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主动关注女作者的作品？_风闻

文：李慧敏

编辑 | 排版：玉崽

编者按

玉崽在懵懂的少年时代就觉得传统文化枯燥乏味，特别是要求的“慎独”，那种自我审视自我审判的感觉，逼着自己符合某种标准，一定要自律的逼迫感，每每使我分裂。

慧敏曾在与我分享她的一位前任时说，他一直到分手都没有领悟到“感受并理解自己独特的价值”的意义，自己感到虚无，便以己度众生，认为生命本身没有意义，又将此传递给了原本相信“爱是意义”的慧敏，加剧了她内心的自我怀疑。

我对此深有共鸣。我读男作者文字的体验也不好，也是从女作者的文字中确认了自己的感受与价值，慢慢感受到了生命的舒展，慢慢有了掌控感与自由感。

慧敏写这篇文章草稿时，我就已经看了无数遍，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有“好想要与更多人分享”的急切感。

正文

这阵子翻看成年早期的日记，再一次加深了对自己的理解。日记中的许多内容让曾经的我感到羞耻。现在尝试总结，我发现，在缺少榜样的年代，我把小说、传闻轶事与影视作品中当成了自己未来人生路的唯一参照，根据那些信息，我以为“成为强大的女人”是自我超越的唯一可能，而“孤独”的唯一解就是“与异性恋爱”。所以我模仿小说里的样子与一个又一个来路迥异的男人们发生各种各样的纠葛，每一次遭遇挫折，我都想，“肯定是因为我还不够好，我要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

这种思维导致我某种意义上原地转圈了十多年，直到三十四岁读了Marilyn French著作的《醒来的女性》（The Women’s Room），才终于明白自己的思维死角在哪里。之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数不清的女作者的书著，又连着看了三百多部女作者创作的电影，最终才调整好自己的定位，终于学会爱自己、珍惜自己一切或“光鲜”或“羞耻”的过往。

我比千禧一代要晚十多年才接触到这些作品，当然，故事中的米拉到了42岁才离开有毒的环境，比起年龄更大的人，我也算是运气很好的那一拨了。我也知道，我的许多同龄人依然困在某一个由传统文化搭建的陷阱之中，许多千禧后至今也仍然在男学者制定的不给女人空间的哲学系统中奋力寻找自己的位置。

我们需要“Women’s Room”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狭窄逼仄的难以呼吸的阴冷地下室，而是把我们的一切全部放到阳光之下，像热带雨林一样包容所有的可能性，让所有的生灵都找到同类、都拥有许多不同生灵的支持。

这种支持是我在男作者的作品中从未体验过的。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要感受到“完整的世界”、享受到“完整的支持”，我们就至少需要花一半的时间来倾听女人的声音。

我承认一些女性的思维方式与“典型男性”极为相似，但是，作为父权世界中的“第二性”，作为与黑人、穆斯林类似的“非主流”，作为被奴役的群体，作为被默认为“理应照护别人”、“理应拥有高水平共情能力”的群体，我们确实与主流男性有着不同的感受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向。

为何男性作品容易导致女人自卑

作为第二性，每当我们看到赞美传说中的“男性特质”的文本，都不免怀疑自己是否因为缺少某个赘物或是睾酮就缺少了拥有某种“先天美德”的基础；每当看到男人嘲讽一个“娘娘腔”，我们都不免怀疑自己的本质；每当男人说某个女英雌“不像女人”，我们都不免下意识地说一句类似于“可惜我不是男人”这样的话——这样自我厌弃的话就是厌女，在恐惧自身本质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反感所有的同类，我们会把向内的自我攻击也投射到一切与我们相同的长了子宫的人身上。

