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在加沙医院做志愿者，所见所闻难以言表_风闻

来源：微博@无心简影

《Politico》报道了一群美国医生在加沙的见闻，只能用惨烈来形容。

在美国，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为任何人做手术，更不用说是一个营养不良、几乎没有知觉、处于脓毒性休克的 9 岁女孩。然而，当我们看到朱莉时，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我们不知道朱莉怎么会出现在加沙欧洲医院的术前区域。我们只能看到她的左腿上戴着外固定器--一个由金属针和金属棒组成的支架，脸上和手臂上的皮肤因爆炸而坏死，她小小的身体被炸得支离破碎。只要一碰她的毯子，她就会发出痛苦和惊恐的尖叫。她正在慢慢死去，所以我们决定冒险麻醉她，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手术室里，我们对朱莉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检查。这个美丽、温顺的小女孩左腿股骨缺失了两英寸，大腿后侧的肌肉和皮肤也大部分缺失。她的两个臀部都被剥开了，皮肉被割得很深，骨盆最下面的骨头都露了出来。当我们用手扫过这片残酷的区域时，蛆虫成群结队地落在手术台上。

“上帝啊”，费罗兹喃喃自语，我们把蛆虫洗到桶里，“她只是个孩子！”

（她的故事在后面还有）

左图：马克·皮尔穆特医生在加沙欧洲医院周围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与一些女孩玩耍。右图：费罗兹·西德瓦（左）正在为一名被枪击的男子进行手术。 |费罗兹·西德瓦（左）；马克·珀尔穆特（右）

我们两个都是人道主义外科医生。在我们总共 57 年的志愿服务生涯中，我们在四大洲的发展中国家执行了 40 多次外科手术。我们习惯于在灾难和战区工作，习惯与死亡、屠杀和绝望亲密接触。

但这些都没有让我们为今年春天在加沙所看到的一切做好准备。

不断乞讨、营养不良、污水横流--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资深战区医生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但再加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口密度、数量庞大的严重伤残儿童和截肢者、持续不断的无人机嗡嗡声、爆炸物和火药的气味--更不用说不断发生的震天动地的爆炸--难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布加沙地带是 “世界上对儿童来说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总是前往最需要我们的地方。今年 3 月，加沙地带显然是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包括费罗兹（左）和珀尔穆特（左二）在内的医护人员团队自愿通过巴勒斯坦美国医学协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我们在午夜时分降落在开罗，并与我们小组的其余 12 人会合：一名急诊护士、一名理疗师、一名麻醉师、另一名创伤外科医生、一名普通外科医生、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两名心脏外科医生以及两名肺病和危重病重症监护医生。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巴勒斯坦美国医学协会自愿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我们是团队中仅有的两名有灾区工作经验的外科医生。我们也是此行中仅有的两位不会说阿拉伯语、非阿拉伯血统、非穆斯林的医生。马克是一名骨科医生，在新泽西州宾斯格罗夫的一个犹太家庭长大。费罗兹是一名创伤外科医生，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一个帕西家庭长大，大学毕业后在海法的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合作社工作。我们都不信教。我们俩对巴以冲突的结果都没有任何政治兴趣，只是希望它结束。

凌晨 3 时 30 分，我们带着我们小组带来的数百袋物资装上面包车，加入了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救助儿童会、无国界医生组织、乐施会和国际医疗队等组织的人员组成的人道主义车队，前往埃及和加沙之间的过境点拉法（现已关闭）。

成千上万辆半挂卡车停靠在近 30 英里长的高速公路旁，这种景象确实令人目不暇接--救生援助车队变成了静止的隧道墙壁，指引我们驶向加沙。经过西奈半岛的半打埃及军事检查站，我们的行程变得缓慢；12 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下午时分抵达。

2024 年 3 月 25 日，拉法过境点埃及一侧，大部分货物从这里运往加沙

拉法口岸的功能就像一个美国乡村机场：一台行李扫描仪、奇怪的程序和最少的设施。对来自数十个援助小组的医疗和人道主义物资进行一次一袋的扫描效率极低。但这是将任何物品运入加沙的唯一可靠途径。

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在参议院发言时指出，以色列当局的援助审批程序不透明且前后矛盾。“前一天被允许的物品，第二天就可能被拒绝…."。

因此，每个人都把自己能带的东西作为个人行李，甚至是手术设备，支付高昂的航空行李费，而不是大宗运输费。现在拉法关闭了，就连加沙医院的这条补给线也被切断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的迹象，他将于周一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他还将会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终于，晚上10点多，我们出发前往萨拉丁路，加沙著名的“死亡之路”。

