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在CCG谈中美青年人文交流_风闻

2024年7月5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国际青年领袖对话（GYLD）”项目共同举办“中美青年人文交流”主题对话。本次活动特邀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主席、“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顾问、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博士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首先，我要感谢CCG，感谢辉耀和苗绿组织这次活动。每次来北京参加CCG的活动都是一种荣幸，因为总能听到一些引人深思的内容。

接下来，我想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我曾在昆山杜克大学担任了五年的常务副校长。我担任这个职务的部分原因是我坚信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一起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理念代表着未来的方向。在我五年的任期中，我发现当人们在这种环境中投入资源时，能看到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能够在此与各位见面，我感到非常荣幸。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上。过去，科技和教育合作曾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基础要素。即便中美政府层面的关系出现问题，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仍能持续推进。从1979年到2015年，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美在教育和科技这两个领域的关系始终在稳步上升。然而，从奥巴马政府末期开始，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在两周前发表了一篇题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如何削弱教育交流、学生流动、大学研究合作》的文章。我建议大家阅读这篇文章，因为它详细阐述了中美教育领域关系受损的程度，这是我们必须认真了解的。无论是签证问题、机场问询，还是科技合作协议尚未续签、中国来美学生数量减少以及美国来华学生人数下降，这些因素都在影响两国交流的水平、质量和层次。就建立信任和增进两国之间的理解而言，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这些交流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交流，双方关系将受到显著的损害。

不幸的是，上周情况再次出现了不利的进展。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发表声明，建议美国或许应将中国学生的学习重点更多地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而将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研究留给来自印度的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一天，库尔特·坎贝尔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负责人一同会见了印度高级官员，讨论美国与印度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全新合作倡议。

结合这两项声明，可以明显看出，这些举措是在牺牲中美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

库尔特·坎贝尔的声明在我看来十分荒谬。实际上，这一言论来自美国的二号外交官，无法被忽视。坦率地说，美国重新调整教育合作的方向、单方面倾向于关注印度，这将对未来几年美国的人才培养造成灾难性影响。我们当然欢迎更多来自印度的学生，但不应以牺牲中国学生为代价。

尽管负面因素持续存在，我仍希望提供一个更加积极的视角。科教领域的交流是一个尚未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话题，鉴于当前的政治气候，这一话题被刻意低调处理。

当然，正如苗绿秘书长所提到的，我们必须认可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于旧金山向拜登总统提出的慷慨提议，即在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善意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方面，特别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作为协调机构，做出了积极的动员。

遗憾的是，美国方面尚未指定任何对应的组织。这一情况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十万强”计划（100,000 Strong）类似，当时也缺乏一个协调机构来推动该计划的实施。

不过，回到积极的方面，至少我们还有一些保持乐观的理由。

在2023年5月，我组织了一队由八位高级大学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教育与科技部门进行了会谈。我们进行了三小时富有成效的讨论，随后与时任中国大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午餐交流，深入探讨了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振兴教育往来。此次会议成果显著，于是我们决定将其拓展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对话，并建立了“美中高等教育对话”，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作为对口机构。

在2023年9月，14位美国大学官员在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总部与15位中国大学官员就双边教育关系中的问题和未来机会进行了为期两天半的深入讨论。讨论内容涉及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学术交流、校园事务、联合研究以及政策相关问题。

讨论过程非常坦诚直接，但我们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外交礼仪。虽然原计划不对外发布新闻稿或总结文件，但由于会议取得了显著成功，双方决定发布一份总结文件。如果您访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或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网站，可以找到此次会议的总结声明。

我认为该会议的成功源于其不仅仅是一次校长层面的会议。我们汇聚了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具有切实经验的高级学术官员。他们对中美关系有深刻的理解，曾经参与其中，并且了解其潜力与挑战。参会人员包括中美国际事务副校长、学生事务副校长、研发副校长以及学术事务副校长。我们汇聚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即使这些经验并不总是积极的。

我很高兴地指出，该会议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中美双方实际上没有充分宣传过去40年的教育合作成就。这种情况颇具讽刺意味。尽管中美在教育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功，包括启动了若干所联合大学，如昆山杜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以及达成了数百个类似的合作倡议，例如南京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与密歇根大学、四川大学与匹兹堡大学之间的联合学位项目。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成就，但两国仍需进行进一步的宣传。这些仅仅是已达成的一部分成就。

