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之畏|为什么百年前的那场中国变革失败了?_风闻
新会佬-昨天 01:28
Loong 数字化转型战略指南 2024年07月23日 12:33 上海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你这用维新视角看待转型问题,很有趣啊,其实要解决的都是一个不得不变时其生存和发展之道的问题。如果我们前面是汪洋大海找不到答案,那么或许我们从历史中可以找到到一些经历的火花。
话说126年前的那一年,春夏交织之时,变革运动如烈火烹油,已接近变革沸点。京城里,康有为这变革先锋,得到了几位勇士盟友鼎力相助——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杨锐搭通了高燮曾这位朝中大员的脉络,力荐康有为于皇帝之前。
于是,一场关于变法的对话,在王公大臣与皇帝之间悄然展开。康有为的上书,字里行间透露出“宁为布衣,不做亡国奴”的壮志,以及不忍见国重蹈覆辙的深切忧虑,即便言辞激烈,触动龙颜,皇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大开方便之门,命其日后若有良策,即刻呈上,并赐阅其著作,如《日本变法》与《彼得大帝传》,这标志着康有为正式走进了皇帝的视野,成为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随后,在徐致靖、杨深秀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四月二十三日,一道定国诏书如春风般吹遍京城,宣告新政到来。
康有为等人被召见,并被赋予重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虽未能如光绪帝心中所愿那般重用,却也足以撼动朝野,毕竟在那时,皇帝的权力尚需经过颐和园那扇大门才能施展。自此,一系列新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不仅触及了科举制度的根本,将四书文改为策论,让读书人不再拘泥于古板,更开启了新知的大门;梁启超,因才华横溢而被授予六品衔,掌管译书局,让西方智慧得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删减冗官,设立农工商总局,每一项举措都如同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割着旧制度的腐肉,为国家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
在那个四月到八月,短短百余天的光阴里,康有为仿佛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百日维新”。然而,这辉煌之中,却也藏着难以言说的苦涩与无奈。他虽得皇帝青睐,手握变革之舵,却如同蚍蜉撼树,面对着层层阻碍——上有西太后垂帘听政,下有军机处权倾朝野,外有直隶总督手握重兵,而他,仅仅是个“总理衙门行走”(这不就是DTO么 哈哈),要想撼动这些庞然大物,何其艰难。
西太后精明过人,一眼便看透了康有为的意图,于是她不动声色地布局,将直隶总督之位交给了心腹荣禄,又将裕禄安插在军机处,作为她的耳目,监视着朝中的一举一动。康有为虽有鸿鹄之志,却无回天之力,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旧势力,于是另辟蹊径,通过光绪帝的信任,提拔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赋予他们四品卿衔,让他们在军机处行走,企图以此渗透军机,夺回实权。梁启超曾言,自这四位贤卿入主军机,皇帝与康有为的意志方得稍通,改革之舟似乎要扬帆远航。一时间,奏折需经四卿审阅,上谕也由他们起草,军机大臣们无不侧目而视,心中暗自惊惶。然而,好景不长,这短暂的权力交接,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不到十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变动如风暴般席卷而来,将这一切美好愿景击得粉碎。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位青年才俊尚未踏入军机处的大门之前,朝廷里已经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起因是一位叫王照的小官,他鼓起勇气给皇帝上书,想说说心里话。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比如怀塔布、许应这些大佬,却不肯帮忙转达,还跟他吵了起来。这事儿闹大了,皇帝知道了,心里头也憋着股火,想借着这个机会敲打敲打那些守旧的老臣,于是大手一挥,把礼部的六个高官,不管满人汉人,统统革了职,还赏了王照一顶三品官的帽子。
可这事儿没完,怀塔布的老婆,常在宫里伺候西太后,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儿。她一听老公被革职了,立马跑到西太后面前哭诉,说皇帝这是要把满人都给清理了。西太后一听,心里自然不痛快,对皇帝的态度也多了几分冷淡。等到四卿进了军机处,那更是触动了不少人的神经。他们年轻气盛,一心想改革,可朝廷里那些老狐狸们哪是那么好对付的。皇帝呢,也是左右为难,一边想支持四卿,一边又怕得罪了西太后和那些大臣,丢了自己的位子。他亲笔写了一道手诏,就是后来说的“衣带诏”,里面虽然说了些“朕位且不保”的话,但本意并不是要除掉西太后,只是想让四卿们明白他的难处,希望他们能好好调和各方,让国家强大起来。可这时候,外面已经传出了皇帝要被废的风声,特别是那个“九月天津阅兵”的阴谋,更是让人心惊胆战。荣禄这个直隶总督,手里握着兵权,和西太后一合计,就想借着阅兵的机会,给皇帝点颜色瞧瞧。皇帝呢,也听到了风声,心里着急啊,就想着找个帮手来对付荣禄。