萨拉丁路是加沙地带的主要南北高速公路。要跨越它，需要依靠一种非常无效的过程，称为“消除冲突”。国际救援委员会表示，“消除冲突”如此不可靠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加沙是世界上救援人员最危险的地方”。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COGAT（以色列国防部负责协调以色列武装部队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办公室）同意在指定时间内不会攻击特定路线上的交通。

这种协调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进行。当应用程序上的道路变绿时，你有 15 分钟的时间在指定路线上下车，而且每隔三小时才能申请解除某条路线的冲突。经过 40 分钟的等待，我们得到了许可，司机们一路狂飙，躲避着沿路的行人和驴车。

志愿者医疗队的睡眠区。团队的一半人睡在邻近的巴勒斯坦护理学院的一个房间里，而另一半人则睡在医院偏远的病人护理区之一

午夜前，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加沙欧洲医院，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一群孩子，他们个子都矮小瘦弱。即使在他们因见到新的外国人而发出的欢呼声中，我们也能听到头顶上以色列无人机的嗡嗡声。

我们来到自己的住处--我们团队的一半人睡在毗邻的巴勒斯坦护理学院的一个房间里，另一半人睡在医院外围的一个病人护理区--在连续不断、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度过了第一个夜晚。（图5）

在那里的整个期间，我们一直生活在以色列会入侵医院的恐惧之中。庆幸的是，我们从未见过一名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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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时，加沙所有医院床位的59%已被摧毁，剩余部分功能尚存的医院的运转，超过了实际床位容量的359%，世界卫生组织称这些医院为“部分运作”。

欧洲医院位于汗尤尼斯东南边缘；它通常是为加沙南部一个拥有 41.9 万人口的城市提供选择性普通外科、整形外科、神经外科和心脏外科服务的三家医院之一。现在，它是 150 多万人唯一的创伤中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很可能是整个加沙地带最安全、资源最丰富的城市街区，但其恐怖程度却无法形容。

从左上角顺时针方向：未经处理的污水从加沙欧洲医院内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流出；一名儿童坐在主重症监护室出口附近的地板上；人们在主重症监护室入口处的大厅地板上排队

我们首先注意到医院过度拥挤：一家拥有 220 个床位的医院收治了 1500 人。本来可以容纳 4 名患者的房间通常可以容纳 10 到 12 名患者，患者被安置在每一个可能的空间中：放射科、公共区域、任何地方。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有 15000 人在医院场地和医院内部避难——甚至堵塞了走廊、整个病房、浴室和壁橱、楼梯，甚至在无菌处理和食品准备设施以及手术室中。医院本身是一个流离失所者的营地。

然后是气味： 重症监护室里弥漫着腐烂和死亡的味道；走廊里臭气熏天，就像一个堆满污物的厨房；医院的院子里弥漫着污水和废炸药的味道。只有手术室相对干净。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僵尸启示录》最初几周的样子和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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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医院的过程中，我们走进了一个重症监护室，发现有多名十几岁的儿童因头部枪伤入院治疗（图7）。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一个孩子可能是在爆炸中无意受伤，或者在以色列入侵儿童医院时被遗忘，据报道，他们甚至让婴儿在儿科重症监护室里死去。

头部枪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张 10 岁男孩的照片，他一个月前头部中弹并接受了颅骨切除术。西德瓦医生拆掉了头皮上的缝线

我们开始看到一系列的孩子，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儿童，他们中的一些被枪击中了头部。他们慢慢地死去，然后被新的被枪击中头部的受害者取代，这些人也会慢慢地死去。他们的家人告诉我们两种可能的情况：这些孩子要么是在室内玩耍时被以色列军队开枪击中的，要么是在街上玩耍时被以色列军队开枪击中的。

（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回应本文的具体问题，但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致力于减轻作战活动中的平民伤害。本着这种精神，以色列国防军做出了巨大努力来估计和考虑其袭击可能造成平民附带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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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见到在医院工作的巴勒斯坦医生和护士时，很明显他们和他们的病人一样，身体和精神都不适。拍拍任何人的背，你的手就会落在两片无衬垫的肩胛骨之间，落在凸出的脊柱上。在任何一个房间里，我们都会发现工作人员的眼睛有黄疸，这是在如此拥挤的条件下感染急性甲型肝炎的明确迹象。

许多工作人员没有紧迫感，往往没有同情心，甚至对儿童也是如此。但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的巴勒斯坦医护同事是加沙地带受创伤最严重的人之一。与加沙的所有巴勒斯坦人一样，他们失去了家人和家园。

