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上第一投资人，曾任孤寡院长50年_风闻

7月3日，日本新版纸币正式发布，其中面额最大的10000元日钞，人物由福泽谕吉换成了涩泽荣一。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其实对当代日本人来说，在2019年公布更换纸币人物的消息传出前，也少有人清楚涩泽荣一的生平与成就，尽管他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最上方的10000元日钞头像

涩泽荣一一生共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覆盖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假如用现代风险投资的视角来看，涩泽荣一堪称日本历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投资人。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商人，一度是个尊皇攘夷、立志杀洋人的日本“义和团”骨干成员。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涩泽荣一，读过一些儒家经典，早年因为日本“黑船事件”，一度是冲动的热血青年。不过，在乡里一位见过世面的长者的彻夜劝说下，涩泽荣一最终放弃了刺杀者角色，转而在种种奇遇之下，成了德川庆喜的家臣，由一位农民转成了“武士”。

1866年，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去世，德川庆喜成为第十五代幕府将军

正是这一阶层的转变，使得涩泽荣一有机会在德川庆喜继承将军之位后，于1868年被派到法国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那一年，涩泽荣一28岁。

参加巴黎博览会的过程再次改变了涩泽荣一的观念，除了作为代表团财务负责人，被迫掌握了很多财会知识外，也从此树立了推动日本“官商平等”的社会目标。至少有三件事情震撼了涩泽荣一，一是途经红海时看到正在施工的苏伊士运河，打听到竟然是民营公司在负责运河开发，令他惊讶不已；二是到达巴黎后目睹城市景观之宏伟，商人与官员地位之平等；三是当场见证了德国皇帝向日本代表团推荐本国钢铁企业钢铁产品。

1869年，从欧洲返回日本的涩泽荣一很快入职大藏省，职位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他整顿政府财政制度，根据旅欧心得写成《立会略则》，向日本各界介绍了设立股份公司株式会社的宗旨、要领和规则。5年后，因为政见不合，涩泽荣一选择辞职下海，开始了他由仕入商的大半人生。

7月12日，赛格大道在深圳对日本产业研究专家李海燕先生进行了专访。

李海燕先生旅日16载，毕业于日本著名的一桥大学商学院，后在日本金融、地产等行业从业多年，2011年回国后潜心研究日本近代产业变迁，对日本科技创新、商业出海、产业升级等议题颇有心得，以下是部分访谈内容：

抬高涩泽荣一，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共识

赛格大道：一生参与创立了500多家企业，涩泽荣一是每一家企业都亲力亲为，还是有些只是做一些财务支持？

李海燕：他创立这么多企业，本质上是银行家+天使投资人的角色。他一生当中担任职务最长的是第一银行，这是日本近代第一家银行，原来叫第一国立银行，后来称为第一银行，他担任行长将近50年时间。初期，第一银行充当了央行的角色，后来日本的央行正式成立，它才成为普通的商业银行。

位于东京日本桥的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大厦

涩泽荣一离开大藏省后，相继创立了大阪纺织公司、帝国饭店等等几百家企业。创立的这些企业中，他要么是会长，要么是董事会成员，很大一部分企业都由他挑选职业经理人或技术骨干去经营。

有些企业比较成熟了，他就退出来，然后拿利润投向社会公益，投向其他企业，他采取这样的周转模式，很像一位成功的天使投资人。

赛格大道：但当时日本肯定是没有VC这个概念。

李海燕：日本有VC概念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事。其实从企业的影响力或者个人拥有资产的情况来讲，涩泽荣一不如明治维新之后诞生的三菱财阀，也不如在300年前就已经诞生绵延到现在的三井、住友这些财阀。

但日本政府给他的礼遇却更高，当时日本也授爵，就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涩泽荣一的爵位比三井、三菱、住友家族的这些人高一档。一开始，这些财阀一律被授予男爵爵位，但之后，涩泽荣一是唯一升到子爵的企业家。

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社会公益的贡献。比如他很早参与日本孤寡院的创办，养育孤儿，照顾没人看管的老人。他担任孤寡院负责人，不是挂个职就行，每个月要去看他们，一共坚持了50年。

赛格大道：等于他同时是银行行长和孤寡院院长。

李海燕：对，这两个职务担任时间最长。涩泽荣一为什么后来得到极高的社会评价？因为他对社会贡献的事情坚持得更久、坚持得更多。今天，日本政府把涩泽荣一弄成钞票上的人物，其实也反映了日本政府想要什么、民众想要什么的潜意识。

赛格大道：它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共识的投射。

李海燕：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国家的货币上有企业家，应该是唯一的。我想日本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鼓励日本年轻人像涩泽荣一那样去创业、去投资；第二，鼓励日本企业家像涩泽荣一那样关注社会公益，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ESG、SDGs这些概念，涩泽荣一在100年以前都干过了。

涩泽荣一，主张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赛格大道：《论语与算盘》代表了涩泽荣一的经营哲学，提起出“义利合一”的说法，听起来好像对创业者或者企业家的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怎么去解决普通人私利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李海燕：事实上，涩泽荣一从来没有否定过企业是盈利的、人是自私的这一点。他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一生当中参与设立了500多家企业，还有几百家社会团体机构的创立。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论语与算盘》出版于1916年涩泽荣一宣布退出实业界之际

