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农民工为什么进城？（照看型农民工）_风闻

大龄农民工是指年龄在50岁以上农民工。

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城大龄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

大龄农民工进城的目的也在变化。除了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外，那些以照看家人为主、打工挣钱为辅的农民工（我称为照看型农民工），也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城镇，特别是进入家乡的县城。

大龄农民工进城人数和目的的变化，会对中国的城镇化产生重大影响。

大龄农民工加速进城

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中国50岁及以下农民工总数，2013年达到22806万人的历史最高点后[2]，在最高点附近徘徊到2016年。此后连年下降[3]，从2016年的22790万，减少到2023年的20649万，共减少了2141万，即减少了约9.4%。2013-2023年期间，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总数，增加了5016万人，相当于这十年间全国2859万新增农民工的1.75倍。

中国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逐年上升。特别是202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38.9岁，比2022年上升了1.5岁。

平均年龄一年上升1.5岁意味着什么？

202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为17658万，比2022年增加了468万。假如2022年在城镇打工的所有农民工，2023年都还在城镇工作，则这部分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只应该比上年上升1岁。由此可算出，新增的468万农民工，平均年龄应该是：[38.9×17658-(37.4+1)×17190]÷468=57.3（岁）。

根据官方数据，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2010年的31岁上升到2022年的37.4岁，平均每年上升0.5岁；上升幅度最大的2018年，也只比上一年上升了0.9岁。

按0.9岁计算，2023年新增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还要上升好几岁[4]。

导致高平均年龄的原因，是因为官方公布的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中，包括了60岁以上的人员。对2020年全国60岁以上农民工的人数，我做过粗略的估算[5]。估算结果1322万[6]，占当年官方公布的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人数（7540万）的17.5%。

大龄农民工进城后，工作好找吗？

统计中，农民工分成在户口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本地农民工，和工作在户口所在乡镇地域以外（主要是各类城镇）的外出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要比本地农民工高，发展前景要比本地农民工好，因而农民工打工，首选进城。进城的农民工多了，城镇用工方就有挑选的余地。以农民工为主的行业中，年龄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年轻人的工作效率总体上更高。为降低用工成本，城镇用工方会尽可能地聘用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年龄增大后在城镇找不到工作的大龄农民工则不得不离开城镇，回乡打工或务农。

统计数据表明，2014-2022年，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要比外出农民工大将近10岁，本地农民工中，大龄农民工的比例要比外出农民工高出20-25个百分点。研究人员与媒体的调查也表明，在城市，大龄农民工确实不好找工作[7]。

既然如此，2023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龄农民工进入城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乡村劳动力与农民工的统计口径讲起。

乡村劳动力统计中包括照看型劳动力

家庭中，劳动力需要承担着两种职能：一是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来养家；二是从事家务劳动，主要是照看家庭中的老幼病残。

农民工供过于求的民工潮年代，外出农民工一家往往分居城乡两地。家中的老幼病残及照看他们的劳动力留在乡村，进城的外出农民工则只管工作挣钱、不用照看家人。中国乡村的日常消费水平和住房支出远低于城镇，“家属留乡村”可以大幅度降低外出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支出、进而降低农民工的工资底线。外出农民工本人不用照看家属，可以把原本用于家务的时间，尽可能地用来加班挣钱[8]。对城镇用工方来说，这种两地分居有利于降成本。而对外出农民工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家庭职能的分工。照看家中老幼病残，成为留守乡村劳动力的主要（甚至唯一）职能。

照看自家家人劳动的劳动年龄人口，该不该算入劳动力？按理说，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操持家务的成年劳动者属于非劳动力，不应列入市场经济下的就业统计[9]。但国际通用的就业标准又规定，为取得报酬、每周工作时间在1小时及以上的人，都算就业者[10]。中国乡村几乎家家都有承包地；种地收获的农产品即使自家消费，也属于报酬；只要每天平均花10分钟到自家地里摘点自家吃的菜，照看家人劳动力每周的工作时间就达到上述就业者的标准。因而这些人都被算入农业劳动力。但算归算，实际上这些“农业”劳动力第一位的职能仍然不是务农，而是照看家人。

有资料表明[11]，全国乡村这种照看型劳动力的比例，约占乡村户籍劳动力的10%-15%，人数以千万计。

照看型农民工是怎么出现的？

照看型农民工的出现，与县域中小学教育的变化分不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青少年基本上是在本乡镇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12]。由于当时大学招生名额有限，除了一少部分优秀生外，大多数乡村学生初中毕业后就就业。

最近二三十年，一方面，高校大规模扩招，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4万，增加到2022年1014.5万。另一方面，义务教育布局调整，大量乡村学校被撤并，县域内优秀教育资源不断向县城聚集[13]。

大学扩招拓宽了乡村学生向上流动的渠道。让孩子去质量高的中小学就读，争取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城工作安家，成为相当多乡村家庭的追求。义务教育布局的调整，则迫使越来越多的乡村家庭，将孩子送到户籍所在地的县城接受中小学教育。2020年，全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达到80.25%，高出人口城镇化率 (63.89%) 16.36个百分点[14]。