举个具体的例子，有本讲母女关系的书叫《危险关系》，我拒绝将这本书推荐给任何人的重要原因在于，叙述即引导，使用“危险关系”这个词组本身就已经将女女关系妖魔化了。虽然书里确确实实讲了许多为母为女者的心酸，但这些痛苦是父权制带来的，不是母亲的“原罪”，作者只把自己的视角局限在精神分析，就难免就会对母亲或女儿有所批判。讲母女主题的书其实有很多，理论角度如苏珊·福沃德与唐娜·弗雷泽合作的**《母女关系》（Mothers Who Can’t Love: A Healing Guide for Daughters）,金志允的《母女的世界：爱与憎的矛盾体》，奥娜·多纳特的《成为母亲的选择》（Regretting Motherhood），克里斯蒂·安·罗森（Christine Ann Lawson）的《理解边缘型母亲》（Understanding the Borderline Mother）”等，小说则不计其数，包括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角田光代《第八日的蝉》、金惠珍的《关于女儿》、娜塔莎·沃丁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埃莱娜·费兰特的《暗处的女儿》、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妈妈》、杨本芬的《秋园》等，甚至在并不以“母女关系”为主旨的作品中，金草叶的科幻短篇《为何朝圣者去而不返》、《馆内遗失》、《关于我的宇宙英雄》也都是从女性角度重新审视母亲与母女关系的极好作品，她们的作品明显加入了更多出自真实生活的一手经验与感受**。

更要命的是，“学习的效果”或者说读者阅读某作者的作品时的理解能力除了与读者本人的认知能力之外，还涉及两人**感受系统的一致性/共鸣感。**换句话说，如果A与B的作品都详尽而正确地讨论了某个概念，但A与C有着类似的经历、类似的感受世界的方式，那么，C通过阅读A的作品来了解这一概念的成本是最低的。现实却是，明明是我们（WOMEN）与他们对世界有着不同的感受，当男人之间互相吹捧说“那人好厉害”，但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困难，就会因此怀疑自己的知识积累，怀疑自己的阅读理解水平甚至是整体的智力水平。如果阅读女作者的作品，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共鸣，会感到自己的感受是好的，是有同类的，也会感到自己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是相当OK的（而且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可能会发现男性出现严重的阅读理解障碍，我们经常需要向男性解释“这个女作者到底在表达什么”）。

并非自然的“男女有别”

典型男性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呢？

根据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的结果，人在出生时的共情能力不存在性别差异，所以不仅女人是“被文化塑造成了女人”，男人同样被塑造得迷失了自己。

Carol Gilligan与Naomi Snider合作创作了《为何父权制如此顽固》（Why Does Patriarchy Persist?）。她们在访谈中发现，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了说**“我不在乎”（因此否认了自己的一切身体感受，特别是同理心），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了说“我不知道”，虽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感受，但是被剥夺了对自己感受的解释权**，他们说她们是在“寻求关注”、“捏造事实”、说她们“是施暴者的共谋”，只有在她们/我们（WOMEN）的语言中，我们的感受才可能找到共鸣、获得确认。我们寻求的是我们应得的关注，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关心属于我们自己的事实，没有任何人（包括我们与多数善良而普通的男人）想要成为“施暴者的共谋”，不是因为我们穿了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才招致了暴行，我们成为受害者、被噤声者，只因为我们是女人。

当然，男人说出的话同样并不完全出自他们自己的身体。一个好朋友说：“男人那些看似高大上的文字其实是通过概念和概念间的联系和跳跃，塑造自我主体”，这让我深有共鸣。

他们利用别人（已死的或虽然活着但已经被挂到墙上的更有权力的男人）所创造的规则来“自欺”，假装自己有主体性，但没有看到自己“本来”就有的主体性；他们不相信自己“本来”就有价值，才会将自己与某个外在的价值体系进行对照，结果是越对照越不自信，越想要更深地融入那个系统之中以获得庇护；他们需要为了这种庇护而持续地向Big Brother证明自己，越是证明，越是能让人看到他们内在的孱弱与自相矛盾。

在传统母系价值观中，人本来就有价值，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人也可以不与母亲分离，不用忍受那种“像炮弹一样被抛出子宫”的痛苦。

男人本来可以与女人一样与自己的身体同在，与大地母神同在。在将女人定义为“非人”的同时，他们也否认了自己的母亲，否认了自己的根本，从此将自己抛入了无尽的虚无。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与前任分手时，被多数男人及一些女人公认“才华横溢”的前任曾经“友善”地提醒我：“你的文章里只有‘我’，只有你的一厢情愿，太空洞了，你需要很多的理论依据来支持你。”多年以后听录音，我才发现，“权威的理论”/“概念”成了他们的世界中的唯一实在，他们在这种自我规训中放弃了自己的身体与身体性，变得不再拥有感受自己及别人身体感受的能力，所以反而认为我的血、泪与心跳凝结成的文字是“虚”的，而他的“概念游戏”却是实在的。