我们还认识到，美国教育体系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塑造作用。例如，中国出现了以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为模型的R1级综合研究大学，同时也逐渐摆脱了曾经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大学体系，在苏联模式的大学中，研究曾不被视为大学发展的重要元素。

在2023年9月的会议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由五至六名所谓的“推动者和引领者”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旨在为下一步行动提供指导。该委员会在几周前召开了会议，并启动了第二轮对话的筹备工作，第二轮对话计划于今年10月底在北京举行。

与此同时，我们举办了两场大型网络研讨会，其中一场的参与人数超过700人。两场研讨会旨在探讨中美学生人数不平衡的原因，尤其是讨论阻碍美国学生来中国的因素有哪些。当然，我们也关注中国学生赴美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需要直接加以解决。

这些活动的举办使未来前景变得更加乐观。我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改善的潜力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基层，而非高层。

这让我想起了2017年中国时任副总理刘延东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讲话。她指出，即便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尽如人意，人文交流仍能继续在建立信任和联结两国社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轮对话会议将比第一次会议规模稍大，并将新增更多参与者，以便在经验和知识方面实现更广泛的共享。我们认识到，必须解决阻碍重振教育联系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教育关系曾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美国方面的一个困难是，公立大学和州立大学在摆脱所谓的主流反华言论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它们受到州立法机关的预算限制，同时也担心如果与中国过于亲密，可能会失去联邦政府对其研究的公众支持。尽管没有法律禁止它们与中国接触，也没有法律规定它们会因此失去资助，但这种担忧仍然存在。

一些人可能知道，我2023年时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期间我感到该大学过多限制了与中国的接触，于是我辞去了该大学的教学职务。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情感化的决定，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我认为，即便对话机制仍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但各类美国机构，无论大小、无论是常春藤盟校还是非常春藤盟校，都依然希望与中国建立关系。在我们征集对话参与者时，这一现象得到了验证，许多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些机构采用了所谓的“既不询问，也不告知”政策——他们将一批学生送往中国，学生们安全返回后，没有人知晓这一过程，也没有人提出投诉。不幸的是，这些机构大多是像常春藤盟校那样的私立学校，它们对联邦资金的担忧相对较少，生存压力也较小。

将美国学生送往中国这件事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个人安全方面，许多人担心学生们来到中国后，可能会因为政治原因被拘留，导致他们无法回国。我认为这种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在我四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未曾遇到过任何美国学生因政治原因被阻止离开中国的情况。因此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只是一些人无根据的言论。

当然，无论是来中国的美国人还是来美国的中国人，都必须遵守社会的规章制度。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如果你违反了法律，那么你就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

因此，我对中美教育关系感到非常兴奋，尤其是因为第二轮对话会议正在顺利推进。此次对话旨在以行动为导向，不论是议程的设计人还是草案的撰写者，都充分体现了以行动为主导的理念，人们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并共同致力于实施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到目前为止，这都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经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鉴于两国的政治气候，特别是美国对双边关系的态度，此次对话一直保持低调。坦率地说，即使是在教育领域，也存在一些人真的希望看到中美往来减少。在美国国会和美国部分政府部门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根本上切断与中国的所有联系。有人认为，美国教育中国人，就是在帮助培养一个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帮助推动中国利益的实现，而这与美国的利益是相违背的。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若观察当今美国经济，我们会发现，在STEM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教授们，以及主导硅谷技术企业的企业家们，大多数都来自中国。人们都在思考，这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未来将被如何对待，他们的处境将对美国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正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想指出，正如此前所说的，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碎片化的时期。在教育领域，我们也正在经历一个因国家安全担忧而导致国际高等教育裂痕的阶段。

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全力反击。中美两国都从双边交往关系中受益，如果这种关系受到某种限制或削弱，两国都将继续遭受巨大的损失。

我不准备袖手旁观，纵容这种情况发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和我一起努力，让教育关系继续向前发展。非常感谢。

（本文根据嘉宾在全球化智库（CCG）与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国际青年领袖对话（GYLD）”项目共同举办“中美青年人文交流”主题对话上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