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改革可以持续近半个世纪？_风闻

                                                   张居正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基本没有超过一代人的。以商鞅改革、王安石改革和张居正改革这三大改革为例，都是这样。

先看商鞅变法。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开始，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失去君主支持，最终被秦国贵族追捕并处以车裂之刑止，差不多21年。

再看王安石变法。自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变法结束，总计16年。

最后看张居正变法。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被任为内阁首辅变法正式开始，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明神宗开始亲政，张居正的改革措施逐渐被废除，变法时间不足10年。

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场改革，持续的时间在9-21年之间就匆匆结束了，没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

作为对比，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46年，很快突破半个世纪的时间，还在“蓬勃”发展，为什么当代的改革可以持续如此之久？

秦国改革是最成功

从简单逻辑推演，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了，无需再推出新政，因此改革结束了；二是被改革损害了利益的集团还有强大的力量反扑，绞杀了改革，因此改革终止。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先看商鞅变法。主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之时，秦国是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变法前的秦国，历经秦厉公、秦躁公、秦简公和出子等君主，贵族侵凌公室，干涉君位，多次发生内乱，导致秦国君权削弱，国势日衰。各国乘机侵夺秦国。魏文侯任用吴起等名将，夺取秦国河西之地，楚国则攻占了汉中之地，东方各国都看不起秦国。这种形势下，经过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世袭奖励耕战、搞郡县制由中央直接按亩征税，秦国已经变为强国，标志是秦国获得对魏战争的一系列胜利。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国趁魏赵大战于邯郸之际，从背后攻打魏国，斩首七千，夺取了魏的少梁；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趁魏国军队胶着在与赵、齐、楚等国的战争中，带领军队长驱直入，占领魏国旧都安邑；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惨败，国力受损严重。秦孝公派商鞅率领大军进攻河西之地，商鞅诱捕了魏国主将公子卬，一举打败魏军，夺回大部分河西之地。同年，秦孝公逝世，秦惠王继位后，于公元前330年收复了被魏国占领的全部河西地区。

所以，对秦国而言，商鞅变法的目的已经实现。秦惠王继位后虽然杀了商鞅，但商鞅变法的国策，基本被完整继承，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改下去了。

王安石改革实际迁延半世纪以上

再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初始目的，一是解决辽和西夏的军事威胁，和由“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的面临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核心在财政。

那么王安石变法前后的财政目标达到了吗？据考证，宋神宗执政初期国家财政收入约5060万贯。到了哲宗元佑之初，政府的财政收入按苏辙在《收支叙》中列出的户部左曹的约7500万贯，加上户部右曹经理的估计约3000万贯（无记载，按元丰七年（1084年）户部右曹掌管的主要收入如青苗钱、免役助役钱、坊场钱、市易钱以及铸钱监每年新铸之钱等，合计起来约有3100万贯推算），财政整体收入已增加到1亿贯，基本翻了个番。

王安石之后，大宋实际上在废除与恢复新法之间不断横跳。高太后临朝听政后，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大多被废，史称“元祐更化”。然后等宋哲宗亲政后，又重新起用变法派，恢复了部分新法。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再次行新法，搞盐茶专卖、括田增租、铸造大钱（实际就是搞通胀）、垄断珠宝贸易等，财政收入“比熙宁又再倍矣”（叶适《水心别集》卷四）。

对于北宋反反复复的改革而言，强兵的目的从未实现，但靠商业税为核心的财政增收措施，大宋还是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苟延残喘了很多年的。

因此，王安石改革开启的北宋改革，你不能说他成功，也不能说他不成功。正因为他介于成功与不成功之间，北宋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变法开始，到蔡京于 1126 年在流放途中病死，也经历了 57 年。

张居正变法成功但被反攻倒算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仍是财政，其效果也非常显著。财政从张居正上台前收不抵支的情况。据户部统计，隆庆元年（1567年）底，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

但经历张居正改革后，情况完全改变。根据《万历会计录》的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有150多万两白银赤字。但到万历六年（1582），“府库充溢”，“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时人评价道：“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等张居正死时，财政局面完全改变：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可用，已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正是张居正改革，支撑了万历三大征1160万两白银的庞大基础耗费。1573—1620年年间，万历帝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耗费200万两；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780万两；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180万两。

所以，仅从张居正改革的短期效果看，改革非常成功，财政状况彻底扭转，财政也带动了军事上的内外成功。

但是，张居正是在万历帝年幼时“一手遮天”搞新法的，对小皇帝造成巨大心理。等他死后，小皇帝亲政，从权力角度反攻倒算，连带新法被废。万历三大征成了明朝最后的余晖，大明也自此走向衰亡。

中国当代改革与历史上所有改革大相径庭的秘密

从历史上看，解决收不抵支的财政问题，以财政改革为核心，一定是所有改革的绝对核心目的。

但是，中国的改革的起点，跟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不相同。改革开始哪一年，1978 年，国家财政收入 1132.26 亿元，财政支出 1122.09 亿元，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略有结余。而这，并非这一年的短期情况。从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到1979年12月中国政府接受外国政府第一批贷款为止，中国一直保持既无外债又无外债的局面。并且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和印越等多国交战，从无败绩。

这，本是历史上历次改革想要追求的改革终点。但，这却是中国改革的起点。

到2023年底，按照政府数据，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计债务规模70万亿，占GDP55.56%。这本是历史上所有改革之所以要进行的起点。

这正是中国当代改革与历史案例对比，何以坚持将近50年的最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