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0名运动员，成为巴黎奥运会的试验品_风闻

巴黎为什么拒绝在奥运村安装空调？

是因为巴黎气候温和么？那为什么巴黎乐此不疲地进行抗热浪测试？

是因为财政问题么？那为什么巴黎宁愿采用技术成本更高的制冷方案？

背后的问题，远比气候和财政复杂。10500名运动员，在无意识中成为了巴黎奥运会的试验品，而这场试验的主题是：人类如何在气候变暖的未来世界生存。

01 制冷小史

《凉爽：空调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萨尔瓦托雷·巴西尔（Salvatore Basile）曾说过：

“空调改变了一切，使人们可以在酷热的月份过上正常的生活，这在以前的世代是不会发生的”。

空调，削弱了气候对人类行动的地理限制，使现代生产机制的节奏不会因酷暑而中断。空调，就是现代世界的第一生产力。

一生赋诗四万余首的乾隆皇帝曾有一篇题为《冰碗》的作品：

“浮瓜沉李堆冰盘，晶光杂映琉璃丸……古人点石能成金，吾今化冰将作水”。

清帝来自白山黑水，并不耐酷暑，为了度过华北平原的炎炎夏日，除了迁居承德避暑山庄外，他们的宫廷广泛应用了冰镇技术。主管宫廷杂务的内务府于隆冬时节便派遣差役凿冰储藏，以备夏季冰镇饮品，消暑降温。

清乾隆款掐丝珐琅宝相花大冰箱

这类冰箱不仅可以冰镇食物，以沈阳故宫所藏的清掐丝珐琅蟠龙透雕宝相花兽耳方冰箱为例，箱体设有冰化泄水和散发冷气的空洞，可传出寒气，降低室内温度。

同样是乾隆年前，当清帝在避暑山庄吃着“浮瓜沉李”时，万里之外的不列颠群岛正感受着工业革命的悸动。1756年年，爱丁堡大学的库伦（William Cullen）医生使用泵在一个装有乙醚的容器中制造出真空，再进行煮沸操作，蒸发其中液体，吸收热量，实现了制冷效果。

William Cullen

100多年后，为了改善热带疾病患者的生存体验，美国佛州医生格利（John Gorrie）也曾尝试使用小型蒸汽机冷却空气。不过，这些早期的制冷技术在商业化的过程中都遭受到了挫败。

John Gorrie

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充满断裂与挫败，远非线性的进步叙事。

时针拨到1902年，逃难归来的清宫西太后避暑的法子和乾隆帝别无二致，两位医生的早夭实践却看到了迟来的结果。

这一年，25岁的美国工程师开立（Willis Haviland Carrier）发明了空调，其最早的用处是帮助布鲁克林的一家彩色印刷厂缓解由夏日高温造成的印刷模糊，他借鉴空气通过充满冷水的盘管，在冷却空气的时候去除湿气，从而控制车间的湿度。

开立本人

尽管当时的空调仍属奢侈品，但在彼时的美国，新型的都市文化和人群聚集模式的兴起仍迅速为空调找到了合适的买家：电影院。

在大萧条期间经历逆市繁荣的电影行业利用新型的空调技术，为酷热难耐的观众提供了新奇的体验。同一时期，位于东京的电影院Hogakuza引入了日本的第一台商用空调。

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院

1933年，开立的公司对早期空调进行了进一步改进，配置了由传动带驱动的冷凝装置和蒸发气管，成为今日家用空调的原型。

气候与劳动的微妙平衡悄然变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空调迅速从公共空间向私人住宅扩散，成为美国的大众消费品。截至20世纪60年代，空调已经成为美国，尤其是南方省份新住宅的标配。

02 空调：一种美国和东亚消费品

当代空调在世界上的分布并不均衡，它集中于美国和东亚。

空调市场的形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该地夏季酷热，其二，该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至少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准，这两项条件分别排除了地处温带和寒带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地处热带，但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南方国家，只留下极少数的幸运儿。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从装机总量看，中国、美国和日本分别占据前三的位置，三国总和占据全球空调装机量的67%；从人均空调装机量看，日本、美国、韩国、沙特和中国分别占据前四的位置，并和位居第六的墨西哥形成断崖式差距。

继美国和日韩之后，空调在1990-2010的二十年间迅速进入中国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仅装有0.3台空调，但到了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便飙升至30.8台，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惊人的112.1台。

当然，在中国，我们也能看到空调普及率和地域气候之间的相关关系。

青海是中国空调普及率最低的省份

中国空调普及率最低的省份是青海、西藏、云南和黑龙江等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2023年，上述四个省份每百户的空调拥有量仅有1台、5.3台、5.3台和9.4台，远远低于上海的207.3台、江苏的201.4台、浙江的198.5台和广东的190.1台，也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类似的中部欠发达省份。

