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之畏|为什么百年前的那场中国变革失败了？_风闻

Loong   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南    2024年07月23日 12:33 上海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你这用维新视角看待转型问题，很有趣啊，其实要解决的都是一个不得不变时其生存和发展之道的问题。如果我们前面是汪洋大海找不到答案，那么或许我们从历史中可以找到到一些经历的火花。

话说126年前的那一年，春夏交织之时，变革运动如烈火烹油，已接近变革沸点。京城里，康有为这变革先锋，得到了几位勇士盟友鼎力相助——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杨锐搭通了高燮曾这位朝中大员的脉络，力荐康有为于皇帝之前。

于是，一场关于变法的对话，在王公大臣与皇帝之间悄然展开。康有为的上书，字里行间透露出“宁为布衣，不做亡国奴”的壮志，以及不忍见国重蹈覆辙的深切忧虑，即便言辞激烈，触动龙颜，皇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大开方便之门，命其日后若有良策，即刻呈上，并赐阅其著作，如《日本变法》与《彼得大帝传》，这标志着康有为正式走进了皇帝的视野，成为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随后，在徐致靖、杨深秀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四月二十三日，一道定国诏书如春风般吹遍京城，宣告新政到来。

康有为等人被召见，并被赋予重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虽未能如光绪帝心中所愿那般重用，却也足以撼动朝野，毕竟在那时，皇帝的权力尚需经过颐和园那扇大门才能施展。自此，一系列新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不仅触及了科举制度的根本，将四书文改为策论，让读书人不再拘泥于古板，更开启了新知的大门；梁启超，因才华横溢而被授予六品衔，掌管译书局，让西方智慧得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删减冗官，设立农工商总局，每一项举措都如同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割着旧制度的腐肉，为国家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

在那个四月到八月，短短百余天的光阴里，康有为仿佛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百日维新”。然而，这辉煌之中，却也藏着难以言说的苦涩与无奈。他虽得皇帝青睐，手握变革之舵，却如同蚍蜉撼树，面对着层层阻碍——上有西太后垂帘听政，下有军机处权倾朝野，外有直隶总督手握重兵，而他，仅仅是个“总理衙门行走”（这不就是DTO么  哈哈），要想撼动这些庞然大物，何其艰难。

西太后精明过人，一眼便看透了康有为的意图，于是她不动声色地布局，将直隶总督之位交给了心腹荣禄，又将裕禄安插在军机处，作为她的耳目，监视着朝中的一举一动。康有为虽有鸿鹄之志，却无回天之力，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旧势力，于是另辟蹊径，通过光绪帝的信任，提拔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赋予他们四品卿衔，让他们在军机处行走，企图以此渗透军机，夺回实权。梁启超曾言，自这四位贤卿入主军机，皇帝与康有为的意志方得稍通，改革之舟似乎要扬帆远航。一时间，奏折需经四卿审阅，上谕也由他们起草，军机大臣们无不侧目而视，心中暗自惊惶。然而，好景不长，这短暂的权力交接，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不到十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变动如风暴般席卷而来，将这一切美好愿景击得粉碎。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位青年才俊尚未踏入军机处的大门之前，朝廷里已经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起因是一位叫王照的小官，他鼓起勇气给皇帝上书，想说说心里话。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比如怀塔布、许应这些大佬，却不肯帮忙转达，还跟他吵了起来。这事儿闹大了，皇帝知道了，心里头也憋着股火，想借着这个机会敲打敲打那些守旧的老臣，于是大手一挥，把礼部的六个高官，不管满人汉人，统统革了职，还赏了王照一顶三品官的帽子。

可这事儿没完，怀塔布的老婆，常在宫里伺候西太后，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儿。她一听老公被革职了，立马跑到西太后面前哭诉，说皇帝这是要把满人都给清理了。西太后一听，心里自然不痛快，对皇帝的态度也多了几分冷淡。等到四卿进了军机处，那更是触动了不少人的神经。他们年轻气盛，一心想改革，可朝廷里那些老狐狸们哪是那么好对付的。皇帝呢，也是左右为难，一边想支持四卿，一边又怕得罪了西太后和那些大臣，丢了自己的位子。他亲笔写了一道手诏，就是后来说的“衣带诏”，里面虽然说了些“朕位且不保”的话，但本意并不是要除掉西太后，只是想让四卿们明白他的难处，希望他们能好好调和各方，让国家强大起来。可这时候，外面已经传出了皇帝要被废的风声，特别是那个“九月天津阅兵”的阴谋，更是让人心惊胆战。荣禄这个直隶总督，手里握着兵权，和西太后一合计，就想借着阅兵的机会，给皇帝点颜色瞧瞧。皇帝呢，也听到了风声，心里着急啊，就想着找个帮手来对付荣禄。

