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与时代变局_风闻

共同的悲歌

7月16日，一则消息让全球都有点惊讶：特朗普选择了一位1984年生、从政不过两年的“年轻人”做竞选拍档。

J.D.万斯（J.D.Vance），和我同龄，生于美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五大湖地区米德尔敦市，是一名投资人和作家，著有《乡下人的悲歌》一书。

这是我这几年写乡村问题时引用率最高的书之一，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就叫《乡下人的悲歌》的文章（此文发表于秦圈，2020年6月30日）。

2016年，从未从过政的特朗普杀进白宫，一度让美国主流社会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拿起这本书，了解到这群一直被他们所忽略的“乡吧佬”“白色垃圾”——后来被他们统称为“红脖子”，正是这群人的愤怒，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

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佳注脚，作者J.D.万斯从此名声大噪。

尽管是文化迥异的两个国度，但J.D.万斯笔下的美国乡下人，他们身上的顽强以及同样顽强的劣性，充满悲剧的命运以及对命运的反抗，被时代潮流裹挟以及向时代发出的呐喊，都让我感到似曾相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们的命运悲歌。

1930年代，J.D.万斯的祖父母生于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区（美国的“山西”，著名的煤矿地区），一处叫杰克逊的乡下。那里有乡下典型的贫穷、人情味、善良，以及同样典型的粗暴、逃避现实，并且“满是瘾君子”。

1950年代，祖父母加入美国“打工潮”，顺利逃离杰克逊乡下，来到俄亥俄州新兴工业城市米德尔敦一家钢铁厂，实现了第一代农民进城——战后全球重建，及美国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帮助成百上千万这样的美国农民过上了典型的城市中产生活，实现了“美国梦”。

全球初代中产的想法大概类似，生活安稳后开始卷教育。外祖父母理所当然地对孩子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去读大学，摆脱蓝领身份，跻身美国大城市精英阶层，“你们这一代人将来得靠自己的脑子吃饭，而不是靠双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米德尔敦市一家钢铁厂）来工作，那也只能是当一名工程师，而不是焊接车间的一名工人。”

然而“农二代”并没有朝外祖父母希望的方向发展。乡下人的基因一以贯之地传承：外祖母年轻时就是个叛逆少女，老了后就像电影《三个广告牌》里的米尔德里德，成了一个整天揣着手枪到处晃荡的暴躁疯婆子；

她的后代，老大没有考上大学，只获得了夜校文凭；老三16岁染上毒品，高中辍学草草结婚；老二，也就是万斯的母亲，本来最有希望上大学，结果18岁时怀孕结婚，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离婚，然后陷入反复的“恋爱-分手”“结婚-离婚”，频率高的时候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一个伴侣。

最让万斯痛苦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当他开始喜欢上某一个爸爸时，他却无缘无故地消失不见。

“美国梦”也好景不长。1970年代末开始，当“城二代”们进入社会，美国已选择“脱实入虚”，放弃制造业而选择利润更高的金融和高科技产业。东北工业地区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工厂或倒闭或迁移，城市迅速衰败、社区凋敝、机器生满铁锈，因此被称为“铁锈地带”。

万斯的母亲跟很多“城二代”一样，生活得并不如意。更要命的是，她还继承了“乡巴佬”们的暴脾气，喜怒无常，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车飙到飞快，还扬言要和车里的万斯同归于尽。万斯吓得魂飞魄散，停车后逃走还被母亲疯狂追赶。后来母亲又染上毒瘾无法自拔，一次因为工作期间毒瘾发作而被辞退，失业后更加歇斯底里。

万斯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眼看着也要变成一个问题少年。母亲对此视而不见，因为整个城市一片颓唐，有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都已离开，剩下那些留守家庭，“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从周围的社会得到人脉资源或社会支持”。

在米德尔敦市，公立高中有20%的学生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人不会拿到大学毕业证，几乎没有人到外州念大学。所有人对自己，同时也对身边的人不抱什么期望。

幸运的是，万斯的外祖父母，给予了他物质和精神上的庇护和及时的支撑，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万斯后来上了大学、参了军、又上了耶鲁法学院，成为一名投资人和作家……但是，即便已跻身前排，他也在多年后明白，那些“乡巴佬”的群体基因，譬如“习得性无助感”（以为自己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自己将来）、习惯性的逃避、愤世嫉俗、悲观怀疑等，将永远折磨着自己。

未来会变得更好吗？对那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未必。

“全世界的绝望和焦虑”

这是《乡下人的悲歌》一书的副标题。这个醒目的标题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是西方世界的灯塔，灯塔光鲜亮丽，可以照得很远，但往往自己脚下乌漆麻黑。不论现实生活、贫富差距，还是阶层、政治，抑或移民、种族问题，割裂日益严重，曾经风行世界的普世价值观，也日益面临内部挑战。

“乡巴佬”“红脖子”们日益愤怒，反精英主义抬头，造成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特朗普更直接点燃了这种愤怒，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开始浮出水面，愈演愈烈。

与之对应的是，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时，国人的惊诧，继而大量抱怨声音出现。而与我们的惊诧莫名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主流社会十分淡定，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迟到20年的必然的事情。

早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就批评克林顿的中国政策，首次提出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改为“战略竞争”关系，到他当选，未及兑现就遇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不得不转为对华合作。

此后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先是对华合作，一缓过劲来就转为遏制。直至特朗普上台，美国国政一旦稍微平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上这一板斧。随后的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无需上来就一顿批判这些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在传统全球化、精英视角看来，这些几乎与反智主义挂钩。

