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64年的春节谈话，透出摆脱“孤立”历史的玄机_风闻

“(与苏联的)生意也可以做一点，但不能太多，因为他们的机器一贵二笨。他们一套化肥设备，一千八百吨重，要占三千多亩地，用三千多个工人。意大利的只有一百八十吨重，占三百亩地，用三百个工人就可以。（××插话：质量还差。）是呀！质量差，还要留一手。一笨，二贵，三重，四留一手。我们和他们作生意吃亏，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点商业道德。

……

“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春节座谈会谈话

2023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了958.7万辆和949.5万辆，占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4.8%，远超美欧。

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更在2023年第四季度达到52.6409万辆，其美国竞争对手特斯拉的同季度销量为48.4507万辆。比亚迪首次摘得纯电动车全球销量桂冠。

新华社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4年1至5月，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138.4万辆和1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5%和8.3%。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392.6万辆和38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0.7%和32.5%，市场占有率达33.9%。实际上已经有报导，现在中国产销的每两辆汽车有一量是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将取代燃油车，已是汽车行业的大势所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形成了从锂矿、电池、零部件到整车的全产业链，掌握所有的核心技术。这是中国在高科技大众消费品领域首次在一个重大行业领跑全球，没有任何受制于人的技术瓶颈。

汽车行业自问世起便是工业制造的一个高技术产业，具有繁杂的产业链和众多的从业人员。几乎所有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发达国家都有汽车制造业，对于最发达的汽车制造国家，汽车行业的产值能占到整个国家GDP的20%。可以说，失去汽车制造业，意味着许多欧美国家经济的降级。反过来，发展起来的汽车制造业也能提升中国的经济级别。所以，中国从一个汽车制造业落后的国家，借助新能源车一跃成为新汽车制造业的领跑者，的确对欧美日的汽车产业构成了威胁。引用一句马斯克的话：中国的电动车制造是如此优异，没有贸易壁垒的话，中国的电车制造公司可以轻易摧毁世界上的其它汽车制造公司。这话说完没多久，特斯拉电动车便开始了一轮降价，曾经的电车龙头老大也撑不住了。

面对中国新能源车带来的冲击，美国财长耶伦从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胡乱挑了一个专用名词——产能过剩——按在了中国新能源车上，算是给美国增加100%关税找了个理由。这个理由太不着边际了，招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驳斥：只要中国产的新能源车能卖掉，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并指出这是任何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另一个公开场合，普京直说到：美国之所以禁中国电动汽车只是因为中国电动车的质量太好了。

美俄两国政治人物就中国电动车的隔空交锋，意味着中国新能源车的冲击性影响已经超出了汽车制造业，外溢到地缘政治领域。

普京为中国电动车所作的辩护并非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应该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深层思考的结果。按照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说法，有一次独联体国家总统们一起开会，讨论到中国时普京突然说——中国人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规划和管理。然而，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不计后果地涌入市场，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中国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这要归功于他们没有放弃规划——注意，普京在这一段话里否定了纯粹的市场，强调了规划。

在最近一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普京做了如下阐述：“对中国和美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但相当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比美国模式更有效”，普京指出，这一点已成为俄罗斯专家的普遍共识。

普京主政俄罗斯以来，一直孜孜追求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北约前两次东扩，普京都忍了下来，就是因为俄罗斯经济不振，缺乏与北约对抗的信心。这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结果，把西方模式当作经济发展模式的不二之选，自然会推行重欧轻亚的经济发展战略，致使俄罗斯在过去30年振兴乏力。

2022年2月的俄乌战争是个分水岭。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因为美欧日的制裁迫使俄罗斯采用向东看的战略。但是，这其中也含有俄罗斯主动选择的因素。

就在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之前半个月，普京访问中国两天并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从时间上看，俄罗斯已完成了靠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应该已经确定了进攻时间。但是，普京在这次访问中对此只字不提，而是全力提升与中国的实质关系。普京是在为与西方关系全面决裂之后、与中国开展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做准备。此后，俄罗斯向东看的战略迅速果断，体现出坚定的执行力度，依据的正是对中国崛起的信心，也就是普京所说的：“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但相当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比美国模式更有效”。这一认知让俄罗斯对失去西方的遗憾大为减少。如果还膜拜西方模式的话，这一次分离便会是凄凄惨惨切切，一步三回头。然而这一次俄罗斯表现出来的却是毫不留恋、大步离去的决绝姿态，好似胸有成竹，这个成竹就是有成功新模式支撑的中国。向东看就是看中国。

“规划和管理”，而不是不计后果、不顾一切地涌入市场，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那么，什么是普京眼里中国模式中具体的“规划和管理”呢？

这就必须提一提《中国制造2025》规划。虽然中国一直实行5年规划，但最引人瞩目、也是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中国制造2025》。这是中国于2015年出台的一份规划，旨在用10年时间、在10个关键工业领域实现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今年4月，香港《南华早报》通过官方数据以及其他权威数据，对这一规划的进展进行了梳理，发现规划涵盖的10个关键领域里的200多个目标已实现了86%以上，其中包括5G及通讯设备、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尤其是电动车、可再生能源等一些项目远远超过了规划所定的目标。