这时候，袁世凯走进了他们的视线。他之前在朝鲜待过，懂点洋务，还支持过变法。皇帝就想着拉拢他，一连召见了他好几次，还给他升了官。谭嗣同更是亲自上阵，去游说袁世凯，希望他能在阅兵的时候保护皇帝，夺回大权，完成兵鉴。可袁世凯这家伙，心里头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上答应了，背地里却另有打算。结果，没等到阅兵呢，政变就先来了。初六那天，一道诏书下来，说是皇帝病了，西太后又出来掌权了。那些新党们，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还有四卿和几个支持变法的官员，都被抓了起来。康有为还算机灵，提前跑了，可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了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场，又凄凄惨惨地落幕了。他的政治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面上看似光绪帝和康有为斗不过西太后的权威。人们常简单归咎于西太后的阻挠，幻想若没有她，光绪帝就能像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引领中国走向富强，避免后来的革命风暴。但不尽然。首先，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虽然吸引了一部分士大夫的注意，但也触动了很多经生文人的底线。这些人中，有的自诩为“卫道者”，坚守传统儒学的阵地；有的则是“假道求食”，借着儒学的外衣谋取私利。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就像是在这些人心中的圣典上动了土，让他们感到愤怒和不安。他们担心，一旦康有为的学说盛行，不仅会动摇儒学的根基，更可能引发对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质疑。

于是，这些“卫道者”们纷纷站出来，指责康有为是“妖魔鬼怪”，企图将他和他的学说扼杀在摇篮之中。其次，变法的推行，也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那些靠着旧制度、旧体制吃饭的人，自然不愿意看到变革的到来。比如裁汰冗官的命令一出，许多原本悠闲的官职被撤销，那些依赖这些职位谋生的人顿时感到恐慌和不安。而那些在科举考试中投入了大量心血和光阴的人，更是无法接受废除八股文的决定。他们担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将化为泡影，对康有为和光绪帝的变革措施充满了怨恨和抵触。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并非仅仅是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权势斗争的结果，而是这种变动影响并忽略了太多人的利益。康有为的学说触动了经生文人的底线，变法措施又打破了许多人的利益链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变法的最终失败。而这一切，也让我们认识到，变革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勇气需要方法，更需要多方的支持。梁启超就曾言，那些守旧之人阻挠变法，并非真见新法有害于国计民生，实则因变法触及了他们的私利。他们依赖八股文求取功名，一旦改为实学，晋升之路便断了；他们凭资历高居要职，一旦重才轻资，其骄傲之本也将荡然无存；他们借职权中饱私囊，若改革核查名实，子孙后代的生计也将无着。

这些人享受着高官厚禄，不思进取，只图安逸享乐，岂肯轻易放弃千辛万苦得来的地位，去为变法效力？张之洞曾私下与梁启超谈及，废除八股文乃变法首要之事，但他却不敢上疏提议，只因怕触怒那些数以万计的读书人，他们若联手反对，自己必遭排挤。康有为之所以能成为维新领袖，正是因他无所畏惧，敢于挑战旧制；而最终失败，也恰因这份不惧，让他孤立无援。

这次变法虽以失败告终，却也有意外的收获。首先，它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对康有为的学说，无论是接受还是反对，都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其次，变法给反动势力注入了更强的自信，使他们更加顽固地反对任何变革，这种极端的反动情绪，最终引发了更为激烈的社会动荡。

再者，变法虽旨在消除满汉界限，促进民族融合，却不料适得其反，激起了满汉之间的种族恶感。这并非康梁本意，却是事实如此。他们本想打破隔阂，却意外触动了满人的敏感神经，使得满汉问题复杂化，难以调和。

自此以后，满汉之间的界限非但未能消除，反而因变法的缘故而变得更加清晰。这一结果，实乃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最终历史把包袱扔给了爱新觉罗氏：放弃皇位，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一历史遗留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