这时候,袁世凯走进了他们的视线。他之前在朝鲜待过,懂点洋务,还支持过变法。皇帝就想着拉拢他,一连召见了他好几次,还给他升了官。谭嗣同更是亲自上阵,去游说袁世凯,希望他能在阅兵的时候保护皇帝,夺回大权,完成兵鉴。可袁世凯这家伙,心里头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上答应了,背地里却另有打算。结果,没等到阅兵呢,政变就先来了。初六那天,一道诏书下来,说是皇帝病了,西太后又出来掌权了。那些新党们,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还有四卿和几个支持变法的官员,都被抓了起来。康有为还算机灵,提前跑了,可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了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场,又凄凄惨惨地落幕了。他的政治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面上看似光绪帝和康有为斗不过西太后的权威。人们常简单归咎于西太后的阻挠,幻想若没有她,光绪帝就能像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引领中国走向富强,避免后来的革命风暴。但不尽然。首先,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虽然吸引了一部分士大夫的注意,但也触动了很多经生文人的底线。这些人中,有的自诩为“卫道者”,坚守传统儒学的阵地;有的则是“假道求食”,借着儒学的外衣谋取私利。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就像是在这些人心中的圣典上动了土,让他们感到愤怒和不安。他们担心,一旦康有为的学说盛行,不仅会动摇儒学的根基,更可能引发对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质疑。
于是,这些“卫道者”们纷纷站出来,指责康有为是“妖魔鬼怪”,企图将他和他的学说扼杀在摇篮之中。其次,变法的推行,也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那些靠着旧制度、旧体制吃饭的人,自然不愿意看到变革的到来。比如裁汰冗官的命令一出,许多原本悠闲的官职被撤销,那些依赖这些职位谋生的人顿时感到恐慌和不安。而那些在科举考试中投入了大量心血和光阴的人,更是无法接受废除八股文的决定。他们担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将化为泡影,对康有为和光绪帝的变革措施充满了怨恨和抵触。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并非仅仅是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权势斗争的结果,而是这种变动影响并忽略了太多人的利益。康有为的学说触动了经生文人的底线,变法措施又打破了许多人的利益链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变法的最终失败。而这一切,也让我们认识到,变革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勇气需要方法,更需要多方的支持。梁启超就曾言,那些守旧之人阻挠变法,并非真见新法有害于国计民生,实则因变法触及了他们的私利。他们依赖八股文求取功名,一旦改为实学,晋升之路便断了;他们凭资历高居要职,一旦重才轻资,其骄傲之本也将荡然无存;他们借职权中饱私囊,若改革核查名实,子孙后代的生计也将无着。
这些人享受着高官厚禄,不思进取,只图安逸享乐,岂肯轻易放弃千辛万苦得来的地位,去为变法效力?张之洞曾私下与梁启超谈及,废除八股文乃变法首要之事,但他却不敢上疏提议,只因怕触怒那些数以万计的读书人,他们若联手反对,自己必遭排挤。康有为之所以能成为维新领袖,正是因他无所畏惧,敢于挑战旧制;而最终失败,也恰因这份不惧,让他孤立无援。
这次变法虽以失败告终,却也有意外的收获。首先,它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觉醒,对康有为的学说,无论是接受还是反对,都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其次,变法给反动势力注入了更强的自信,使他们更加顽固地反对任何变革,这种极端的反动情绪,最终引发了更为激烈的社会动荡。
再者,变法虽旨在消除满汉界限,促进民族融合,却不料适得其反,激起了满汉之间的种族恶感。这并非康梁本意,却是事实如此。他们本想打破隔阂,却意外触动了满人的敏感神经,使得满汉问题复杂化,难以调和。
自此以后,满汉之间的界限非但未能消除,反而因变法的缘故而变得更加清晰。这一结果,实乃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最终历史把包袱扔给了爱新觉罗氏:放弃皇位,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一历史遗留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