所谓“规划和管理”就是制定和施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成功实施，就会产生规划中的领先技术和产业。没有产业政策，只有市场，市场就会被别人的技术和产品占领，成为别人的市场。

显然，普京屡次提及中国电动车不是偶然，想必对《中国制造2025》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2025》正好经历了2018年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以及紧随而来的科技战，给这份规划平添了超越单纯产业政策的地缘政治意义。

如果世人不健忘的话，应该都还记得川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目标指向就是《中国制造2025》。用美国时任商务部长罗斯的话：《中国制造2025》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时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更是直言：加征关税毫无疑问将直指《中国制造2025》。川普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就是从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开始，然后是中端技术产品，最后剩下未加税的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加掩饰地露出要把中国锁定在低端产业的用心。

如今，《中国制造2025》的执行结果出来了。在川普和拜登两届美国政府动用关税和联合盟国的制裁打压下，86%的完成度已足以证明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失败，制裁打压的无效。考虑到离规划完成的2025年底还有约一年半的时间，届时规划的完成度还将提高。

看到这一结果的普京下结论说，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尝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问题来了：为什么比中国先实现工业化、比中国先搞计划经济的苏联以及俄罗斯没有找到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却由曾经是苏联的学生和徒弟的中国发展出一条把规划和管理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俄罗斯眼中甚至比美国模式更好、更为高效？

1964年为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

1月27日，中国与法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半个月后，毛泽东召集春节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还有一些民主人士。座谈会全程主要是毛泽东讲话，与其他人时有互动。讲话中毛泽东提到此前收到苏共中央来信，信中提出恢复向中国派遣专家。这说明赫鲁晓夫对于他此前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的做法心生悔意。毛泽东问在座各位的意见，都表示不敢要，怕来了以后再撤走。毛泽东表示跟苏联生意可以做一点，但不能太多，因为苏联的机器又贵又笨。毛泽东举了个例子，同样一套化肥设备，苏联的1800吨重，占地3000多亩，要用3000多工人。而意大利的只有180吨，占地300亩，只用300工人。毛泽东总结说：跟苏联做生意吃亏，还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做生意。刚刚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就急着要跟法国做生意了。

1959年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标志着中苏的军事同盟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就差公开决裂了。而次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则标志着中苏经济关系的破裂。中国本来就遭遇西方的封锁，这一下在国际上彻底陷于孤立。

从1959年中苏交恶到1972年中美和解，中国在世界上经历了十三年的孤立时期，即与世界上重要国家没有密切联系。于是，1972年的中美和解就被许多人解读为中国为了摆脱孤立状态而与美国和解，基辛格就持这种观点。更有自以为是者认为毛泽东因为惧怕苏联而与美国和解，联合美国抵抗苏联，把中美和解完全归结为安全因素。

然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颠覆了这种解读，打开了最贴近这段历史的一个窗口。

毛泽东这段谈话告诉我们，至少在1964年，中国有这样一种选择：接受苏联提议，重新接受苏联的援助，修复与苏联的关系，从而很容易地摆脱完全的孤立状态。然而，这段谈话同时告诉我们，毛泽东拒绝了这一选择。除了对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的厌恶、不信任这个原因之外，苏联工业技术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曾把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比作一张白纸，要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苏联的工业技术不是最先进的技术，配不上他想要的那张最新最美的图画。

任何技术都是从某种经济模式中孕育产生的。早在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毛泽东便不看好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为此曾亲自听取执行部门的汇报，经过一番思考研究，写出了堪称经典的《论十大关系》。此后，毛泽东没有继续围绕经济模式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家安全和台湾问题之上。然而，从他领导中国此后走过的路程来看，他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与法国建交是中国打破西方封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当年被世界舆论誉为“外交核爆炸”。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师。但在与法国建交过程中他丝毫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反而打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毛泽东急着与法国做生意说明，中法关系中他看重的是法国的先进技术。

此后8年，意识形态继续被打破。1972年，毛泽东在北京接待了尼克松，22年的中美关系坚冰终于开始融化。毛泽东在此后的每一次会见美国领导人时，都把提升两国的贸易作为主要的谈话议题，而在美方最为关切的反苏议题上虚与应付，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放空炮”。

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决策拍板，从美、法、德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启动一轮大规模引进先进的民用技术和生产设备，这就是著名的“43方案”，其中包括毛泽东念兹在兹、比苏联设备先进的13套大型化肥设备。

能产生先进技术的经济模式一定有值得学习和研究的优点。按照毛泽东一贯注重调查研究的特点，这一轮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之后，他一定会调查、研究西方的经济模式。很可惜，天不假年，他没有时间这么做了。然而，1964年他留下了一句话：

