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低吟“绝望者之歌”的江浙沪土著_风闻

又一位80后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他便是詹姆斯·戴维·万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

最近，他被共和党提名为下一届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考虑到目前共和民主两党的攻守之势，万斯大概率将登顶副王座。

相比作为政客、风险投资家，万斯之前更广为大众所熟知的身份是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又译“绝望者之歌”）的作者。该书讲述了万斯这个来自美国铁锈带贫困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如何从周遭充斥着暴力、酗酒和药物滥用的生活泥淖中挣扎出来，参军、上大学、进耶鲁，一步步改变命运的经历，堪称现代版的“美国梦”。

2020年，奈飞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没时间看书的朋友可以抽出两个小时看看电影，它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底层工人阶级的处境与心态，以及由此引起的一连串反应，包括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美国的事情毕竟太过遥远，人们更关心身边的事情、眼前的生活。但其实，类似的遭遇我们自己也曾亲历过。

这两年，“鹤岗化”这个词很火。前不久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只有长三角避免了‘鹤岗化’？”文章发出后，有人留言表达了不同看法，觉得鹤岗化是大势所趋，各地只是早晚的差别。

对于这一预测，我无从判断其对错，但他的提醒倒是让我想起，仅仅30年前，江浙沪的工人阶级、城市平民确曾经历过一波时代车轮的碾压。

这场名为“国企改革”的下岗潮，不仅冲毁了东北，冲垮了三线，也冲击到了富庶的江浙沪地区。如今在互联网上被作为幸运儿代名词的“江浙沪独生子/女”，在其童年时代，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差点掉进“鹤岗化”的泥淖，唱响“绝望者之歌”。

这也是我作为万斯的同龄人，在观看《乡下人的悲歌》时特别有代入感的原因。片中的很多场景、人物、桥段，都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忍不住一吐为快。

和现如今以小区房价为线将人三六九等区隔得清清楚楚、泾渭分明不同，1990年代旧城大改造前的中国城市，虽说街区拥挤、建筑破败、住房紧张，但也意外造成了不同人群间的彼此混居。

一条弄堂里往往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

比如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老街，既诞生过陈省身这样的世界级数学大师，走出了上海某区的区长，也曾隐匿过重庆渣滓洞的刽子手，至于旧时代的娼妓、乡下首富的小妾、国营单位的职员、刑满释放的盲流、个体户、大学生等就更多了，弄堂口、天井里每天都在上演现实版“72家房客”的故事。

当然也有特例，那就是各种工厂的家属新村，那里面的住户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同样的家庭背景，就读同样的子弟学校，甚至吃晚饭时间都像约好了似的统一在下午4点半到5点，白班工人下班的半小时后。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典型的工厂子弟。自1960年代外公外婆从杭州调工作到嘉兴，一家子、两代人、几十年的人生都围绕在民丰造纸厂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

作为本地“五大厂”之首的大型国营工厂，民丰有自己的医院，从托儿所、幼儿园直至高中的完整学校体系，4大片区几十栋的职工住宅。在那个大多数城里人还住在两层砖木老楼的年代，大厂家属区的五层水泥楼房曾令许多人艳羡不已。

这种工人阶级的优越感甚至还体现在口音上。和今天陆家嘴的金融白领喜欢说话时夹带几个英文词汇类似，那个年代的大厂，因为工人来自天南海北，口音也多少异于本地方言。比如民丰人讲话时就总会掺杂着一些上海腔，这也成为他们区别于嘉兴城里人的地方。

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区域场景中切换着度过的，所以有幸与城市平民、工厂子弟都打过交道。当然大部分的时间里，我是生活在老城的街巷里弄中。

和《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小时候一样，顽劣，几乎是我们那一片小孩共同的特征。除了不抽烟不碰叶子，骂人、打架、翻墙、爬树，给邻居家养的鸡喂皮筋，向别人晒的煤球泼水，几乎“无恶不作”。

当时，电视里正在热播《绝代双骄》，于是我们中间最为顽劣的四个人便被邻里街坊扣了个“四大恶人”的称号。但如何治服我们这几个“恶人”，大人们却犯了难。

事实上，我们的父辈，那些当时自己也正在经受下岗潮冲击的无助的上班族，虽然心里明白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却往往显得言行不一。一边自己叼着烟卷搓着麻将，一边呵斥我们不要出去瞎玩，好好读书。

这样的言传身教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说的次数多了，烦了，躁了，最后就只剩下拿扫把或者鞋底，一顿暴打。这种无论东西、不分中美几乎一致的工人阶级式的粗暴做法，混杂着中国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是大多数80后平民子弟都曾经历过的人生第一课。只是有些人忍受住了，有些人学乖了，而有些人则变得更叛逆了。

按照我的天性，原本大概率会沦为第三种人。好在我的父亲，一个万斯外婆式的“红脖子”，两次及时出手，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

父亲做的第一件正确的事，是把我送进本地最好的小学。

在托儿所、幼儿园阶段，我上的是母亲单位办的职工子弟学校。不出意外，幼儿园毕业后我将入读工厂附属的小学。我的同学走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升学路径。

但当时年幼的我，不知哪来的想法，非要去读本市最好的实验小学。其实我家并不在实验小学的学区范围内，但就因我的一句童言无忌，父亲拍了板，姑父走了关系，大伯掏了一千块钱，几乎是全家总动员，最终还真把我送进了实验小学。