他提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首先他也叫谋求利润，但他的谋求利润更多是以合理的制度和重视企业经营、技术来谋取。比如他在设立大阪纺织公司时，他很清楚小规模工厂没有规模效应，作为生意来讲是不行的。只有引入最先进的设备，聘请外国的工程师，通过大工厂模式，才能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并获取高额的利润。

涩泽荣一做人非常高明的一点，在于他并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把大量利润投向社会公益。比如找他帮忙的人当中，有些人的动机并不是完全跟他一样。但是他认为只要这个事对社会是无害的或者是有利的，就可以配合。他认为必须先把经济运转起来，然后再来考虑如何为社会公益做更大的贡献。

赛格大道：这个有点像中国的说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所以我理解义利合一是个目标，一种趋势，而不是马上可以达到的状态。

李海燕：涩泽荣一并没有非常着急，他是距离感保持得非常好的一个人，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恰当的一个人，包括他跟政治人物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只要朝着有利于社会的目标就可以了，不会强求他人做完人。

对比张謇，涩泽荣一赢在了时代

赛格大道：同时代的中国，也有一个实业家张謇，他比涩泽荣一更晚出生，更早去世，但他们大致算是同时代的人。张謇除了实业上的成功，也做了很多社会的公益，办学校、办妇女儿童等等相关的公益事业。也很巧，他状元出身，也是辞官不做，下海。我不清楚您怎么看张謇，或者他们之间有没有可比性？

李海燕：可比性当然是有的，我是觉得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报国或者通过自己的贡献谋求国家跟社会富强的共同的朴素心理。包括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也都有这种共同的情绪，通过实业去做，我觉得这两点是相同的。

不同的是，可能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转型比较顺畅，而我们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大，历史也比较悠久，它面临的阻碍跟障碍更多，这也是张謇最终没有能够有更大成就的外部环境因素。

晚清状元张謇曾创办中国第一个民营资本集团“大生纱厂”，之后涉足多个领域，并积极创办银行、学校、医院、博物馆等，1926年去世。

从个人上，不是说涩泽荣一比张謇能力强或者谁能力差，客观来讲，涩泽荣一我认为也是“七分时代、三分英雄”，是时代造就了涩泽荣一。

赛格大道：没有涩泽荣一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涩泽荣一。

李海燕：对，可以这样说，因为刚好这个时代，他做了每个时代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做了他应该做的可以做的事。而我们自始自终在现代化转型当中，因为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方也大，我们转型的过程会比日本人要慢得多。当然这不是我们国家一个国家，在近代化的转型当中，日本是个特例，它不是一个普遍的例子，你想想周围很多的亚非拉国家还不如我们。

赛格大道：我有个观察，我抛出来请教您：感觉日本无论是在幕府统治的时候，还是到了1868年之后，始终都在学习转型，它的主体性没那么强，它不觉得自己就可以是个榜样；但中华文明不是这样，晚清官方会认为我是天朝，都得来学我。所以可能我们的主体性会更强一点，导致我们转型特别慢，即便我们沿海的地方转得快一点，但比如我们西北或者北方政治力量登上了权力舞台，又会把你往回拉。

李海燕：我认为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客观存在的；首先日本面积与人口都少得多；第二，日本过去一直处在边缘，与中国也存在朝贡关系。不管是国家的转型还是商业转型，过去的优势会变成劣势甚至包袱。近代日本是属于轻装上阵，它确实没有中国那样很多的历史沉淀、思想包袱。

今天的互联网，承担了创新枢纽角色

赛格大道：回到涩泽荣一上来。之前我看您在FT中文网的文章，把涩泽荣一比作近代日本企业发展和创新的平台，并提出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枢纽是互联网，二者有一种怎样的相似点？

李海燕：明治时期，日本全国才1万多家企业，涩泽荣一一个人就参与创立了500多家，说涩泽荣一是明治日本时代的创新枢纽，完全名实相符。那个时代，涩泽荣一对日本的金融、电力、铁道、燃气、建筑都做了大量基础工作。拿建筑行业来说，当时日本都是木制建筑，它要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建高楼最基础的东西是砖头和水泥，他做了大量投入。

涩泽荣一还参与创办了麒麟麦酒、札幌啤酒、大日本制糖等公司

今天，全世界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数据，是算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最重要的创新平台和创新推动力。互联网公司的重要意义，我认为超过了传统的高速公路，也超过了传统的水电煤等基础设施。

赛格大道：最后一个问题。国内舆论有些时候关注日本时说的比较多的是，你看日本的GDP快要被德国超过了，再过几年被印度超过了。但另外一方面，国内也有一些人会在说，日本通过过去二三十年的海外投资并购再造了一个日本，它的GNP很高。您怎么看？

李海燕：后一种说法，通俗的版本叫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我认为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这不是一个圆滑的回答，就看你的着眼点在哪里，判断基准是什么。

现在风云突起的人工智能，日本是处在第三的位置。但人工智能也好、互联网也好，“第三”往往是非常尴尬的，因为第一名会把大部分的市值市场都给干掉，第二名可能还能分到一杯羹，但留给第三可能什么也不剩了。从这个方面来讲，日本有它麻烦的地方，经济规模、科技竞争力，这些挑战都是在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从日本经济的柔韧性来讲，或者它的平稳性来讲，日本应该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去学习的，表现出了很强的特点。面对下行状态，大多数国家都很难平稳降落，但日本做到了，它的居民生活水平保持得很不错，失业率很低，商业出海做得非常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