事实上，他们中几乎所有人现在都与幸存的家人住在医院内外。尽管他们都在继续满负荷工作，但自 10 月 7 日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领到工资；卫生部门的工资由总部设在拉马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支付，在以色列发动袭击期间总是被切断。

加沙欧洲医院儿科病房内的涂鸦

希法医院和印度尼西亚医院被毁时，许多工作人员正在工作。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在袭击中幸存下来。自10月7日以来，加沙至少有500名医护人员和278名援助人员被杀。其中包括希法医院 36 岁的肾病专家哈曼·阿洛 (Hammam Alloh) 医生，10 月份以色列围困该医院时，他拒绝撤离。

10 月 31 日，在接受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为 “立即民主”（Democracy Now）杂志撰写的采访时，这位医生谈到了他选择留下的原因： “如果我走了，谁来治疗我的病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有权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11 天后，阿洛医生的家遭到以色列空袭，他和三名家人丧生。

在希法医院和印度尼西亚医院遭受袭击后幸存下来的医务人员中，许多人是被以色列军方从这些医院带走的。他们都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恐怖故事： 在囚禁期间，他们几乎没有食物，不断受到虐待，最后被赤身裸体地丢弃在路边。许多人说，他们遭到了模拟处决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和酷刑。

在他的家被摧毀、家人受到威胁后，欧洲医院的院长逃到了埃及，使这个已经不堪重负的医院失去了其长期的领导者。这种无助和迷失方向的感觉因不断传播的谣言而更加恶化，这些谣言涉及绑架、军队调动、粮食运送、水源供应以及所有在被围困的土地上生存和安全所必需的其他重要事项。

由于与外界隔绝，无法获得关于控制他们生或死、食物或饥饿、留或逃的可靠信息，谣言得以传播和放大。

几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在等死，希望以色列能早点结束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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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我们见到了塔梅尔。他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帖子显示，他是一位自豪的年轻人和父亲，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孩子，他成为了一名护士--在这个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去年 11 月以色列突袭印尼医院时，他正在手术室协助骨科小组的工作。他拒绝离开麻醉病人。他说，以色列士兵向他的腿部开枪，打断了他的腿骨。他自己的骨科团队对他进行了护理，放置了外固定器以稳定他破碎的腿。                                                                                                                                   

塔梅尔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照片，显示了他中弹并接受手术后（左）、从以色列拘留所获释后（中）和在加沙欧洲医院接受治疗后（右）的情况。

接下来，塔梅尔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来到他的病房并带走了他，具体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告诉我们，他被绑在桌子上长达 45 天，每天只能喝一盒果汁（有时候是隔一天给一次），而且股骨骨折得不到治疗。他告诉我们，在那段时间里，他被打得很惨，右眼都被打坏了。

由于营养不良，他的股骨骨折处出现了骨髓炎--骨头本身的感染。他说，后来他被赤身裸体地扔在路边。他被感染的断腿上插着金属，右眼悬在眼眶外，他爬行了两英里，直到有人发现他并将他送到欧洲医院。

(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回答有关塔梅尔案件的具体问题，而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份新闻稿，回应了另一家媒体有关斯德特曼监狱虐待和折磨被拘留者的报道。在新闻稿中，以色列国防军否认虐待被拘留者）

当我们在医院见到塔梅尔寻求治疗时，他剩下的只是一副残缺的人形。他的身体因暴力而残废，一只眼睛被手术摘除，他的精神饱受折磨的摧残。这位曾经医治他人的医生，如今却只能不断恳求给他止痛药，完全依赖他人——同时不知道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否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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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在大规模伤亡事件期间抵达的。汗尤尼斯（Khan Younis）是加沙南部的一座城市，自 12 月以来一直遭到围困和轰炸。我们于 3 月 25 日抵达该城时，居住在这里的既有来自北部的流离失所者，也有不顾以色列威胁而没有南逃至拉法的当地人。(以色列军队经常散发传单或发送短信，要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或避难所）。大家庭往往把自己集中在尽可能少的建筑物中。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聚集在一起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或者至少，死在一起比单独死要好。

从加沙欧洲医院二楼看到的一些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景色。该镇居住着来自北方的流离失所者和没有逃往南方拉法的当地人。

我们注意到，爆炸事件似乎在开斋节达到高峰，因为在斋月期间，家家户户都会聚集在一起，用手边的食物开斋。

大部分的轰炸都针对空置建筑物，但当有居民楼被击中时，伤亡人数会激增。活着被我们救出来的人符合非常特定的标准：他们被困在坍塌建筑物中可供人工挖掘的部分，并且他们的伤势不足以致命，能够撑过几个小时的救援时间。