尤其是那一千块赞助费，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94年的一千块，当时大部分人的月薪才三四百，8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还是那样的遥不可及。那时候的家长虽然也重视子女教育，但远没有现在那么卷，愿意掏出一千元来择校的并不多。后来我中考失利，父亲又拿出他企业破产、买断工龄的两万元，再次给我择校。

上大学时，读到出身中产家庭的比尔·盖茨被母亲送入顶级私校的故事，不禁暗自感谢我的父母。虽然他们的两笔教育投资并没有收获如盖茨般的巨大回报，但他们的努力确实把我一步步带离了原先的群体。这其中，父亲在我三年级时做的另一件事，影响尤为深远。

在此之前，我虽然上了名校，但周遭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变。每天放学后，还是和其他几大“恶人”厮混在一起。学习成绩自然可想而知。放寒暑假时，老师让我们写日记，别的同学每天都能写上满满一页纸，而我为了赶着出门玩耍，常常只草草地记上一句话：今天在家和某某、某某、某某拍洋片、过家家、玩奥特曼……

站在小孩子的角度，这样的日子确实过得无忧无虑、乐趣非凡。但看在父亲眼里，如果任由我这样下去，那么大概率人就废了。于是在我即将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忍无可忍的父亲就像从母亲处夺走万斯的外婆一样，不管不顾地把我带离了弄堂，送去了三姑家，由我那当老师的表姐进行看管。之后每年的寒暑假，皆是这样。就此终结了我混沌的童年。

至今我仍记得刚去表姐家时的种种不适——每天几点起床，几点课外阅读，几点背英语，几点画画，几点写作文，都被排得明明白白、满满当当，甚至就连吃饭时间都被限定在一刻钟以内。

而表姐的严厉，更是一度成为我的童年阴影。难过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那些还在老家无忧无虑成天瞎玩的小伙伴，感觉自己就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渴望自由。

直到有一天，以前从不看书的我突然发现了阅读的乐趣，而对漫无目的地疯玩不再提得起兴致，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卷着我走上了不同于其他三位“恶人”的人生轨迹。等到1996年老街拆迁，这些童年的玩伴终于彻底走散了。

再次有他们的消息，已经是我上大学时。有年暑假，“四大恶人”中老四的外婆去世，我随父母前往吊唁，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四。曾经的小胖墩，已经成了高高瘦瘦的技校生。闲聊中得知，老大同样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早早地就工作结婚生子了。而老三，因为家庭变故、父母离异，初中毕业就没再念，开始混社会了。

又过了几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天听到消息，老三贩毒被抓了，后来判了十一年。而他老爹则因吸毒，判了十年。前两年他刑满释放，但我已离开老家，落脚他乡，也不知他现在活得如何？

2000年，江浙沪的下岗潮已进入尾声，但城市化却刚刚拉开序幕。那一年我小学毕业。此前，因为位于市中心的老房子拆迁，我们家搬到了东郊工业区附近。

本来母亲还想复制小学时的做法，花钱找关系把我送进本市最好的初中，但考虑到表姐正好在家附近的学校当老师，我便就近入读了这所由民丰子弟学校改制而来的中学。

在那里，我遇到了好几位幼儿园时的老同学。但重逢的欢愉很快就被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所取代。在经历了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冲击后，这些曾经骄傲、自信的大厂子弟，已经变得让我有些不认识。他们抽烟、逃学、玩世不恭、通宵打游戏、甚至在课堂上与老师对骂，就连进局子喝咖啡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其中不乏像万斯那样出类拔萃的人。我读初中那三年，我们学校出了两位全市中考状元，成为这所工人子弟学校最后的辉煌。在那之后，学校连同曾经的“五大厂”一道，走进了日暮黄昏。而他们的子弟，成绩好的上重高、上名校，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其余的则一直活在父辈人生的延长线上，进工厂，做工人，甚至流落街头当起了小混混。

这些人如今已彻底地从我的朋友圈里消失了，我也再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但他们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声音也不时出现在网络上。虽然可能没有美国的“红脖子”嚷嚷地那么响，但同样充满了沮丧甚至绝望。

它提醒我们，即便是江浙沪的土著中间，也不乏有人掉入了“鹤岗化”的泥淖，低吟着“乡下人的悲歌”。

尽管得益于后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长三角的先天优势，他们过得可能没有万斯家乡的人那么惨，但本质上他们都是被时代列车甩下的“掉队者”。尤其是现在，当又一轮产业转型潮袭来，他们能否幸免，还是会被抛得更远？

如果说上一轮下岗潮，很多工人还能通过退二进三，转行服务业，实现再就业。那么现在，当AI技术降维打击占就业岗位多数的低端服务业，已经退无可退、转无可转的从业者又该何去何从？总不能奢望他们回炉再造，去应聘新科技创造的新岗位吧？这个问题在最近引发热议的“萝卜快跑”事件中被舆论一再提及，可见其严重性与紧迫性。

这些年，东北文艺复兴方兴未艾。且不说这种文艺多少带有些伤痕文学的印记，即使复兴也只是文艺的复兴，但文艺背后那些无助的个体人生呢，他们有被复兴吗？对于下一代来说，或许还能通过读书逃离铁锈区，但对于上有老下有小，脚下已经生根，无法再远走他乡追寻诗和远方的80后、70后来说，如何安顿好注定在走下坡路的后半生，这才是个人及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

《乡下人的悲歌》再火，也只成就了万斯一个人的名利双收，书中那些有名有姓甚至没名没姓人的命运，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少改变。

如果不能打捞这些沉默的声音，拉他们一把，那么绝望迟早会变为怒吼，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听到、看到、被震惊到的。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