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生命做调查，中国最有良心的记者之一_风闻

作者 | 奔跑的奔 杜锐峰

来源 | 大象放映室

7月2号，新京报发布《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引爆社会舆论的同时，也将调查记者这个稍显陌生的职业重新带回大众视野。

同样在北京，20年前，一个年轻人不惜从清华退学，也要留在刚创刊的新京报，他的导师没有阻拦，只留下一句话：

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后来，这个年轻人被称为调查记者的典范之一。

在非典后的医院走廊，在燃烧尽的大楼废墟，在建设中的三峡库区，他一次次向周围人介绍自己：

我是袁凌，一个记者。

1999年，袁凌研究生毕业，来到重庆晚报，正式成为一名记者。

那时，作为三峡移民工程的主战场，重庆15个区县和主城7个区累积搬迁安置移民近112万人，袁凌目睹一座座县城正在或即将淹没于江水之下，离乡的人，在挤得不能过人的船舱里，伴着旱烟、白米，与鸡鸭的气味，驶向新的家园。

他也目睹快速发展的城市滋生太多无奈与愤慨。

大街上，一个下岗工人在街头卖报纸，卖着卖着就被太阳晒死了；一个采访对象住在市中心，但屋子只是一个茅草屋，还有很多小偷光顾。

第一次见到小红萍时，她坐在一辆板车上。

小小的一团，头发剪得很短，有些看不出性别。似乎还有蚊虫的嘤嗡。她有些浮肿，让我有一丝心悸。问她家在哪里，叫什么，都不回答。她像是被阳光晒昏了。

这个八岁的小女孩，此前刚刚遭受两个老头和一个棒棒的侵犯，妇幼保健站的医生诊断，小红萍的子宫已经烂完了。性侵还诱发了心脏病，养父母没有钱治疗，只能拉回来等死。

袁凌忍着悲痛，走访到几个嫌疑人家中，可没有人愿意承认强奸事实：

天地良心，我哪会对这么小的女孩下手。

他只好折返回小红萍的家中寻找答案，他在沉默不语的女孩面前蹲下，看着女孩的眼睛说：

你想不想活！

小红萍吃惊地看着他，他又说：

想活就说实话，我来帮你。不然就没人能救你了！

这是超出职业限度的发言，但小红萍因此开口：

我想活。

稚嫩的声音中，她向袁凌讲述，那些被她称为“爷爷”“叔叔”的人是如何以一根棒棒糖为诱饵，残忍侵害了她的身体。

当天晚上采访结束后，袁凌立即将采写内容编撰成稿，这篇名为《谁来搭救小红萍》的报道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舆论反响。

但就在袁凌和同事决定继续跟踪进展时，第二天午夜，一通电话打来，小红萍去世了。

这个消息太过突兀，使他第一次感到一种强烈的遗憾，后来他写道：

没有遗言的死者总是更多……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

2003年9月，袁凌离开重庆来到北京，此行缘起，是他考上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只不过这条学术之路，在开学报道第一天就出了意外。

到清华的当天，我在跟一个朋友见面，结果在座正好有一位前辈，他被邀请到新京报去，我就知道要有一个报纸要在北京创办了，而且号称是“横空出世”，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这么一个报纸。

播客《忽左忽右》

所谓“横空出世”的《新京报》，是由南方报系和光明日报联合主办，中国第一家获正式批准的跨地区联合办报试点报纸。

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袁凌立刻隐瞒学生身份报了名，四年记者生涯，让他成功通过了面试，成为《新京报》首批深度报道部记者，更大的城市和平台，很快带给他全新的挑战。

2003年，SARS病毒来势汹汹闯入北京，当年下半年，非典康复者开始出现骨坏死现象，各种流言蜚语，人心惶惶。医院粗略摸排，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患股骨头坏死的比率竟接近一半。

为了做好这个选题，袁凌花费很多时间去寻找事件当事人。

每天，他都从清华宿舍出发，骑车从城郊的北五环一路骑到主城区西城、东城，在各个场所，医院、停尸房、疫病区寻找所有有可能与此相关的报道人群。

但在采访过程中，阻碍无处不在，为了避开“麻烦”，有人将病人偷偷藏起来，也有人用言语侮辱他，他一边忍耐，一边在重重阻碍中寻找一切真实而有力的信源，两个月后，一篇《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见诸报端，这是新京报创刊的第一篇调查报道。

文中，袁凌既采访了北京抗非典期间一线医护人员兼患者，也接触到了研究骨坏死相关课题组的组长、传染病学专家，甚至还有钟南山院士。在展示普通人患有病痛的同时，客观展现了学界对于SARS病毒、激素、与骨坏死三者关系的不同讨论，扎实的调查与冷静克制的语言引发业内人士盛赞。

但此时的袁凌没空接受表彰，因为创刊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湖南衡阳大火现场。

2003年11月3日凌晨，湖南衡阳一所大厦发生特大火灾，火灾导致大楼垮塌， 20名消防官兵葬身火海。

他每天蹲守在现场，见人就问，在与住建委一位官员交谈完后，袁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疑问：

按照《国家消防规范》，钢筋混凝土结构经火焚3小时后会遭破坏，而在火灾发生足足4个小时后，这样危险的时间点，20名消防官兵为何仍滞留现场，并最终酿成惨剧？

这个问题是如此微妙，但袁凌毫不避讳地开口向社会发问：

我们的消防体制，是不是存在问题？

虽然最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火与此有关，但他觉得，对细节的披露和反思越多，未来可能的悲剧才会减少，这是导师教他的最后一课——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有一回，袁凌暗访三峡库区建设中重庆奉节新城建设的圈地乱局，这原本是另一位同事的工作，但那时他们刚到奉节，就听闻当地发生了两起刑事案件，一位局长连车带人被人推到长江，还有一位林业局长因铲除当地黑煤窑，刚下班走出办公大楼就遭遇砍杀。由于担心被报复，同事决定放弃选题，袁凌独自接手工作。

还有一次，他暗访武装持枪团伙组织当地村民种植罂粟事件，在深夜两三点钟，被十几个盘查人员堵在宾馆里查问身份，袁凌急中生智拿出清华学生证才躲过一劫。

事实上，在20年前的新闻界，袁凌只是众星中的一员。

他的同伴里，有报道定州征地血案的中国经济时报王克勤，有报道地沟油事件的南方都市报邓世祥，有调查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大火的李玉宵，有揭露三鹿奶粉三聚氰胺超标的简光洲。

但在这样优秀的同行里，袁凌仍算是特殊的一个。

他像游荡的吟游诗人，走过一座座繁盛或落寞的城市与乡村，把矿工、商人、孤儿、农民的故事记在纸上，然后传唱四方。

记，这个简单原始的动作，既是袁凌赖以生存的技能，也是他面对社会和人性中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解。

袁凌的故事未完待续，他不仅是优秀的调查记者，也是中国第一批非虚构文学作家，本期视频是《寻找·袁凌》系列的节选预告，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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