活”，它对人民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不过，村居生活真正得以“推广普及”，却与当时异民族的入侵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始皇筑万里长城，是为了隔绝华夷。当时，长城以南的中原内地，人口密度远不及今天这样稠密，加上人民集中居住在密集城郭都市内，距此稍远的郊外可以说是无人之地，自然留下许多空地。因此，周边异民族早就盯上了这些空地，为后来的进占中原埋下伏笔。据《赵充国传》云：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度湟水（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

    这是西汉宣帝时的事，而且是在没有建筑长城的西方边境上。同样的现象在北方也有可能发生。最初越过北方长城而迁居内地的是南匈奴部落。《晋书》卷九十七《北狄传》记载了东汉将匈奴五千余部迁至内地的事：

    “于是匈奴五千余部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大同，而不输贡赋。”

    以上提及的“与汉人杂处”，绝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混居，这从西晋大臣江统（？—310年）著名的《徙戎论》中可见一端。《徙戎论》述及羌人时说：“建武中，以马援（前14年—49年）领陇西太守，讨诸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今陕西大荔县）、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

山西古长城遗址

    既然汉人居住在城郭中，内徙的异民族又继续过着他们的部落游牧生活，所以他们不可能进入城郭，只能被安置在旷野。因此，所谓“杂处”，并不是一个个的部落民众与一户户的汉人杂处，而是内徙的部落群与汉人的城郭交错分布而已。

    异民族部落虽说接受徙居地郡县长官的辖制，但如《晋书-北狄传》所言，“不输贡赋”，即不负担课税，因此所谓辖制就是个虚名。不仅如此，他们的社会组织还与中原的郡县不同，自成体系，继续维持着他们独有的部族组织。

    《晋书-北狄传》还说：“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不仅从一开始就不与汉人混合，即使同是北狄，如果种族不同，也不相混合。在这些异族部落之中，匈奴部落由南匈奴单于的子孙们相继统率。

    汉末曹操时代，担心南匈奴势力过于强盛，于是将之分为五部，各设部帅，后来改称都尉，并委派汉人担任都尉司马，虽是辅佐之名，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近距离的监管。大约从此时期始，五部匈奴就处于这样的组织形式下，一旦有事，朝廷则可向其征发兵役。

    迁徙到内地的异民族人口就好比牛羊一样非常迅速地增长。其中的原因很明显，当时“超国民待遇”的游牧民族仅凭自己的畜产品即可自足，但若以畜产品与农耕民族的谷物进行交换，那么就能获得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迁徙到内地的异民族虽仍以畜牧为业，但由于与汉人杂处，与附近汉人的交易更加快捷，人口的增长也显而易见。

    入塞的南匈奴最初不过五千余部，但到了曹魏末年，就像《晋书》所载的那样：“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部，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部，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部，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部，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部，居太陵县。”五部合计已经发展到近三万部。

    后来入塞者更是络绎不绝，关中的情况也一样，江统《徙戎论》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以临近陇西郡的金城郡（今兰州西）为例。金城郡为西汉昭帝时所置，据《续汉志-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年）的统计，该郡共“十城，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万八千九百四十七”。

    而《三国志》卷十六《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议》说，金城郡遭韩遂（？—215年）之乱，户不满五百，苏则任金城太守后招集离散，户口增至一千多，又先后招怀杂羌三千余部归郡。从中也不难看出，在地方基层社会中汉人势力和异民族势力是如何更替的。自身已日趋衰落的中原郡县制，就这样被异民族的部落包围，从而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入塞的异民族，其居住地起初被指定在汉人所住城郭之外的旷野，在那里经营着自己的游牧部落生活，因此与汉人之间似乎没有出现土地所有权而引起的纷争。然而，在内地住久了，就必然地会与汉人发生经济关系，于是产生了友善和相克这两种状况，这可以从《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所记石勒的经历中窥得一斑。

    据载，石勒是上党郡武乡县的羯人，这里的武乡县当然指的是武乡县境内的羯人部落。“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这里所说的“邑人”，指的是居住在武乡县的汉人，当时是不会把异民族的部落成员也叫做邑人的。就是说，石勒和武乡县的汉人（也许是商人）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由汉人带着他前往都城洛阳去做买卖。

    太安年间（302—304），并州（太原旧称）发生了饥荒，战乱不断，石勒便与诸小胡一起逃离了。《石勒载记》接着说：“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瀛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亿旨翼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说的是，时任并州刺史的司马腾接到了换防河北的命令，随后搂草打兔子做起了人贩子生意，沿路大批量的胡人被抓，卖到了山东充军饷，石勒也被逮着了。

后赵高祖石勒像

    做这样的事，起初具有组织能力的汉人占有绝对优势，但不久以后汉人彼此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斗，酿成了“八王之乱”（291—306），相互残杀；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匈奴单于实现了摆脱汉人政府控制的愿望，形势亦为之逆转，出现了汉人饱受胡人虐待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永嘉之乱”（311年）。

    异民族夺得政权，占据了城郭都市，都市再也不是汉人的安居之地了。他们被迫离开城郭，即过上了漂泊不定的散居生活，呈现出了与汉人的人口集中完全相反的趋势，即人口分散。战乱之际，越是靠近中原，越受其害，地方上的受害程度或许稍轻一些，如果逃入深山僻壤，受战事波及的可能则小很多。由此，人民开始从都城往郡城，然后从郡城再往下，一级一级分散开来。然而，县以下已经没有了昔日的乡亭，于是不得不过起来异民族所过的那种乡野生活。直到此时，汉人才与生活在旷野上的异民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杂处”，也就是“村”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是豪族的聚族而居，也可以是豪族支配下的庄园。

    东晋时期从北方流徙到江南的汉人进入城市居住的并不多，多半过起了乡野的聚落生活，这种聚落就叫做“村”。迫使他们采取村居形式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北方南下的流寓之人，与当地土著民居之间的摩擦，若不是非常有权势的人，就很难挤进城市居住。其次是，由于南下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和平安宁的新天地，如果在南方安居后又被江南政权驱使服役，那就完全违背了南下的意图。陶渊明梦中的桃花源正是这一时期的人的理想之地。所以，桃花源充其量不过是个“村”，而不是后世以为的“乡”。

    然而，对于习惯了管理古代城郭内那样的密集人口的地方政府来说，治理散居于郊外村落中的人民是非常困难的，这事即便在今天也是不容易办好的。于是在强化县级机构的同时，认可村落的自然形态，设置一些有一定自治职能的代表，协同县政府对村落进行管理。到南朝梁武帝时，这样的村制已经基本确立。（完）

重庆酉阳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