巴黎地处北纬48°52′的高纬度，相当于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又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强烈影响，属于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具有冬暖夏凉且降水分布均匀的特征，7月份平均温度仅为16-26度。其他西北欧城市的温度与之类似，柏林7月份平均温度为15-24度，伦敦7月份平均温度更是低至15-23度。

将法国平移到中国地图后的效果

作为对比，哈尔滨7月份平均温度为20-29度，海参崴7月份的平均温度为17-25度。

西北欧夏季的平均温度，低于哈尔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参崴相仿。这也使得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目前，欧洲的每百户的空调拥有量为10台左右，仅相当于吉林和内蒙古等省份的水平。

这些数字也解释了为什么“空调事件”在中国舆论界激起如此大的声浪，在其他许多地区却未能激起一丝涟漪，原因无他，我们本就生活在全球空调普及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具有“幸存者偏差”。

03 曾经的西北欧不需要空调，但不是现在

奥运会使用空调的传统并不古老，在西北欧，这甚至是一桩相当陌生的事情。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方首次在奥运村的餐厅和休息室等公共场所中安装了空调系统，但空调文化并未延续下去。在1932年和1984年之间的半个世纪中，除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外，奥运村均未安装空调。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这些未安装空调的举办地均位于高纬度的欧洲和加拿大，无一例外。

直到1984年之后，随着奥运会主办地越来越多地向新兴的“南方国家”移动，奥运村安装空调才成为一种传统。但西北欧并未乘上这一东风，除2012年的伦敦外，没有一座在1984年后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位于气候温和的西北欧。也就是说，在西北欧的奥运史上，事实上只有过2012年这一次安装空调的经历。

巴黎，遵循了西北欧的“光荣传统”。

欧洲的批评家有时宣称在这一差异中看到了美国意识形态和欧洲价值的差异，前者总是蕴含着创造性的破坏，他们倾向于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而非与自然共处。

然而，这些梦呓式的评论在现实面前却显得如此无力。热浪悄然而至，欧洲的气候正在面临灾变。

2003年，新世纪的第一波热浪造成欧洲超过70000例死亡。2022年和2023年，欧洲大陆南部连续遭遇有史以来最热的季节，希腊、西班牙东部、撒丁岛、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都检测出超过45度的极端高温。

2022年的欧洲热浪

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明确罗列了未来欧洲各个地理单元面临的主要地理风险，其中，地中海区域和欧洲大陆暴露于极端热浪和干旱的风险均显著升高，将对制冷产生更为强烈的需求。

巴黎恰好处于欧洲大陆和北大西洋地带的交界处，同样未能幸免于热浪的强侵袭。在2020年8月6日至13日的热浪中，巴黎的气温一度接近40度。设置于1872年的巴黎Montsouris气象站保留了一百多年来巴黎地区的温度、降水、湿润度、气压和日照时间等历史气候数据。

Montsouris气象站

在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条陡然上升的曲线。全球气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迅速变暖，而欧洲恰好是气候变暖最为迅速的大陆。

欧洲的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地区

相对于工业化早期的1850-190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1.35度，而巴黎的上升幅度却达到了惊人的2.3度。根据气候变化评估委员会（GIEC）评估，巴黎的气温已经达到了12万5千年以来的历史峰值。

1900-2022年巴黎平均气温演化，可以看出巴黎平均气温自1980年代开始迅速上升

例如，在1873-1902年间，巴黎每年平均有7.2天的最高温度超过30度，每年平均有0.2个夜晚最低温度超过20度，然而，在2001-2020年间，每年已有13.6天最高温度超过30度，5晚最低温度超过20度。

热浪下的巴黎

法国同时处于欧洲大陆、北大西洋地带和地中海世界的交界处，南方和中部受到热浪的强烈影响，甚至巴黎也未能幸免。根据法国气象机构Météo-France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法国经历了22次热浪，在2020年8月6日至13日和2022年7月31日至8月13日的热浪中，巴黎的最高温已经迫近40度。

气候，已经很难再成为拒绝使用空调的辩词。

2024年6月18日，朴茨茅斯大学发布了一份题为《火之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高温风险》（Rings of Fire：Heat risks at the 2024 Paris Olympics）的调查报告，认为运动员将有可能暴露于危险的高温之中。

热浪之下，法国和欧洲的空调需求量正在迅速升温。欧洲的空调需求从1990年的4400万增长到2019年的1.1亿，根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截至2050年，这一需求量将到达2.75亿。