“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他以这句话结束了64年的春节座谈会。这句话正是毛泽东自己一生的写照，也被他领导的党和国家所继承。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想要发挥创造力，就必须先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不受限制的创造力基于完全彻底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需要政治上的独立来保障，政治独立则要依靠军事力量的支撑。陷于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事能力不足以维护政治独立，长期受到西方的压制，造成精神上的创伤，接受了低人一等的地位，甚而自我矮化，以致抑制了自己的创造力，只能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上成为附属西方的追随者，处处落后。为了摆脱这一命运，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斗争获得国家政权，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进而获取、培养精神上的自由，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迅速发展的道路。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度过的一段“孤立”时期的历史，面对以美国为首组织起来的封锁围堵新中国的西方阵营，毛泽东没有因为愤怒、厌恶而拒绝与之交往，而是本着对最先进技术的渴求，采用迂回侧攻的外交战术，以平等的、不失尊严的方式，锲而不舍地一个一个击破：先打开与法国、英国等西方重要国家交往的关系大门，最后打开美国的大门，达到与西方交往，进而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的目的，为中国此后实行改革开放、探索新的经济模式创造了机会。或许，这也解答了为什么他没有继续研究苏联的经济模式：与其花大力气在一个产生落后技术的经济模式里修修补补，不如直接去接触、学习、研究一个能产生先进技术的经济模式。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摸爬滚打，在学习过程中没有迷失自己，没有放弃对最先进技术的追求，依靠独特的把管理和规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产业政策，后来居上，开发出电动车等一系列领先世界的技术和产品，获得了丰硕成果，标志着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路子。

反观苏联，由于领导人缺乏敏感和远见，长期处于落后的经济模式而不自知，导致最终解体的结果。对比中国的成功经验，苏联的失败首先是领导力的失败。如果要追究领导人的责任，斯大林无疑要担负首要责任。他制定执行的严苛死板的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基层的积极性。继任的几任领导人也难辞其咎，他们都没有能够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更糟糕的是出了赫鲁晓夫这种自己不思改变，反而对探索不同道路的中国妄加干涉，甚至用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来胁迫中国就范，骄横昏聩，搞砸了苏联的经济，也搞砸了中苏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下结论，苏联的失败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失败。计划经济体制排除了竞争，导致效率低下。苏联军工、航天等部门因为与美国竞争成为苏联技术发展的亮点，而整个民用经济却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而乏善可陈。苏联之所以排斥市场因素，可能与沙俄历史上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有关。沙俄从封建农奴制进入资本主义，还未发展起来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从未尝到过市场经济成功的滋味，加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把西方的市场经济视为腐朽没落的经济体制加以摒弃，把计划经济当作赶超西方的捷径，在一条死胡同里踉跄挣扎，直至栽倒。

毛泽东没有迷信苏联的意识形态教条，他敏锐地察觉到苏联体制的问题，运用他的政治天才，巧妙地与苏联分道扬镳，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羁绊，使中国避免了苏联的命运，打开了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交往的大门。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意志和智慧，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毛泽东的继任者也没有迷信美国的意识形态教条，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和产业，不懈探索，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创造出技术和经济快速赶超西方的发展奇迹！

苏联的失败，使俄罗斯失去了创建自我发展模式的自信，三十年来跟在欧美所谓的自由主义模式后面亦步亦趋，经济难有起色。俄乌战争并不能解决俄罗斯的发展瓶颈问题，中国的成功模式使俄罗斯幡然醒悟，向东看是俄罗斯今后要做的关键功课。

相比俄罗斯，美国领导层对中国模式的反应显得更为敏感且极富戏剧性。2015年，《中国制造2025》一经颁布，就受到美国政经界的关注，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挑战和威胁。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以《中国制造2025》为目标，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2021年，拜登继任总统，见贸易战效果不彰，马上着手制定了三个法案：《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芯片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这三个法案的实质都是用政府资金去投资、补贴新能源、芯片制造等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总金额达到2.2万亿美元，可以看作是美国版的产业政策。美国想要拿回曾经属于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也要用产业政策的手段。三个法案在国会迅速通过，说明一向指责中国产业政策的美国政客们，一旦发现中国的产业政策管用时，能够立刻抛掉所谓不干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面纱，模仿对手的做法，行事速度比俄罗斯快得多，尽管嘴巴上仍旧骂骂咧咧。

有一点需要认清，美国的产业政策不仅仅涉及美国，还涉及到美国的盟国。作为西方盟主，拜登可以强迫盟友——包括中国台湾——把最顶尖的技术进贡给美国。这也说明流出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并非是无序流出，而是流向美国的盟国，仍在美国的控制范围之内。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实际上并非只是中美两国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与整个发达国家群体竞争。

高关税是经济技术落后国家的特征。中国曾经用高关税来保护自己落后的技术和产业，现在轮到欧美对中国的电动车高筑关税壁垒了。攻守异势。这是大潮开头，还是昙花一现？将取决于未来各国产业政策的相互较量。不管结局如何，产业政策已是全球的经济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