孩子在乡村就近读书时，长辈可以边工作边照看。孩子去县城读书，离乡村家里较远，长辈就只能到跟着孩子进县城陪读。研究表明，父母双方中，一方陪读的比例越来越高，中西部一些村庄中，该比例已超过1/3[15]；陪读时间也越来越长，从只陪读高三、到陪读整个中学甚至小学[16]。

陪读意味着乡村家庭连续多年在城镇生活。县城的生活支出（特别是县城租房或购房的支出）远高于乡村。为减轻生活压力，在不影响照顾孩子的前提下，照看者还会尽可能地在县城找活干。于是，照看型的乡村“农业”劳动力，就转变成以照看家人为主、打工为辅的照看型农民工[17]。

如果就业形势较好，农民工一方（多为男性）外出打工的收入较高且较稳定，能够独立负担陪读开支，外出农民工夫妻会选择一方外出、另一方（多为女性）留在县城陪读，毕竟妈妈陪读的效果要比爷爷奶奶好[18]。

如果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如2023年），农民工夫妻一方外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负担陪读开支，农民工家庭有两种选择：一是妈妈和奶奶一起陪读，妈妈负责监督孩子学习，同时找一份工作时间长一些、工作灵活性小一些、但收入高一些的工作；奶奶则在照看孩子的日常生活之余，打打零工。二是妈妈也外出打工，由奶奶陪读、爷爷农忙时回乡务农，农闲时在县城打零工[19]。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需要陪读的中学生年龄一般为12-19岁，他们的爷爷奶奶年龄应该比他们大40-50岁，因而这些大龄农民工年龄接近甚至超过六十岁很正常。陪读不是打工，首先考虑的不是陪读者的年龄与工作效率，而是陪读者与被陪读学生是否是一家人。第二，打零工的陪读者工作时有时无，月收入当然比不上正常工作的农民工。打零工的人多了，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就可能增长缓慢甚至下降。202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名义增长率只有3.8%，只相当于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7.7%）[20]的一半。农民工中打零工人员的增加是需要考虑的原因之一。

总之，既然照看型农民工是以照看家人为主、打工为辅，那么，主辅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只能把照看放第一位。

如前所述，2013年是中国50岁及以下农民工总数的历史最高点。此后青壮年农民工的短缺，迫使用工方满足“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21]边照看家人边工作的要求。这就是最近十年，各地出现那么多的“妈妈岗”、“育儿岗”的原因[22]，也是一些县城与乡镇欢迎大龄农民工的原因[23]。

[1] 本文所引统计数据中，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引用时不注明出处。

[2] 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公布的全国农民工总数与相应年龄段人员占比算出。

[3] 唯一的例外，是因新冠肺炎影响，2020年人数剧减后，2021年人数有所回升。

[4] 准确地说，是60.9岁。

[5] 我对自己估算的评价是：依据实在太少，估算结果会有较大误差；但目前关于该年龄组农民工的官方数据奇缺，而判断当前全国农民工供求形势又急需这方面的数据，不得已作此推算。

[6] 详见《超龄农民工清退了，缺工怎么补》，《第一财经日报》2022年5月6日。

[7] 王欧：《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30日；张成刚：《数字化下，零工群体的就业状况如何？》，《虎嗅》2023年12月20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442657.html；《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打零工》，《财经网》2023年4月12日，http://m.caijing.com.cn/article/296169；《“变老、变少”的建筑工人，不得不离开工地》，《澎湃新闻》，2022年6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95978。

[8] 刘林平、张春泥、陈小娟：《农民工的效益观与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对农民工超时加班的意愿和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9期，第50-51、55-56页。

[9] 高鸿业主编：《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5页。

[10] 李晓超：《关于我国调查失业率统计的几个问题》，2020年9月28日，新华网（www.xinhuanet.com/finance/2020-09/28/c_1126550396.htm）。

[11] 黄丹：《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广东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载鲜祖德主编：《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 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沈茂英：《四川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农村政策调整》，《西北人口》2013年第1期；《湖北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人数超过500万人》，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年2月22日，http://www.stats.gov.cn/tjfx/dfxx/t20080221_402463978.htm；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失业报告》，2012年12月9日；《全国妇联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经济网，2013年5月10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305/10/t20130510_24368366.shtml。

[12] 张一晗：《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齐薇薇：《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下母亲陪读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13] 张一晗：同上。

[14] 转引自汪永涛：《家庭视角下县域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基于新时代农民工的多点调研》，《思想战线》2023年第3期，第114页。

[15] 张一晗：同上；蒋宇阳：《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城市规划》2020年第1期。

[16] 张一晗：同上；齐薇薇：同上。

[17] 《再探“妈妈岗”》，《南方日报》2004年5月20日；《“妈妈岗”启示录》，《南方日报》2023年4月10日；张一晗：同上。

[18] 齐薇薇：同上；田北海，黄政：《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9] 石腾飞：《城乡融合发展与高龄农民工“返县就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0] 《2023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年1月17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

[21] 《再探“妈妈岗”》，《南方日报》2004年5月20日。

[22] 我手里一份有关乡村妈妈就业的文档，包括10多篇媒体报道，最早的一篇恰巧是2013年的。此后的报道集中在2016-2019年（7篇）和2023-2024年（10篇）。

[23] 《大龄农民工在一些县城和乡镇成为“香饽饽”》，《工人日报》202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