不过，欧洲的决策者对大规模使用空调仍疑虑重重。

04 巴黎的豪赌

欧洲的迟疑是多方面的。

和2012年的伦敦不同，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语境中，今日欧洲对制冷技术的需求恰好与另外两个历史周期相叠加，其一是欧洲能源主权论在新冷战背景下的甚嚣尘上，其二是欧洲的环保政治，两者从实践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限制了欧洲对空调这一传统制冷技术的依赖。

从欧洲的视角看，首先，如果具有7.4亿人口的欧洲按照美国或东亚的普及率购置空调，那么将造成1110太瓦时的电力缺口，这一数字相当于法国与德国发电量的总和，或者中国2022年发电量的10%。如果真要开启空调普及化的历史进程，那么如此巨大的能源缺口如何填补就成为了巨大的问题。

然而，欧洲仍处在能源危机的余波中。自俄乌战争后，全球的油价、天然气价格，乃至电力价格均创下200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对外丧失俄罗斯廉价能源的欧洲对内又面对着公共舆论和环保组织的重重压力，无法乞灵于化石燃料和核能，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

其次，即使欧洲解决能源缺口，欧洲仍需考虑大规模使用空调的外部成本。空调的制冷剂会释放温室气体，加剧臭氧层空洞和城市中的热岛效应。

但更为严峻的是，全球每生产一千瓦时电力平均要排放505克二氧化碳，如果在全部依赖化石燃料的情况下向空调供电，1110太瓦时的发电量意味着将向大气中多排放5.65亿吨二氧化碳。作为对比，2022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8亿吨。欧洲普及空调一事，便足以让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1.5%。

这显然与欧洲长期以来高调宣传的环保低碳理念不符。

非洲的热浪更为致命

更加麻烦的是，欧洲还不得不对未来可能的气候难民潮有所担忧。

除了7.4亿人口的欧洲，同样在热浪中挣扎的还有非洲、南亚与东南亚的30亿人口，他们的热浪远比东亚和北美致命，但空调普及率却可以忽略不计。

作为升温最为迅速的大陆，欧洲不能不考虑现有技术方案的生态和社会后果。如果欧洲无法摆脱“气候变暖-推广空调使用-气候进一步变暖”的恶性循环，不仅欧洲将面临更多的酷暑与热浪，非洲、南亚等热带地区的生态气候有会被彻底摧毁的风险。由于山海阻隔，这些气候难民无法涌向东亚或北美，但他们可以穿越地中海，将这片狭窄的大陆淹没。

气候难民

巨大的生存性焦虑，迫使欧洲走在“环保制冷”的第一线，尝试去开拓一条更为可持续，但成本更为高昂、回报周期更长，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策略。欧洲希望在制冷技术上另辟蹊径，利用清洁能源实现空气冷却。正如巴黎市长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所说，她希望“巴黎奥运会成为环保领域的模范” 。

伊达尔戈

法国建筑师希望在不借助空调的情况下，将室内温度保持在23至26摄氏度之间。巴黎奥运“环保制冷”的代表作是地下水冷系统（geothermal energy）和太阳能热冷却系统。

由于地下温度比地表温度更稳定，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低于室内温度。通过地空气热交换器，技术人员可以将建筑物内部的热量传送到地球内部。太阳能热冷却系统则通过太阳能收集器收集太阳光的热能，并将热量转移给冷凝水循环系统，使冷凝水温度降低，再由冷凝水泵将冷凝水送到建筑物内部的空调机组，达成制冷目的。这一冷却过程不会产生任何温室气体排放。

巴黎奥运村

除此之外，法国设计师还在建筑物中内置绝缘材料，隔绝外部热浪对室内的影响。当然，为了使这一套冷却系统发挥作用，运动员必须主动地履行环保职能，在白天确保百叶窗关闭。

从巴黎对外公布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一套环保的制冷装置是有效的。在一次热浪模拟中，当室外温度达到41度时，即使是最高楼层、朝南或两侧阳光直射的房间，其温度也保持在28度，其他房间则更低。

至于它们的实际表现如何，巴黎奥运明天就会召开，很快我们就将看到全球运动员的实际反馈。

巴黎空调事件在中文舆论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支持者认为巴黎的气候本就无需空调，反对者嘲讽法国人的“贫穷”与“抠门”。

但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巴黎曾经的气温的确宜人，但热浪如今已成为高悬于巴黎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法国人的确拒绝安装空调，但他们为了“环保制冷”付出的代价却比安装空调更为高昂。

巴黎空调事件可以看做是，人类生产方式向低碳新能源结构性转型的过渡期，法国人为了验证新型制冷方式所做的一次公开实验。当然这次实验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它构成了法国气候外交的一部分。

作为旁观者，我认为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实验，如果最终结果是真的可以不排放温室气体就实现高效制冷，那我表示很欣慰。只不过运动员们有很大概率会因此苦上一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