或许我们谁都不需要说服谁，谁都不需要模仿谁，知道我们（WOMEN）与他们不一样，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自己的痛苦，相信自己血、泪、爱、愤怒与欢乐都足够真实可信，就够了。

他们从不提及自己真实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或者说，他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愤怒、虚无与绝望，他们因为缺少爱人的能力而无法感知到身边人为他们付出的真实的爱意与尊重，才会认为我们口中的“爱”只是一种“控制手段”。

我们不需要向他们证明自己的“爱”真的是“爱”。同样地，任何受害者都不应该被迫自证清白。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感受没有错，他们的批判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也没有错，我们确实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中，女人理解男人比男人理解女人更容易（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男人的感受与思维），但对于许多顺直男无法理解异类/异性的事实，我们可以胸怀慈悲，然后保持距离，永远不要尝试自我证明，就像我们无需对牛弹琴，更无需向牛解释乐理一样。

我也知道，包括我的一些好朋友在内的男性是渴望理解女性的世界的，他们发自内心地想要拥有一段真正平等的亲密关系，也想与自己的母亲实现更好的联结。对于这样的男性伙伴，我想说：

去读女作者的书、看女导演的电影吧！唯此，你才有可能看见真实的女人，而非某些男人臆想出来的“圣母”、“圣女”或“暗黑女巫”。

[英]安·奥克丽《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图书封面

看见女人

女人在「求关注」时，非常容易被批评并被认为有罪，因为父权认为女人在二十四小时新闻循环里，只能占据五分钟的时间。

……

广播：整体而言，播报新闻的女性占比25.2%。

报纸：整体而言，报导出版新闻的女性占比38.1%，……没有一家出版媒体达到性别平等。

在线新闻：署名者为男性占比53.9%。

通讯社：在两家主要通讯社中，女性报导的新闻占比为37.6%。

我说的配额五分钟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啊！

电影：……只有30.6%是开口说话的女性角色，……在30.6%分配给女性开口说话的角色中，**只有29.3%来自代表人数远远不够的种族或民族，**2.5%具有行为能力障碍，少于1%是LGBTQ社群的成员。

来自《女人与女孩的原罪：粗话、野心及欲望，是女性可以拥有的吗？》

看见女人，男人将有可能享受到更有品质的来自母亲、女伴与女性好友的爱和更广阔的世界，女人则可以离“真实自我”更近一些。

前阵子我的一位男性好友试图证明他“并没有刻意不看女作者的书”，我说“只要你不刻意寻找，就会看不到”，他想反驳我，便把自己的书架拍了些照片发过来，结果只有两本女作者的书，而且作者名字都被翻译得非常男性化，如果不是因为我很熟悉女作者、眼尖指出来，他差点儿承认“我确实只有男作者的书”了。

这两本书都没有拆塑封。

他没有读过任何女作者的书。

不止是他，许多女人也一样。

人无法向往从未见证过的可能性。或者，按莫娜·艾塔哈维的说法，“你需要看到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没见过女拳击手的女孩不会梦想成为拳击手，没见过女总统的女孩也不会将至高权力放到自己的愿望清单里。我幼时见识过的唯二工种是农民与教师，所以我一度坚定地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到十七岁才第一次与心理咨询师交流，可惜对方是男性，所以我依然不认为这个工种与我有关，直到二十五岁读了**《女心理师》**，我才发现，哦，这好像也没那么难。

我们需要在大众媒体看到更多类型的女人。我们需要看到多元的好女人，也需要看到多元的坏女人，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女科学家、女心理师、女哲学家、女政治家、女数学家、女物理学家、女化学家、女画家、女导演、女编剧、女建筑师、女律师、女作家……才有可能在看到种种“貌似厉害”的标签时，更自然地尝试将自己与这些标签建立关联。

我们还需要更为谨慎地对待文字。

叙述即引导。使用文字的方式便是我们塑造并强化刻板印象的方式。例如：

《埃及艳后》（Cleopatra）的更准确翻译是“女法老克利奥帕特拉”。她是女王，是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在任何人的“后”面。没有人评论男王时首先关注其性行为历史，“艳”这一个字便体现出了译者的狭隘与厌女。

《海蒂和爷爷》（Heidi）的准确翻译是“海蒂”。主流翻译会引导人高估“爷爷”，但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女孩成长，非要说哪个人对海蒂影响深远的话，克拉拉与海蒂之间的女性友谊显然比电影里的一切其它关系都更有力量，这友谊直接滋养了一位文坛新星的诞生。“海蒂与克拉拉”或“文坛女明星的童年”都是更鼓舞人心的翻译方式。