伊斯拉（Israa）是一名 26 岁的女性，肤色白皙，声音低沉，在我们抵达加沙的第二天凌晨 4 点左右，她带着我们的第一批伤员来到了这里。在一片混乱中，没人能为我们翻译，所以我们只能即兴发挥，她在担架上无法控制地抽泣着。她的右膝盖韧带全部撕裂，两条腿有三处开放性骨折，左大腿被撕掉一大块。她的双手二度烧伤，面部、手臂和胸部布满弹片和碎片。在同一事件中，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因致命的创伤性脑损伤前来就诊（第二天早上死亡），一名 7 岁的男孩因脾脏破裂前来就诊（几天后康复）。

左图：26 岁的妇女伊斯拉（Israa）在手术中。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轰炸。右图 主重症监护室的重症监护病人名

我们把伊斯拉送进了手术室。在美国或以色列，这不过是 5 分钟的过渡，但在加沙功能最完善的医院里，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她送到手术室--在这样一个严重受损的空间里工作，根本无法让外伤病人快速进入手术室。

在手术过程中，我们用外固定器对她骨折的股骨、胫骨和踝关节进行了复位，探查了受伤的动脉，从她大腿上的巨大伤口和烧伤的双手中切掉了大块坏死组织（这种手术被称为清创），并为她止血。三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花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完成这一切。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里，我们几乎一直守在她的床边，因为我们知道，受到重创且精疲力竭的当地工作人员不可能照顾好她。

在医院住了三天后，伊斯拉——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们她是如何受伤的： 她的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轰炸。天花板坍塌，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在自己面前。她的亲戚证实，她的整个直系亲属都被埋在了房屋的废墟下。我们不忍心告诉伊斯拉，她的一些孩子此时可能还活着（在废墟里），他们因脱水和败血症而死，死状残酷得难以想象，他们独自被困在漆黑的坟墓中，白天是烤箱，晚上是冰柜。

人们不禁要问，加沙有多少儿童这样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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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当我们在术前区等待时，一位护士指着一个身材瘦小、明显生病的小女孩说：“你能给她做手术吗？”

“清创术”，护士说，然后耸耸肩走开了。

左图:朱莉，9岁，接受了多次手术。为了有机会完全康复，朱里还需要几十个小时的手术和几天的儿科重症监护室，而这些条件在加沙已经不存在了。右图:西德瓦握着朱里的手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朱莉--这个受了可怕重伤的 9 岁女孩。

洗去蛆虫后，我们把她放在右侧，开始工作。我们切掉了四磅重的死肉，尽可能用力地清洗伤口。然后，我们给她包扎好，并为她预约了第二天的再次清创。

她醒来后问道：“Wain baba？"（爸爸在哪里？）

他很快就会来的，我们向她保证。

“你们在撒谎，“她平静地告诉我们。“他肯定死了。”

事实证明，朱莉的父亲并没有死。我们发现他在医院的儿科病房里等着她。他是一个慈爱而温柔的人，每天都在饥荒的土地上寻找他宝贝女儿愿意吃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朱莉是如何致残的：

按照以色列的要求，他们全家从汗尤尼斯疏散到拉法。他和妻子在拼命寻找食物和水的同时，把七个孩子留给了祖父母。他们回来时发现房子已被炸毁，孩子们全部重伤或死亡。朱里幸存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母亲在另一家医院。

在接下来的 10 天里，四名外科医生通过一系列手术，尽最大可能将朱莉的伤口重新拼接起来，为她的伤口清创，将她的股骨两端并拢，缝合腿部肌肉的缝隙，并为她做了结肠造口术，使粪便不再弄脏她的伤口。要想获得完全康复的机会，朱莉还需要在手术台上多躺几十个小时，在专门的儿科重症监护室里多呆几天……而加沙已经没有这样的医院了。

而对朱莉来说，“完全康复 “意味着终生严重和永久的残疾。

然而，在这一切恐怖之中，也有光明的时刻。我们欣喜地看到，朱莉的败血症痊愈后，她的个性又恢复了。她不再温顺地叫着 “巴巴”，也不再一碰她就喊疼，而是像一个知道爸爸在她口袋里的 9 岁小女孩一样机灵。从那时起，她就拒绝接受镇静剂治疗，除非爸爸答应给她吃蜜瓜，并在之后与她的兄弟姐妹通电话，让饥荒和手机服务中断都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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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拉菲夫和拉菲克两兄妹来到急诊室。战争早些时候发生在加沙城的空袭导致他们的母亲和其他 10 名家庭成员丧生，他们尚未发育成熟、营养不良的身体被摧残殆尽。