正如《乡下人的悲歌》所述，不论全球，还是美国内部，上述各种大分化和固化愈演愈烈。当美国梦不再激励人们，当精英越来越绅士、优良，而下层越来越暴躁、易怒，当“乡下人”们逃离了油锅却逃不过烈火，“悲歌”还在代际传承、看不到希望，沉默的大多数反身而出，便在所难免。

这种反抗又是全球性的。以往，美国还可以向全球转嫁发展成本，回血以支撑底层社会福利，随着全球各国的觉醒、实力的增强和反抗，美元潮汐收割日益困难，而一味“高科技+资本导向”又导致对大多数“乡下人”的价值的排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在欧洲，各国反移民、贸易争端等保护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英、法等国还出现政治大转弯。比如法国近期的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势力大涨，结果群众也很懵。

他们因为对现实和主要政党不满，不知道怎么办，但又必须改变，结果选出来一个让自己都惊讶的非主流极右翼政党。

时代已变。种种迹象表明，二战以来，以全球化、精英主义为导向发展至今，全球的“乡下人”都面临共通的命运和抉择。简单批判和压制他们的声音无疑是片面而愚蠢的，主流社会、精英阶层需要重新倾听“乡下人”，并在推进发展的同时改良社会对话、流动和分配机制，才是根本办法。

开启反思

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人类近现代史的主要脉络。全球化由大航海启动，现代化由资本主义萌芽启动，经过数次工业和科技革命走向成熟。

因此，“全球化+现代化+科技发展”，不断加快着人类社会的价值流通效率，几百年来，又累积出一个全球性的主要矛盾——社会收益日益集中和社会成本日益摊薄的矛盾，即在“全球化+资本化+高科技”助力下，社会收益日益高效地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而社会成本被日益高效地分摊给大多数人和自然环境。

全球皆是如此。

而上述各种“反智”思潮，本质都由这个矛盾引起。所以，越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精英群体，就越需要看到这股潮涌，就不应只是惯性地简单批评，而不去讨论、触及根源。

譬如粮食问题。在农业社会，一个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粮食供给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古代耕地面积、粮食作物种类和种植技术都有限，社会一旦稳定发展一段时间，人口达到耕地供给极限，人口与粮食的对立关系便开始紧张。此时，一旦遇上兵乱、旱涝、虫灾之类事件，脆弱的平衡告破，必然爆发农民起义，在王朝更替的同时无情地消耗一部分人口。如此周而复始。

按说，人类全球化、现代化几百年来，粮食生产和流通已不成问题，但缘何全球饥饿人口还在增加（2023年为7.35亿，‌相比2019年‌新增了1.22多亿）？且每隔三年五载就要酝酿一次粮食危机？

事实上，全球粮食危机的根源并非产能不足，而是产能过剩。历史数据表明，粮价越是剧烈波动的时候，往往越是与供求无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粮食金融化。

少数完成了农业产业化、金融化的国家，高效地掌握着国际粮食流通与定价权，资本为了逐利，往往制造粮价波动。——不要说收入分配，就连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粮食分配，全球化与现代化也始终未解决。

再比如著名的“二八法则”。工业革命以来，全球20%的发达国家及其人口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享受着80%人口的服务。但随着中国成功融入现代化、全球化并快速崛起，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个法则就可能变成“四六”。

未来，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还有可能走向“五五”，那还怎么“微笑”？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会接受真正的平等、共治吗？很难想象。要么就将中国束缚住，继续按在“二八法则”之下，显然他们已做出选择。

美国内部，平衡同样不断被打破。在J.D.万斯祖父母一代的推动下，美国梦本已基本形成“大城市工业中心-区域工业区-地方工业园”的相对平衡的城市工业格局。

随着工业经济成功“升级”为“资本化+高科技”，这套相对平衡、共同繁荣的体系逐渐崩塌。日积月累，中部铁锈地带形成，连五大湖区都快速衰落，人才和资源不断向东西海岸、尤其是西海岸聚集。

反过头来，其东西海岸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全球人才的汇聚，又阻止了普通美国人的进入，而美国向全球分摊成本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照顾到平民和落后地区，红脖子与特朗普、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纷纷由此而生。

而J.D.万斯也在采访中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如果他当选，将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在谈及俄乌战争时，他表示将推动俄乌和谈，“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这样美国就可以专注于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他还呼吁“广泛征收关税，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商品”……

全球化发展至今，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全球化的后进者成了拥护者，而原本的发起者们却成了反对者。

综上，人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经过七百余年发展，到了需要开始反思的时候。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越来越被证明很难代表“人类历史的终结”，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未必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否定全球化和现代化，而是要跳出传统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思维惯性，去动态反思和探索，在几百年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还有可能是什么化？

悲与喜

人类的悲与喜，其实是相通的。美国“乡下人的悲歌”，民粹主义的兴起，共和党激烈的保护主义政策，其实都不难理解。

虽然一定历史时期内，尤其对中国来说，阵痛必然明显，但放之于人类历史发展，又是可喜的——这样的反抗，主流与“乡下人”之间的互相倾听、重新融合与社会改良，都是必要且有益的。

那么我们呢？

好在，我们的社会改良早已在推进。从脱贫攻坚战役，到新型县域城镇化、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低碳经济、生态文明，再到一带一路，由内而外，正在探索整体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发展与分配的根本平衡。

对此，我们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而非按照传统全球化、精英主义思维惯性地简单评判。

去看到“乡下人的悲歌”及其时代变局，去尊重、融合与改良——而非死命抱着全球化、精英主义视而不见，才是人类未来向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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