《摔跤吧爸爸》（Dangal）的原意是“摔跤”。主流的翻译让英雌女孩消失了。这部电影主题也是女孩成长，翻译成“摔跤吧姐妹”更贴合原意，更有助于修正世界对女孩的刻板印象。

《泳者之心》（Young Woman and the Sea）的更好翻译是“女人与海”，但就像“摔跤”一样，隐去性别让信息变得“中性化”，但当天平本来不平衡的时候，“中性化”的潜台词就是“向相对特权者倾斜”，几乎没有人会在看到“老人”时想到“这有50%的概率是老女人”，我们已经习惯了默认“老人”就是“老男人”、“泳者就是男泳者”。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把“女”字大大地写在脸上的作品，需要在一些看起来中性的名字后面加上“（女）”，因为我们（WOMEN）需要榜样。

我们需要阅读到更多女作者创作的讲女女感情的文字（包括但不限于母女关系、伴侣关系、非伴侣的同居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老妪与少女的忘年交……）。

女性的力量

典型的女作者的文风又是如何呢？

一位好友在读女哲学家Sarah Perry的作品时说：“哇我真的很喜欢作者诉诸直觉、感受、日常经验的部分…比哲学术语和弯弯绕逻辑好接受多了！”

她在读萧红的“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的时候泪流满面，说，“不管是严冬‘封锁’了大地，还是大地‘裂着口’，都给读者一种拟人的感受。”

在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创作了《我的阿勒泰》的李娟的文章。许多人对李娟的评价也是“难为她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早期我也会觉得她们是“有技巧性地使用了一种好的修辞手法”，但后来当我听别人说我的作品“使用了某种修辞”，再回头看她们的文字，我发现，她们只是讲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而已，绝不是（男）精英式的“为炫技而炫技”，而是完完全全的真情实感，所以才会让与她们类似的许多女人感同身受——我们不是只在某些时候偶尔共情天空或大地，我们是本能地共情整个世界的一切，随时切换到万事万物的视角之中。这种能力正是大地母神最伟大的承载力与包容力所在，正是“厚德载物”的具体体现。

我自己人生的第三个十年早期是被逐渐剥夺的过程——许多男性对我说：“你的文字太空洞，不够深刻，推理太不严谨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有努力追求“严谨”，后来才发现，那些批判我的人的不理解我文字中对人类情绪情感的阐述，又高傲地认为自己不可能“有缺陷”，所以要么贬低我“只是文艺性地炫技”，要么批判我“关注的焦点太过细枝末节，不够有大局观”（这种说法与“月经相关的都是小事，解决男性问题的都是大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种否定让我一度不敢动笔，一直到35岁秋天读了Chanel Miller的《知晓我姓名》，那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只是在表达一个真实的女孩在经历了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之后慢慢自救的心路历程（当然，我知道许多男性依然认为这本书“讨论的问题太小众、太无关紧要”），她描述的每一点感受都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因为她的叙述而重新燃烧了起来。

读的过程中，我终于领悟到：或许永远有男性“权威”批判这本书或是《看不见的女人》不够深刻或是“太琐碎”，但永远会有女孩从她们的作品获得力量。

她或许永远拿不了任何男裁判颁发的奖章，但她是激励我重新写作的最重要的人之一。

这个比我还小的女孩是我的榜样。

而我也可以像她帮到我一样帮到更多与我类似的人。

她让我相信，我当下的文风就是“足够好”的。

而相信自己“足够好”的我，在再次面对人生风雨时，不仅感受到了“自洽”，拥有了更多处理复杂问题的勇气与力量，还慢慢地为后来人撑起伞来——来伞下休憩的不仅有女孩和女人，还有形形色色想要寻找并获得内心的安宁、想要拥有健康的爱情与友情、想要释放出内心本来就有的女性气质、想要活出更广阔的人生的男性与非二元性别者。

“女性气质”本身就是个虚构的概念。不谈已逝的未来，光是将摩梭社会的现在与“主流”的生活做比较，我们都能感受到“性别差异”的虚幻。

如果所有想与女孩恋爱的男孩们都读过十多本女性创作的爱情故事，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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