以色列 3 月份第二次袭击加沙城希法医院时，两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英国慈善机构 “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 “多次要求以色列允许 “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 “将这两名重病儿童从希法医院撤离。据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称，以色列一再拒绝。也许是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孩子们的家人想方设法把他们弄出医院，弄上一辆驴车，向南走了两天，直到来到欧洲医院。兄妹俩到达医院时，静脉注射仍在进行。

拉菲克-多夫诺什（Rafiq Doughnosh）患有严重营养不良，在希法医院被摧毁前，他的家人用驴车将他从医院转移出来

拉菲夫是一个活泼可爱、眼睛明亮的 13 岁女孩，她被截肢的右小腿上有慢性溃疡，右腿的残余部分装有外固定器，从她凹陷的脸和内陷的眼睛可以明显看出她营养不良。不过，她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只要能获得食物、适当的伤口护理和未来的手术治疗（这些都不能保证，但有可能），她就能活下来。但她的兄弟，15

岁的拉菲克（Rafiq）营养严重不良，几乎不能说话。爆炸炸断了他姐姐的脚，炸死了他的母亲，弹片也穿过了他的腹部，撕裂了他的肠子。他的臀部有开放性伤口，使他无法仰卧或坐直，左肩的骨折一直没有愈合，使其僵硬。任何检查都会让他痛得大叫，他一直都很害怕。

我们要求医院收治拉菲克，让他接受插管喂养--将营养物质注入他的胃中，直到他长得足够强壮，可以自己进食--但医院缺乏进行这种简单干预所需的设备，而具备这些基本能力的医院已被摧毁。我们告诉拉菲克的家人寻找他能吃的食物，每天慢慢喂他，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虚假的希望。 如果他不能撤离加沙，他肯定会因为缺少一个 11 美元的塑料管（插管的设备）和一杯蛋白奶昔而死。

战争开始时，加沙有3412张急诊病床，每 1000 人只有 1.5 张病床，而乌克兰每 1000 人有 7.3 张病床。在加沙的医院遭到大规模破坏之后，现在大约有 1400 张急症护理床位，可供 220 万人使用，其中 88000 多人在过去 8 个月中因军事武器而受重伤。

以加沙仅存的医疗资源，治疗 88000 名拉菲夫、拉菲克、尤里斯和伊斯拉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一名女孩走过拉法被炸毁的建筑物。在加沙的医院遭到大面积破坏后，现在大约有 1400 张急症病床，来供 220 万人使用。

正如以消除全球大规模屠杀为使命的非营利组织 “种族灭绝观察”（Genocide Watch）创始人格雷戈里-斯坦顿（Gregory Stanton）在其 2017 年关于缅甸的证词中指出的那样：“法院总是在种族灭绝结束之后才出现，来不及阻止它”。

我们也不抱任何幻想，认为两名美国医生能够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都热切地相信，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人能够阻止正在发生的一切。作为一名犹太裔美国人，马克已经开始告诉他能告诉的每一个人，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与支持犹太教或以色列社会毫无关系。

美国一旦切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炸弹就会停止落下，军队就会撤离。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决定：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谋杀儿童、医生和急救人员？我们赞成还是反对摧毁整个社会？我们赞成还是反对饥饿？

我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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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我们在加沙的生活结束了。

当我们把伊斯拉的治疗交给加拿大骨科医生团队时，她恳求她的 “美国医生 “不要抛弃她。我们用氯胺酮给她注射镇静剂，为她进行最后一次换药，然后在她完全恢复意识之前悄悄离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独自承受痛苦--而我们却可以自由地回到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中去。

我们是在星期一日出后离开的。我们俩都充满了负罪感；我们觉得自己无权离开加沙，离开--而不是永久停留--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

珀尔穆特和西德瓦在离开加沙时走向拉法十字路口，这个决定让他们感到内疚

直到今天，我们俩的良心都不愿让我们忘记，是我们自己选择了离开。

在拉法边境，我们再次遇到了一群孩子。由于没有学校可上，他们围在我们身边，其中一些还在练习英语。其中一个是 9 岁的男孩艾哈迈德。他一辈子都在这块极度贫困和被围困的土地上长大，几乎可以肯定从未见过加沙地带以外的人。他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如果没有任何改变，他将没有未来。

我们都在想，如果一切照旧，2033 年 10 月 7 日，艾哈迈德会在哪里？

7 月 2 日，以色列国防军下令撤离加沙欧洲医院及周边地区。欧洲医院现在已经人去楼空，被绝望的人们洗劫一空。

（文章及图片来源：《政客》，原地址：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7/19/gaza-hospitals-surgeons-00167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